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技術｜美以對伊朗戰爭、AI、硅谷，以及科技共和國的權力之爭

在近期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中，一家名為Anthropic的美國人工智能公司聲名鵲起。該公司研發的Claude大模型性能卓越，在美軍識別伊朗的打擊目標、制定戰爭方案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美以伊沖突揭示了美國對人工智能技術的軍事化應用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智能體戰爭”型態呼之欲出。與此同時，Anthropic與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國國防部之間的矛盾也值得關注。

出于對安全風險的擔憂，Anthropic試圖對美軍使用Claude進行限制，其不希望AI技術被用于對美國民眾的大規模監控以及自主武器系統的研發。這家公司認為人工智能的軍事化必須有界限。然而，這讓五角大樓惱火，特朗普政府甚至以供應鏈風險為借口對這家企業采取了打壓舉措。這場爭端體現了硅谷企業和美國政府、軍方之間的復雜關系，也事關人工智能戰爭的未來發展及其對整個人類命運的影響。

美國加速推進AI軍事化

技術是美國軍事力量的基礎，美國軍事部門一直是美國科技創新的關鍵推動力量。互聯網、GPS等技術的起源都和實現軍事目標相關，“軍用轉民用”的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美國的“創新故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通用動力公司等防務承包商成為冷戰期間美國軍費開支的主要受益者，它們研發的軍事技術對美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如何更好、更快地利用商用技術和私營部門特別是優秀的初創企業為美軍服務，是五角大樓一以貫之的目標。

美國國防部設有專門負責技術創新事務的副部長，并設立部內咨詢機構“創新指導小組”及首席技術官職位，其職能包括動態評估關鍵和新興技術發展趨勢，從打造聯合部隊的角度制定“關鍵項目和技術清單”等戰略文件，推進國防部、各軍種、各戰區司令部的防務技術創新與部署進程。此外，美國國防部還建立了一系列外部咨詢機制，如“防務科學委員會”、“防務創新委員會”、“工程師和科學家交流項目”，借此促進與美國科技界、創新技術企業、風險投資機構之間的溝通合作。

近年來，在軍事智能化需求的推動下，帕蘭蒂爾公司等硅谷的新興防務技術企業及其背后的科技精英加快融入軍工體系，推動美國的“軍工復合體”發生結構性重塑。以無人作戰平臺、高超音速導彈、自主作戰系統等為代表的新一代軍事技術正在改寫戰爭的劇本。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加持下，傳統上需要耗費數月時間完成的作戰規劃，可以在幾分鐘之內生成。美軍指揮官可以在敵方行動之前了解數千種假設性情景。五角大樓正在加快將智能體系統整合到美軍的指揮控制架構中。所謂“兵貴神速”，隨著人工智能革命的深入發展，戰爭的決策速度和行動模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

美國加快人工智能軍事化，也是為了應對自身的“短板”。毋庸置疑，全球化令美國的制造業出現“空心化”，美國的軍工產業產能也隨之下降。無論是俄烏沖突，還是近期的美以伊沖突，美軍彈藥庫存不足的問題已經被充分暴露。美國國防工業在技術能力、供應鏈韌性等方面面臨嚴峻挑戰，美方認為這將損害美軍在常規軍力方面的優勢，而這需要依靠美軍加大在人工智能、自主武器系統等方面的投入加以應對。在這方面，帕蘭蒂爾、安杜里爾等美國的私營企業擁有領先實力。在“民參軍”場景不斷拓展的背景下，美國高度關注吸納新型軍工企業等商業力量共建國防創新生態。

未來加快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的軍事應用轉化，美國國防部對其內部組織架構進行優化，引入以扁平化和項目制為特征的科技項目管理理念，探索“敏捷采購”模式，以提升國防采辦的決策效率和實際效用。美國國防部新設立戰略資本辦公室（OSC）等平臺，用以在新興技術企業中搜尋潛在的軍事合作伙伴，并為其技術研發和軍事轉化提供資金支持。統計數據顯示，在2018-2022年間，國防部與相關科技公司簽訂了價值530億美元的合同。美國國防部整合聯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國防數字服務局（DDS）等項目，組建首席數字和人工智能辦公室（CDAO），這些機構成為鏈接政府和企業、金融機構力量的關鍵平臺。國防部同亞馬遜、谷歌和微軟等硅谷巨頭在軟件開發、數據存儲和網絡運用等方面建立深度合作關系。

“梅文計劃”是美軍AI軍事化的明星項目。作為人工智能旗艦項目，“梅文計劃”旨在構建基于強大算法的目標識別和裝備系統，該系統數據集成平臺由帕蘭蒂爾公司開發，亞馬遜、馬克薩爾科技、微軟等公司也參與其中。“梅文計劃”聚焦于如何更快、更準確地識別戰場目標，其將衛星圖像、信號情報、地理定位和熱探測紅外傳感器數據等進行整合，借助強大的算法、機器學習、計算機視覺等技術，確定打擊目標。然而，這類輔助性的系統正在具有越來越強大的“自主決策”能力，人們日益擔心其將逐步擺脫軍隊指揮員（人類）的控制。

硅谷的新貴：構建科技共和國？

人工智能革命的迅猛發展，催生了新一代的五角大樓承包商，也引發了硅谷是否應該緊密地參與戰爭行動、構建高技術“殺傷鏈”（Kill Chain）的爭論。美國國防部官員希望推動部署大量相對便宜的智能武器。在此背景下，新興技術公司通過參與開發人工智能無人機等作戰平臺，搶占美國國防部的采購預算份額，它們借此積累了大量財富，并對美國的政治和國家安全戰略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

例如，美國空軍投入60多億美元，與安杜里爾公司、通用原子公司等企業合作，推進XQ-58A“女武神”人工智能飛機、MQ-28A“幽靈蝙蝠”無人機、“狂怒”無人機等武器的研發，這類武器的成本約為每架300萬~2000萬美元。美國空軍部長弗蘭克·肯德爾（Frank Kendall）稱，面對中國等在人工智能武器化方面的挑戰，美國正帶著“緊迫感”推進這一計劃，目標是在2028年前生產超過1000架超級無人戰斗機，使這類“協同作戰飛機”能夠承擔偵察打擊、電子干擾、吸引敵方火力等任務。總部位于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的盾牌人工智能公司（Shield AI）將為這類人工智能戰斗機開發模擬空戰的軟件和程序。

此外，在數據標注領域實力超群的獨角獸企業司格爾人工智能（Scale AI）幫助軍方開發“烏克蘭損毀識別開源數據集”，利用圖像識別、機器學習等技術提供高質量的戰場情報。2024年3月，帕蘭蒂爾公司獲得美國陸軍價值近2億美元的合約，為后者開發名為“戰術情報目標獲取節點”的戰場情報系統，整合來自太空、高空和地面的感應器數據，為美軍的戰場指揮和遠程精確打擊提供情報支持。2025年8月，帕蘭蒂爾公司與美國陸軍簽署總額高達100億美元的長期合同，將在未來十年為陸軍作戰行動提供數據支持與軟件服務，這是迄今為止高科技企業獲得的規模最大的軍事數字化項目合同。

隨著新興防務技術企業的崛起，一批兼具技術資本與政治抱負的“技術右翼”逐漸走向前臺，其不再滿足于通過“旋轉門”嵌入國家安全部門，而嘗試直接參與國家安全議題的討論與決策。帕蘭蒂爾公司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卡普大力倡導科技企業服務美國的國家利益，呼吁科技精英重新擁抱“曼哈頓時代”的愛國主義精神。

2025年，卡普與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著出版了《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一書。該書對硅谷企業長期以來只是專注于開發消費產品、獲取商業利潤的做法予以批判，指責硅谷已經成為“迷失之谷”，反映了某種“技術逃避主義”。他們認為，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對全球秩序構成顛覆性威脅，以人工智能為基礎的新威懾時代將取代核威懾時代，硅谷不應該“在渾渾噩噩中繼續蹉跎歲月”，“硅谷的工程精英們有責任積極投身于國家防務以及國家使命的塑造”。

與此同時，硅谷的另一些領軍人物則對此保持謹慎，他們擔心人工智能技術被政府和軍隊濫用，以至于給整個人類帶來災難。微軟人工智能業務負責人穆斯塔法·蘇萊曼等人在2023年出版《浪潮將至：技術、權力與21世紀最大的困境》一書。他們認為，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學等構成的新技術浪潮，成為國家間地緣政治競爭的決定性力量。然而更大的問題在于，如何管控這些技術，防止其被濫用。穆斯塔法·蘇萊曼倡導一種“人文主義超級智能”（humanist superintelligence）理念，強調必須要加強對人工智能技術安全的控制，確保技術的進步與人類的利益一致。

谷歌公司旗下DeepMind創始人德米斯·哈薩比斯是人工智能領域的傳奇人物，他主導研發的AlphaFold將人工智能技術用于蛋白質結構預測，并因此獲得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他曾多次表達對人工智能技術被惡意濫用的擔憂，聲稱因思考AI安全問題而徹底難眠，呼吁國際社會合作制定更加嚴格的AI安全標準。

顯然，如何處理新興技術、地緣政治和社會倫理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美國科技界熱議的話題，并對相關企業的發展產生實實在在的影響。Anthropic與美國政府之間的“法律戰”集中體現了人工智能軍事化的困境。Anthropic堅持認為，美國國防部及特朗普政府將其列為"供應鏈風險"并命令政府機構停止使用其技術，違反了美國憲法賦予該公司的權利。

3月26日，加利福尼亞州聯邦法官裁定，特朗普政府對Anthropic采取的打壓措施涉嫌越權，并下令中止相關行動。Anthropic高層認為，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懲罰該公司，還與該公司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代伊未向特朗普捐款或公開贊揚特朗普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Anthropic與美國政府的“硬扛”，為其贏得更加廣泛的支持。Claude在很多國家躋身下載量最多的AI應用之一，每天新增用戶數量據稱超過一百萬。誰將在科技共和國中占據主導地位，誰來界定什么是合法的、符合良善標準的技術應用，仍是一場充滿不確定性的權力之爭。

“地緣技術”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趙明昊教授的專欄，旨在探討科技創新與大國博弈之間的互動，從“技術政治”維度把握全球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