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遠舉周養浩刑訊手段極端殘酷，戴笠沈醉老蔣用三種特殊刑具！

1943年秋天，戴笠從貴陽乘機飛往重慶，飛機在白云薄霧間穿行。艙內幾位軍統骨干低聲交談，話題不離情報與“審訊技術”。有人提起美國顧問最近送來的幾件新設備，說得眉飛色舞。戴笠只是淡淡丟下一句：“人嘴里的話，要有辦法讓它出來。”這句話，說得不重，卻像一塊冰冷的石頭，壓在那一代人的記憶上。

那幾年，從抗戰后期到內戰爆發前后，軍統的“審訊方式”悄悄完成了一次升級。表面看，是從皮鞭、竹棍、夾手指，慢慢過渡到電流、強光、儀表和電鈕；骨子里，人對人的殘酷沒有變，甚至更精細、更陰冷了。徐遠舉、周養浩這樣的人，是這一套黑暗技術的直接操作者；戴笠、沈醉以及背后的蔣介石，則站在更高的位置，對某幾樣“科學刑具”表現出格外明顯的興趣。

很多人一提酷刑，腦子里馬上跳出電視劇里的畫面：堂上一聲驚堂木，跪著的人被拖出去，“打，給我往死里打”，板子掄下去，血花四濺。那種場景固然駭人，但有點“粗糙”。軍統這一代，在粗糙之外，又多了幾分“講究”，尤其是重慶、貴陽一帶的秘密審訊室，更像是一個陰森的實驗場：舊式酷刑照用不誤，新式刑具不斷添置，試驗對象則是那些被懷疑“有問題”的共產黨人、民主人士和普通百姓。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這些刑具和人的命運串在一起，會發現一條清晰的暗線：從古代衙門里的板子、夾棍，到軍統刑房里的電流、強光，工具越來越“現代”，干的卻始終是同一種事——逼口供、挖情報、摧毀意志。人性的黑暗，沒有因為“文明”和“科技”這兩個詞而變得收斂半分。

一、舊刑具披上“科學外衣”：中美合作所里的三樣“寶貝”

抗戰中后期，重慶成為陪都，軍統的勢力在這座山城迅速膨脹。1943年前后，中美合作所正式運作，美方帶來的不只是情報技術、無線電設備，還有一整套刑事科學手段。對外說，這是“現代偵查”“科學審訊”；對軍統內部許多人來說，這些東西很快變成了新玩具。

沈醉在回憶中寫過蔣介石到中美合作所參觀的一幕。那是抗戰后期，重慶大轟炸略有緩和的一段時間，蔣介石興致不錯，特地看了美式設備。走進那間專門陳列器材的小屋，各種儀器擺得滿滿當當，電線像藤蔓一樣纏繞。隨行翻譯一邊介紹用途，一邊演示按鈕、開關，有人舉例說明這些設備在美國如何用來“對付頑固罪犯”。

蔣介石對三樣東西顯得格外上心：測謊儀、強光審訊燈和新式電刑設備。他站在儀器前，頻頻追問：“這個用在什么人身上最合適？”“效果如何？”“會不會一下子弄死人？”每得到一個答案，他都會輕輕點頭。有知情者日后回憶，那種神情，既不像單純的殘忍，也不像完全的冷漠，更像是在認真挑選一件“合適的工具”。

強光審訊燈的原理不復雜，卻很“專業”：一盞可以調節亮度和角度的燈具，直對人的眼睛和面部長時間照射。受刑者被固定在椅子上，無法轉頭、閉眼，強光逼得眼睛發疼，腦袋發脹，頭皮發麻。時間一長，很多人出現視覺模糊、頭暈惡心、心煩意亂的癥狀，整個人像被丟進翻滾的蒸籠，想不疲憊都難。

在軍統看來，這種方法有幾個好處：一是看上去“干凈”，沒有皮開肉綻；二是可以連用幾天幾夜，配合不讓睡覺、突擊審問，容易把人精神拖垮；三是便于對外狡辯——“不過是燈光審訊，又沒打他”。不得不說，這樣的“現代感”，相當符合他們的需求。

新式電刑設備就更“高級”了。軍統原本就愛用手搖電話機改裝的電刑方式，兩根電線夾在受刑者耳朵、手指或其他隱蔽部位，審訊者一邊搖柄，一邊觀察反應，電得人渾身抽搐。美方提供的裝置則能精確調節電流、電壓，甚至分區接駁，控制不同部位的刺激強度。簡而言之，就是能讓人痛得死去活來，卻又不容易立即昏迷，有利于“持續工作”。

沈醉曾經坦言，軍統內部對這種設備的評價極高。原因很簡單：傳統的大刑，如夾棍、棍棒，容易造成骨折、內出血，一旦用力過猛，人死在刑床上，前期投入全打了水漂。電刑的妙處在于，表面上看不出多少痕跡，皮膚頂多出現一些淡淡的紅點、燒灼感，卻足以讓人痛苦到極限。審訊員只需掌握“火候”，就能在“邊緣狀態”上來回拉扯受刑者。

這類設備還有一個隱蔽價值：方便掩蓋。戰時重慶，人心惶惶，國際觀察者偶爾也會打聽一些風聲。一個被打得皮開肉綻的人，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問題；而一個神情恍惚、步態蹣跚，卻身上看不出明顯外傷的人，很容易被解釋為“身體虛弱”“病體未愈”。軍統對這種“外觀上無證據”的方式，可謂情有獨鐘。

相比電刑和強光，測謊儀的地位有點尷尬。那時候的測謊設備體積龐大，擺出來挺唬人：一串儀表盤、一卷記錄紙，還有各種導線連接胸腹、手指。理論上，心跳、血壓、皮膚電反應都會因為撒謊而出現波動。審訊者只要盯著曲線，就能判斷對方是否說真話。

問題在于，這玩意兒對膽小、未經訓練的人確實很有壓迫感，對見慣風浪的特工、地下黨，則未必奏效。沈醉觀察過幾次試驗，發現那些反復受過審，甚至已經在刑房里滾過一圈的人，坐到測謊椅上反而能強迫自己平靜下來。呼吸放慢，眼神平視，一句一句回答，曲線起伏并不明顯。反倒是幾個小偷、碼頭苦力，一被問到“是不是你偷的”“是不是你動的手”，心跳立刻狂飆，曲線亂成一團。

戴笠看過一場對幾個碼頭工人的測試，開始還有點興趣，看到最后不耐煩，扔下一句意思大概是“嚇唬人還行，真要審案，還是老辦法省事”，轉身就走了。這句話，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測謊儀在軍統內部的命運——更多被當成擺設、道具，用來營造氣氛；真正“開口”的，往往還是靠后面那些看不見的刑具房。

從這一組場景里，可以看出一個頗諷刺的現象：美式“科學審訊”被引進來，本來可以推動某種規范，卻在軍統手里，變成了舊酷刑的補充和包裝。燈光、電流、儀表盤，看上去比板子、夾棍“文明”得多，本質上只是換了一層皮。工具升級了，背后的冷酷邏輯一點沒變。

二、徐遠舉、周養浩：軍統刑房里的“專業人士”

說到軍統內部“最會審人”的幾個人，徐遠舉、周養浩幾乎是繞不過去的名字。軍統系統里，把他們和沈醉并稱為“三劍客”，雖然說法略有夸張，卻反映出當時的內部印象：一個管情報指揮，一個諳熟刑訊套路，一個專事“審人辦案”。

徐遠舉出身行伍，性格乖戾。到了重慶后，他在軍統機關里有一間整潔寬敞的辦公室，鋪著地毯，擺著沙發，墻上掛著地圖，看上去與普通高級軍官差別不大。真正讓人談之變色的，是他辦公室后面那扇不起眼的小門——門后，就是專用刑訊房。

那間房不寬，卻很“齊全”。墻上掛著各種手銬、腳鐐，有舊的，也有新制的。竹棍、藤條、皮鞭分門別類，粗細不同，長短不一。有的鞭子上還干涸著早年的血跡，顏色發黑。角落里放著幾條窄凳、一兩個木架，還有一大桶水和一堆木塊磚頭。這一套組合，足以應付絕大部分“頑抗分子”。

徐遠舉平時極少在辦公室里動手，他講究“前面談話，后面辦事”。有人被押進來，先在地毯上坐一會兒，聽他冷冷地問幾句，講幾句大道理：“現在局勢你也清楚，只要把事情說清楚，留一條活路不難。”如果對方態度強硬，那扇小門便悄悄打開，人被帶進暗房。等再出來時，多半已經遍體鱗傷。

在刑訊房里，“吊”“老虎凳”“灌水”“炒排骨”“踩杠子”，是最常見的幾樣。所謂“吊”，并不是簡單地拴根繩子吊起來那樣粗糙，而是分成好多種：有正吊，雙手反銬，懸在房梁；有單手吊，只吊一只手，另一只手腳落地，身體傾斜，極難支撐；還有一種半吊，腳尖勉強踩著地面，人要么踮腳，要么脫臼。看上去沒有血，卻要命。

被吊個二十分鐘，手臂劇痛，肩關節仿佛要被撕開。時間一長，手指發麻，肩頭腫起，汗從額頭、背上直往下滴。很多人撐不過半小時，就痛得大叫。特務往往還會一邊問話，一邊故意慢條斯理地“安慰”：說實話就放你下來。這樣一來，痛苦和心理壓力疊加，最容易讓人崩潰。

老虎凳則是另一種折磨方式。受刑者被按坐在窄凳上，腿伸直綁在凳子兩側。特務從膝蓋下面一點一點墊磚塊、木塊，越墊越高，膝蓋被硬生生頂起。短時間內，膝關節像被刀割，腿筋拉得死緊；再堅持，很多人的腳背會開始發麻，骨頭像要裂開。有的人被放下來時，兩腿已經失去知覺，站都站不住。幾年之后，走起路來還一瘸一拐。

灌水看似簡單，卻很陰毒。受刑者被按倒在地，木板壓胸，抬頭，使咽喉位置高于身體。特務用布塞住他的口鼻，然后一瓢一瓢往上灌涼水。剛開始還能吞下去，水多了，嗆進氣管，感覺像在水里活活溺死。人拼命掙扎，胸腔發緊，腦袋發漲，眼前發黑。稍不留神，就會休克。特務一看情況不對，又把人倒過來，拍背、掐人中，把人救醒，接著灌。

“炒排骨”則更多是皮肉之苦。粗糙的繩索或竹片，在胸背、肋骨間來回搓動，手法極狠。每搓一趟，皮膚上立刻起一片紅道道，有的甚至當場滲血。一輪下來，胸背像被火燒過一樣。有人事后回憶，幾星期不能平躺睡覺，稍微碰到傷處，疼得直冒冷汗。

踩杠子的殘忍，在很多回憶里都被反復提起：小腿或腳背下墊木杠，杠上站兩個人，一上一下反復踩踏。骨頭可能一時撐得住，筋膜卻撐不住。踩完之后，小腿腫成一大塊，青紫交錯。有些人當時忍著沒叫，過了幾天才出現劇痛，最終片狀骨折，落下終身殘疾。

周養浩的名聲，在女犯人中尤為可怕。他不僅使用這些刑具，而且常常把羞辱與酷刑捆在一起。遇上女地下黨、女進步人士，他先用威脅與語言侮辱，逼對方“自己把衣服脫了”，不從，就動手撕扯衣物。接下來，小針扎身體敏感部位，竹簽插入指甲縫，藤條抽打大腿內側，一樣接一樣。

有一次，一位年輕女地下黨被押進刑房，周養浩命人剝她的衣服。女青年死死抓住衣襟，咬牙不放。幾個特務強行扯開，她怒目而視，幾乎是吼出來一句話：“你們沒有母親？沒有姐妹？你們還算不是人？”這句話讓屋里一時間靜了一下。可惜，這短暫的停頓并沒有改變什么，鞭子照樣揮下，酷刑照舊施行。這位女同志后來死在狹小的牢房里，直至斷氣，始終沒有交代組織情況。

不得不說，徐遠舉、周養浩這種人，在軍統系統里被視為“能人”，是帶著任務、帶著指標工作的。他們不是臨時起意的暴徒，而是有一定“職業自覺”的辦案人員。怎么讓人疼而不死，怎么掌握節奏，怎么在不同人的心理防線之間尋找突破口，都在他們日積月累的“經驗庫”里。

他們做的事情，放在古代酷吏名單里也足以排到前列。差別只是，古代衙門的刑具擺在堂前，明晃晃地展示；軍統的刑具藏在樓房深處，一層又一層鐵門之后，外面隔著熱鬧街市和人來人往。在很多重慶市民的印象里，那些年街上車馬喧囂，茶館里還在打牌聊天；而不遠處的一棟樓里，正有人被吊在房梁下，痛得渾身抽搐。

三、“三種刑具”背后的冷興趣：上層的選擇與下層的下流

談到蔣介石、戴笠和沈醉“喜歡”的那三種刑具——測謊儀、強光審訊燈、電刑設備——不難看出一個耐人尋味的地方：他們更偏愛那種“干凈”“有效”“可調控”的手段。換句話說，是更符合他們自我感覺中“現代治安力量”形象的工具。

測謊儀的作用，更多是在心理層面。讓一個本來就心虛、沒見過世面的普通人坐上椅子，胸口纏著皮帶，手指連著電極，眼前是晃動的筆尖和記錄紙，不用動手打，已經能嚇住一大半。很多碼頭小賊、普通職員，就是在這種心理壓力下，自己把事情全說了。蔣介石、戴笠對這種效果當然滿意，但也知道它的局限：對訓練有素的特工和誓死不屈的地下黨，光靠“嚇”遠遠不夠。

強光審訊燈則是標準的“疲勞戰”工具。軍統審訊往往不是一輪兩輪就完事，而是連續幾天幾夜輪番上陣。人坐在椅子上，眼前燈火刺眼，有時候還要配合高音喇叭、不停的腳步聲，讓受審者始終處在高度緊張、睡不踏實的狀態。一段時間之后，人的判斷力下降，精神渙散，說話容易前后矛盾。這時候，再配合幾句威脅、幾記耳光，很容易撬開一個突破口。

在蔣介石眼里，這種方式有一點頗為“可取”：與其說是單純的肉體折磨，不如說是一種持久的精神消耗。對一個強調“政權穩定”“思想防線”的統治者來說，破壞對方的精神，比單純打斷腿更有意義。強光審訊，正好契合了這種思路。

新式電刑則被他們看成一種“精準工具”。電流可以一點一點往上加，可以先從輕微刺痛開始，慢慢過渡到全身痙攣。審訊者只要觀察對方的表情、肌肉反應，隨時調整，把人控制在最痛苦又未昏厥的那個區間。這種“可控性”，對以“審訊效果”為中心考核下屬的上層來說，非常有吸引力。

有意思的是，上層人物對這些設備有一種冷冰冰的好奇。參觀中美合作所時，他們像看軍械庫里的新武器，問參數、問性能，很少從“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那種態度，反而讓人覺得比直接動手的人更可怕——對他們而言，被電得抽搐的人，只是一個“對象”，一個測試數據，甚至是一條曲線背后的點。

而在他們視線之外，徐遠舉、周養浩等人則在下層空間里，把這些“科技刑具”和傳統酷刑混用，形成一整套殘酷的組合拳。一個被懷疑“身份有問題”的人，可能先被強光照射兩夜，精神極度疲憊；接著上電刑，來幾輪“試電”；再不松口，就推到刑房里“吊一吊”“坐凳子”“灌點水”。等回到審訊室，他的精神和身體都已經接近崩潰。

從整體來看，那三樣“上層喜歡”的刑具，并不是孤立使用，而是嵌入到整個軍統刑訊體系之中。它們起到的作用，有點像毒牙上再添一層毒液，讓原本就很兇狠的咬合變得更加致命。傳統酷刑負責肉身折磨，美式設備負責精神摧折和“精細控制”，兩者合并，構成了一條完整的黑暗鏈條。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刑具的使用對象，并不都是共產黨人、地下黨組織成員。一些被懷疑有“異議”的知識分子、持不同政見的軍政人員，乃至普通被牽連的商人、職員，只要被劃進“懷疑名單”，都可能成為試驗對象。有的人最后被證明確實是“弄錯了”，也已經被折磨得半殘。對當時的軍統系統來說，這些“誤傷”充其量是統計表上的一個數字。

說到徐遠舉、周養浩的下場，多少帶著幾分諷刺意味。1949年以后，他們被押往戰犯管理所，經歷了漫長的羈押與改造。沈醉在1969年獲得特赦，出獄時已是滿頭白發。周養浩在1975年最后一批戰犯特赦名單中被獲釋，走出高墻時，早已不復當年兇悍模樣。徐遠舉則沒能走到那一步，他在管理所內長期情緒暴躁、動輒發作，最終病死獄中，直到最后也沒再踏出那道鐵門。

從古代刑房到軍統刑訊室，從木板、夾棍到電流、強光，表象在變，核心邏輯卻是一條線貫穿到底：在權力面前，人的身體和意志，很容易被當成可隨意擺布的對象。那些年，山城上空的云霧散了又起，街上行人依舊。不遠處的一些院子里，電流一陣陣響過，強光一盞盞照下，粗糙的繩索一圈圈勒緊，許多名字被埋進灰暗的檔案袋，也被埋進冷冰冰的器材之下。歷史翻頁之后，留下的，是這些工具背后冷酷的邏輯，以及一串串不再能說話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