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對東南亞“視而不見”，原因竟是“安全威脅”不夠格？

“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從我國的外交總布局來看，東南亞地區、南海局勢備受重視。

2020年以來，東盟已經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同時也是美、日、印、澳等國推出“印太”戰略之后各方努力爭取的對象。

然而，若將目光投向歷史，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古代中國似乎從未將東南亞視為核心的關切。這種古今差異的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戰略邏輯？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盛思鑫認為，中國與東南亞關系的轉變，本質上是由安全威脅等級決定的。

讀懂古代中國的安全取舍，才能更清醒地看待今天的中國對待東南亞的策略。

從外交體系差序格局的安全維度來看，古代中國不太重視東南亞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和中國的其他邊疆地區相比，東南亞地區長期沒有形成可與中國匹敵的強大政權，加上東南亞又有較強的逃避中央集權的傳統，因此，對古代中國而言，來自東南亞的安全威脅一直較小。這使得古代中國在地緣安全上不可能將東南亞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古代中國的安全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西北方和東北方的其他民族政權，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威脅很少。從古代中國邊疆戰爭的頻次來看，東南亞地區也遠低于北方邊疆地區。因此，東南亞從來就不是中原王朝的防御重點。

這也可以從古代中國統一王朝的定都策略中看得很清楚：除了明朝開國初年曾短暫地被迫定都南京，古代中國統一南北的政權無一不是選擇定都在與北方邊疆毗鄰的地方。這可能是由于漢族政權考慮到需要更便捷地抵御邊疆威脅，或是入主中原的其他民族政權傾向于依托傳統勢力范圍——“龍興之地”，來確保安全。

從歷史來看，古代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軍事沖突以元朝為界可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元朝以前的古代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軍事沖突主要圍繞今越南地區；元朝及以后與東南亞的戰爭范圍有所擴大，但也主要限于與中國陸地接壤的地區，并且越南仍舊是重要的交戰方。

具體來說，秦朝及西漢所爆發的與越南的戰爭主要是力圖將越南地區納入中國版圖：秦朝在越南地區設置象郡；漢武帝在越南地區設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東漢時期和隋唐兩朝與越南的戰爭均屬于中國內部平叛性質，并不同于傳統的邊疆戰爭。

五代十國時期，越南地區才真正獨立，并與中國保持藩屬關系。北宋神宗時，安南入侵今天的廣西地區，盡管北宋最終取得了勝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大量的軍士因不適應熱帶氣候而死于高溫和瘧疾。北宋之后，越南逐漸穩固了自身相對于中國的獨立地位，而且在軍事防御方面建立起優勢。南宋與東南亞各地區基本相安無事，并且保持著友好往來。

元朝忽必烈時為了迫使東南亞的一些王國朝貢而發起對今緬甸、越南和印尼地區的三次遠征，但是蒙古軍隊遭遇頑強抵抗，軍事行動很難談得上成功。元成宗時期逐漸放棄武力征伐手段，轉而在東南亞采用建立朝貢體系的辦法。

明清兩朝也曾與今越南和緬甸地區發生過戰爭，但主要的原因都與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朝貢秩序和邊疆統治的穩定有關，一定程度上也牽涉到“中華天子”的顏面與自尊。例如，1788年清朝的征安南之戰，起因可歸結為傳統的朝貢秩序遭到破壞，清政府試圖通過戰爭來維護天朝在東南亞地區的尊嚴，并履行對傳統朝貢國的安全同盟義務。這與北部、西北部或東部其他民族政權威脅或攻擊古代中國而引發的戰爭有本質的區別。

就此而言，古代中國的朝貢體系旨在維護區域秩序，而非干涉或吞并東南亞各國。

盡管古代中國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陸地邊疆的軍事與防務，但是南宋和元朝及明初的海上力量發展得比較迅猛。

南宋的海上拓展與當時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空間的擠壓有很大關系，南宋遷都杭州也恰好順應了唐朝末年直至北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大趨勢。

北宋末年，東南沿海地區已貢獻了超過八成的中央財政收入。和元朝以軍事征服及獲取戰利品為主要目標的海上拓展有所不同，南宋既重視海上防御，同時也注重通過海上貿易獲得經濟利益以鞏固陸地方向的軍事防御。這種海陸統籌兼顧的模式，在古代中國是唯一的。

明朝初年的海上拓展更多的是文化意義上的“征服”，并不看重海洋貿易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盡管鄭和下西洋客觀上也給明朝帶來了收益。

鄭和下西洋 電視劇《山河明月》

總體來看，越南地區是中國古代長期以來經略東南亞的重中之重。從秦朝南征百越，于公元前214年設立象郡開始，直至1885年中法戰爭后越南不再是中國的藩屬國，其間越南總計有1187年在中國的郡縣治下，另有992年是中國的藩屬國。

歷史證明，相比將越南地區納入中國版圖，與其維持較疏遠的藩屬關系是更為適宜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自五代時起，中越兩國的陸地邊界就再也沒有太大的改變，這在亞洲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從陸地進入東南亞地區，在很長時間內是古代中國人為躲避戰爭或壓迫而向南逃亡的一條重要線路。東南亞北部的多山地形也為南逃者躲避東南亞當地人和本地政權的追捕提供了便利。

事實上，為避免惹怒實力較強的古代中國，東南亞的本地政權也極少為這些南逃的中國人提供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庇護。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南明永歷帝曾被清兵追殺逃往西南交界的緬甸，但緬甸最終迫于壓力而不得不將他交給清政府處置。

簡而言之，強盛時期的古代中國是幫助東南亞各國維護本國秩序的重要域外力量，同時也為東南亞各政權間的和平共處發揮了平衡作用。顯而易見，東南亞對古代中國的安全需求，遠遠超過它對中國所能形成的安全威脅。

即便是在古代中國衰落時，東南亞的政權也較少卷入中國內部的紛爭，能對中國產生安全威脅的也常局限于中南半島北部的陸地政權，但也極少形成全國性的安全威脅。

東南亞海島區域的政權則甚少與古代中國發生沖突。這種和平相處的局面，一方面與東南亞諸政權作為小國或弱國的生存之道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東南亞地區距離古代中國的政治中心較遠有關。綜合考慮，古代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時的確沒有充足的理由在安全領域重視東南亞地區。

以上內容選摘自《從農牧之爭到陸海分流》第四章海上拓展的虛與實 東南亞不是主要的安全威脅，作者盛思鑫，內容有改動。

文中部分圖片來源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相關圖書

書名：《從農牧之爭到陸海分流》

作者：盛思鑫

這部地緣破局之作跳出陸海二分的傳統敘事，以費孝通“差序格局”理論為鑰，從安全、經貿、文化、地理四個維度，系統剖析古代中國經營陸海通道的歷史經驗，對比明清時期歐洲“亞洲政策”的得失，提煉出地緣競爭中的“流動性優勢”理論。作品用歷史比較映照現實，為當今中國的周邊工作與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