大學生寫家史︱一手字，一顆心

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在我的童年記憶里，父親的形象總是與一種氣味綁定在一起——墨汁濃重且頑固的臭味。它從一只小小的墨碟中散發出來，爬上父親覆著薄繭的寬厚手掌，也彌漫在我被迫練習書法的每一個不耐午后。每當我手腕發抖、握筆歪斜時，這股熟悉的、刺鼻的氣味便會隨著他俯身指導的動作籠罩下來。

“字如其人。寫一手好字，給別人留下的印象就好。”

“字寫得好的人，做人一般也不會差。”

“心不夠靜、不夠穩的人是絕對練不出漂亮的字體的。”

那時候的我，并不全然明白這些話中的深意，只覺得不過是父親毫不謙虛的自我夸耀之語罷了。畢竟，“寫得一手好字”幾乎是所有長輩提起父親時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是對于他的，比任何職務或身份都更先能抵達他人的定義。

正（1976-1988）

1976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八十三周年，父親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興山縣峽口鎮琚坪村涼棚嶺的一戶清貧的家庭里。在這樣一個“有分量”的日子出生，成為他日后時時提起的驕傲。

父親名叫“先軍”，他的親妹妹名叫“先民”。“先”是他們的字輩，“軍”“民”二字則承載著他們的父親——我的爺爺張恒孝，一位兢兢業業的村黨支部書記，最樸素也最誠摯的寄望：“軍”“民”一家，魚水之情。

恒孝生于1949年11月，是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起來的一代。自小就品學兼優的他，念小學時曾作為全縣唯一的優秀學生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見。初中畢業后，恒孝因家貧輟學，轉而進入鎮上的供銷社工作，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補貼家用的重擔。

1969年，二十歲的恒孝響應國家號召，應征入伍，開啟了他長達七年的軍旅生涯。在部隊中，他訓練刻苦、作風優良，不僅練就了扎實的本領和堅強的意志，還因為表現突出，再一次獲得了毛主席接見的榮光。

1976年退伍后，恒孝毅然選擇回到涼棚嶺，投身家鄉建設。從大隊會計到黨支部書記，一干就是三十年。任職期間，他落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山林承包到戶經營；組織鄉親們投工修建村公路、架通輸變電線，幫助琚坪村于1980年實現了家家戶戶通電照明。村志里對他的描述是“對黨忠誠、廉潔奉公、堅持原則、處事公道、對村民和藹可親”。

1992年，峽口鎮政府組織村書記代表赴北京游玩，右一胸口佩戴黨徽的為爺爺

父親便是在這片被爺爺真切而具體的“紅色”精神所浸潤的環境里，第一次懵懂地握起了筆。他練字的紙，常常是爺爺寫報告剩下的公文紙背面；他伏身的那張方桌，也常是村子里公職人員議事的場所。墨的澀味、紙的糙感，屋內關于土地、莊稼和政策的鄉音，共同交織成他書寫生涯的最初語境。

那種來自家庭、時代，甚至是某種命運般日期的多重烙印——關乎“端正”“務實”與“責任”的啟蒙，早已先于任何筆法口訣，深深地融入他的腕底，浸入他的心神。筆下的“橫平豎直”與做人的“堂堂正正”，在這個家里，從來就是同一回事。

鋒（1988-1991）

父親的少年時代，是閃著光的。

沒有專業的技法訓練，沒有珍貴的字帖臨摹，他的書法全憑自己靠著熱愛和“一點點靈性”琢磨。一支普通的毛筆、一瓶廉價的墨水、一碗用來蘸筆的清水，就是他的全部工具。可偏偏是這樣的“野路子”，讓他的書法作品一次次在校內外的比賽里脫穎而出。初三那年，父親在一次面向全省的中學生書法大賽中榮獲三等獎——這對于當時閉塞又貧困的琚坪村來說，無疑是一件值得街坊鄰居紛紛登門道喜、談論好些天的大新聞。

出色的書法功底、良好的學習成績、清爽帥氣的面容，還有一位深受鄉親們敬重的村支書父親，這些閃光的元素都匯聚在少年先軍身上。那些年，盡管清貧、盡管艱苦，他整個人是容光煥發的，帶著一種昂揚的自信。

初中一年級在三游洞研學期間的父親

每天凌晨五點鐘就要起床，步行近三個小時的山路，才能趕在八點前到鎮上的初中開始早讀；爺爺每年八百塊錢的微薄工資在維持一家四口人生計之余，再也擠不出錢來購買當時稀罕的電視機，父親只能在放學后跑到要好的同學家里，去瞅瞅這件“新鮮玩意兒”；一份在今天的我看來不足為奇的水果糖或小餅干，在當時父親和姑姑的眼里也是需要爭搶的、不可多得的美味。但貧苦從未磨損父親的志氣，他依舊積極，依舊向上，那雙握筆的手總是穩的，那雙望向山外世界的眼睛總是清澈而明亮的。

未來在少年先軍的憧憬里，仿佛也是一卷徐徐鋪開的書法紙，筆墨已備，只待揮毫。

韌（1991-1999）

父親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擊，是在中考放榜。

未能考上當時人人向往的、意味著端上“鐵飯碗”的中專，是令一向成績優異的他始料未及的。更令人無奈的是，在當時興山縣的中考報名政策下，中專和高中只能擇一報考。父親選擇了中專，所以盡管他的分數已過高中錄取分數線，卻仍然因為志愿提前鎖定而與普通高中無緣，若想就讀，須另繳兩千元的“學位費”。這筆高額費用，對于一個剛夠溫飽的家庭來說，顯然是一道邁不過的門檻。

父親只能選擇默默接受，懷著一顆不甘的心，去到當地一所職高報到。那段日子里，他沉默了許多。曾經洋溢在臉上的那種自信的光彩，像是被一陣突然的勁風吹散了。他仍寫字，但筆下常透出一股緊澀的力，仿佛在和什么較勁。

然而，這段頹喪低迷的時光并沒有持續很久。當我問起父親有什么特殊的轉折點時，他想了想，說：“也沒啥特別的轉折，就是覺得不該停在這里，自己慢慢就想開了。”“不該停在這里”——這念頭像一粒火種，在他的心里逐漸燃燒了起來。職高三年，他繼續練字，嘗試在全校集會上發表演講，在文藝晚會上表演著自己原創的相聲，專業成績始終排在年級前列。

在畢業之前，父親憑借自己漂亮的書法和良好的口才，獲得了當時全縣首屈一指的單位——朝天吼水電站遞來的文秘工作邀請。那張薄薄的工作錄用通知書，像一方朱紅印章，為他的青春檔案，蓋上了一個明亮鮮艷的印記。

摘自父親的同學錄，同學們的文字中有對父親字體漂亮、待人真誠、風趣幽默的欽佩，有對父親光明前程的祝福，也有對他建設家鄉的殷切囑托

人生宣紙上的第一處重大頓筆，非但沒有折斷父親的筆鋒，反而讓他學會了如何更加沉著地運腕，寫出了轉折之后，力透紙背的嶄新篇章。

誠（1999-2006）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第二次轉折，來得毫無預兆，且不由分說。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下崗潮波及縣城，父親所在的水電站也未能幸免。

1999年，父親被迫離開已經工作五年的水電站。突然的失業、未來的不確定性曾給他帶來過短暫的彷徨。但生活總歸還要繼續，拮據的家庭條件沒有給父親停留在原地反應的機會。抱著“不要餓肚子”的簡單念頭，他決定自己開一家飯店。“當時的想法很簡單”，父親后來回憶道，“開家飯店，再不濟，自己總能有口飯吃吧。”沒有經驗，沒有背景，當時的他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會在餐飲業這條路上，一走就是二十年，并且還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創業需要資金。為了支持兒子，爺爺在村里走家串戶，靠他當支部書記幾十年攢下的口碑與人情，湊齊了二千八百元的本金——用牛皮紙裝好，塞進父親手里。這包錢，承載著父親的夢想，也壓著一份他發誓要加倍償還的沉甸甸的鄉情。

那時，恰逢宜昌三峽水利工程蓄水通航，峽口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逐漸發展成了一座熱鬧的港口小鎮：江上船只往來不絕，碼頭工人、跑船客商多是離家在外的異鄉人，都需要一個能吃得飽、歇得實的地方。而彼時鎮上的餐飲業并不發達，難以滿足這么多人的食宿需求。父親敏銳地看準了這個商機。

于是，一家只擺得下兩張方桌、每人十元管飽的小火鍋店，就這樣在鎮上開張了。但由于火鍋店體量實在小，父親一天忙到頭，往往也只有幾十元收入。加之當時鎮上賒賬成風，常有人吃完一抹嘴，說一句“老板，記在賬上”，便轉頭消失在碼頭喧嚷的人流里。初期經營實屬困難。

父親一筆一筆記賬，不聲不響，只是更早起床備菜，更晚收拾店面。街上其他的飯店關了又開，開了又關，招牌換了一茬又一茬，只有父親經營的那家小店，爐火始終亮著，炊煙每日準時升起。

慢慢地，誠信經營的口碑伴隨著火鍋沸騰的熱氣一道飄散開來。工人們知道他實在，分量足，湯底熬得用心；客商們覺得他爽快，不欺生，夜深敲門也愿起身招呼。生意便慢慢有了起色，桌子從兩張增加到八張，小店從一間擴張成了兩間。賒賬未結的條子漸漸少了，熟客的面孔漸漸多了。

父親的那支曾書寫公文、謄抄報告的筆，現在開始被用來記賬、擬菜單、寫價目表。字體依舊端正，只是墨跡里，多了幾分煙火氣。

潤（2006-）

生意在堅持中慢慢有了起色，父親的店面也隨著發展幾經搬遷。

最初就是街角那家只能擺得下兩張方桌的“蒼蠅小館”，轉身就是廚房，條件極為簡陋；后來把旁邊的門面合并，終于能放下八張桌子，墻上簡單粉刷一番，掛上了父親親筆書寫的價目表。再后來，等到“今朝酒店”的招牌掛起來時，已是兩層小樓，樓下用餐，樓上住宿，還添了五六間干凈樸素的包廂。

而如今經營的這棟民宿——“今朝客棧”，可以稱作是父親半生心血的凝練。客棧臨江而建，頗具特色，有股敞亮的靜氣。內部裝修是父親一點一點策劃、設計、選材、反復修改出來的：一進門便是一處流水造景，潺潺水聲隱約可聞；桌椅陳設均選用木質材料，營造出古樸雅致的氛圍；地下一層還有一間小小的“藏書洞”，四壁書架上收藏著父親珍愛的書籍與方志；整個空間里，他的書法作品隨處可見。筆墨書香的靜雅，與人間煙火的溫暖，在這里和諧共存，相得益彰。

今朝客棧

父親展示在客棧中的書法作品

我的童年，便是在這日漸擴大的店面里，在喧囂嘈雜的聚會笑談聲和不絕于耳的訂餐電話鈴聲中度過的。我見過父親最實在的善良：幫廚和服務員特意從周邊村子里找；食材采購優先考慮農戶們自家種養的；遇到老弱病殘到店里就餐，他總是默默少算些錢，用“今天店有特惠，您吃得舒服就行”這樣的話術，小心翼翼地維護著他們的尊嚴和體面。我也曾無數次坐在他身邊，聽他帶著自豪的神情，講起家門口那條碧綠的香溪河與王昭君的動人故事，講起村子里的抗戰英雄劉子泉的英勇事跡，講起爺爺勤勉奉公、服務鄉梓的人生經歷，講起陳行甲，講起張富良……

我的童年照片，攝于父親經營的第二家店面“今朝酒店”內

后來，母親陪伴我搬到市里去讀書，父親則仍舊留在鎮上經營著他的客棧。

父親的工作越來越忙，我的假期也越來越短，我們的見面次數隨之越來越少。

我和父親的生活，開始在電話兩頭平行延伸。我對父親的了解，更多來自母親在飯桌上的轉述，和他自己在家庭微信群聊里不時分享的照片和公眾號鏈接。

2016年，父親當選為興山縣第十一屆政協委員。2023年，他又被委任為琚坪村名譽村主任（他因此常常笑稱我是“官三代”）。父親喜出望外，覺得自己終于有更正式的平臺和機會，能夠為建設生他養他的家鄉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他常常動情地說：“沒得錢是難得借到錢的，我的創業啟動金兩千八百元，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但是鄉親們信任我們父子，這份恩情，說實話，走到天邊我都不會忘的。”

他是這么說的，也確實是這么做的。

每次父親來市里看望我，離開時都會向我要幾本已經不再使用的書本，帶回去送給自己資助的縣里的貧困兒童；每次開政協會議前，他都會四處調查、搜集鎮上居民的意見，希望能夠提出更有價值的議案，會后又總是帶著寫下滿滿筆記的本子回來，自豪地向我和母親展示；三年前，父親主動申請擔任鎮上一所困難小學的校外書法老師，定期進入學校為孩子們授課，聘任儀式上他那張佩戴紅領巾的照片讓我笑了好些日子；去年年末，琚坪村召開第一次鄉情懇談會，父親還特意將他提前準備的發言稿發給我，謙虛地“咨詢”我的修改意見。

這些年，無論工作如何繁忙，父親都沒有拋棄自己多年的書法愛好。在難得的閑暇時光里，他還是會鋪開宣紙，研墨提筆，安靜地寫上一會兒字，偶爾也會試著寫幾句記錄心情的小詩。他還加入了縣書法家協會，時常與同好們交流切磋。

我知道，父親的世界，和他經營的店面一樣，也在不斷變大。從一方灶臺延伸到了講堂、協會，關注到更遠的山鄉與更廣的公益。但每次見面，他抬起手，用力拍拍我的肩膀時，那掌心粗糙而溫暖的觸感總讓我恍惚間回到了童年，回到了他握著我的手，一筆一畫練習著毛筆字的午后。

總是遺憾，盡管從小由父親領著練習書法，我還是沒能像他一樣，寫一手人人贊嘆的好字。但這些年，我已經漸漸讀懂了他的另一種“書寫”的隱喻。

所以，哪怕歲月染霜，白發總是不聽話地從他剛剛染黑的鬢角上冒出，在我心目中，他始終是當初那個眼底有光、意氣風發的少年，是在墨香與炊煙之間，用一生的行動，一撇一捺，把“人”字寫得端正、舒展、頂天立地的父親。

后記

或許是源于父親對書法、對提筆寫字、對這種傳統表情達意方式的珍視與執念，從我念小學三年級，剛剛能寫出一篇流暢的日記起，父親便和我定下了一個特別的約定：和他保持每年至少一封的書信交流頻率。

從一開始的抗拒——覺得這簡直跟布置語文作業沒有任何區別、奇怪——雖說是長期分居兩地，但電話或者是視頻通話分明都比書信更加高效。到現在，隨著年歲的增長，我竟然開始對這場“儀式”產生真切的期待。不得不承認，有些在面對面時總是難以啟齒的思緒，落在筆尖，反而自然流暢；信紙上經過認真思索而非脫口而出的句子，也更顯真誠、鄭重。

如今，再翻看那疊被父親妥善保存的往來信件，我才恍然發覺，原來，我們父女之間最真實的情感流動、共同經歷的或甜蜜或酸澀的時光，都已被筆墨悄悄定格，以更雋永、更有溫度的形式保存了下來。

我寫給父親的信（分別寫于我讀四年級、六年級時）

父親寫給我的信（同樣分別寫于我讀四年級、六年級時）

在寫給即將成年的我的那封信中，父親說，我是我們家庭的“小福星”，爸爸媽媽事業的轉折、愈發幸福完滿的家庭生活都是從我的降臨開始的。

但是我想說，不是的，爸爸，一切的一切，都是您靠自己的勤勉、踏實、堅韌與善良，在數十載風雨歲月中打拼出來的。而我，只是足夠幸運，恰好誕生在您人生篇章的漸入佳境、果實初成之時，見證了我們小家最美滿的時光，并得以在家人毫無保留的愛與托舉中，心安理得地去擁抱、去探索更為遼闊的世界。

父親寫給即將成年的我的信（此刻重讀一遍，依舊感動到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