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中國歷史上唯一敢公開批評他的人到底是誰呢？

1973年秋天，華北的風已經有了涼意。北京中南海的一間小會議室里，陳永貴坐在角落，手里捏著一支鉛筆，一言不發。會上有人照例高聲喊出那句口號：“向大寨學習，向陳永貴同志學習！”話音剛落，周恩來淡淡接了一句：“學習是應該的，不過，可不能連他的派性也學。”屋子里頓時安靜下來，連空氣都緊了一下。

有意思的是，當時在全國范圍內，敢當面這樣點出陳永貴問題的，只有周恩來一個人。別說地方干部，很多中央領導，都只會在背后搖頭苦笑，很少有人愿意冒這個險。

要看清這段歷史，繞不開兩個關鍵詞：大寨和陳永貴。

一、“大寨旗幟”是怎樣立起來的

大寨這個名字，是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逐漸傳遍全國的。1961年前后，全國農業遭受嚴重困難時期，大寨所在的山西昔陽縣也不好過，糧食緊張，環境惡劣，坡多地少，常年干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寨被包裝成“窮山溝里干出來的典型”。

1964年2月，大寨第一次被寫入《人民日報》頭版，作為“農業戰線的一面紅旗”被大力宣傳。此后幾年，各級報紙、電臺反復報道“戰天斗地”“大干社會主義”，大寨就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詞。

這一過程里，陳永貴的形象也被一步步塑造出來：出身貧苦農民，不識幾個字，卻“緊跟毛主席”，敢想敢干，不怕吃苦。1964年以后，他頻繁出現在中央會議和國家級慶典上，戴著棉帽，穿著灰布衣，站在一群穿中山裝的高級干部中間，視覺沖擊力非常強。

不得不說，在那個階段，輿論對大寨是一邊倒的贊美。各地干部下鄉調研，回來寫材料，幾乎都避開問題，只挑“先進經驗”。宣傳口徑被定死后，現實中的復雜情況自然被遮蔽了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3月出臺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也就是常說的“六十條”，已經對農村生產關系作出比較符合實際的調整：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按勞記工，家庭副業和自留地都明文允許。這些條文，是在多年農村工作經驗基礎上形成的，是中央對“大躍進”教訓的修正。

但在大寨，這套規定被部分擱置。大隊核算取代生產隊核算，記工分制度被弱化甚至取消，自留地、家庭副業被壓縮乃至取消。這套做法在當時被當成“大公無私”“一心為公”的“新路子”大肆宣揚，很多地方跟風模仿，也由此埋下了不少矛盾。

當時在新華社山西分社工作的記者，在總結昔陽縣“大寨縣”經驗時，心里未必沒有疑惑。有人想過：這是不是和“六十條”不太對勁？但問題在于，一旦涉及大寨，筆就自然變得謹慎。氛圍如此，敢公開寫出不同聲音的人，幾乎沒有。

二、周恩來“當面潑冷水”的幾次場合

“敢說”這兩個字，在特殊年代有時比“能干”還難。陳永貴的聲望，隨著大寨被樹成全國典型，一路水漲船高。到1973年進入中央政治局以后，幾乎沒人愿意公開指出他的偏差。

但在這之前，還是有人委婉提醒過的。1970年，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在昔陽縣召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到大寨調研，在石窯接待站里談到了“學大寨”的幾個怪現象：有的地方學大寨，只學“取消自留地”“不記工分”“搞大隊核算”，卻不學怎么組織群眾、怎么搞基本建設。他說這話的時候，陳永貴就坐在旁邊，默默聽著。

那時的紀登奎還敢這么講。等到中共十大后，兩人都成了政治局委員，這種公開提醒就不見了，關系反而越來越近。權力位置一抬高，人情氣氛隨之改變，這一幕頗耐人尋味。

真正敢多次當面挑出問題的，還是周恩來。

1965年5月21日，周恩來陪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科列加到大寨參觀。按理說，這種外賓參觀活動，主持人多半只說好話，不太會掃東道主的興。但周恩來看過虎頭山，開口就提了問題：山上樹太少，水土保持做得不夠，點名讓大寨學習平順縣西溝大隊植樹造林的做法。

場面并不尷尬，周恩來語氣平靜，卻把“大寨樣板”的一個短板直接戳破。陳永貴當時當然只能點頭，誰也不敢反駁。

到了“文革”中期，山西兩大派“兵團派”和“總站派”的武斗、奪權鬧得不可開交，影響了全省生產生活。陳永貴在這種派性斗爭中，站在一派一邊，自認為是捍衛“革命路線”，其實已經深陷派系之中。

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北京接見山西參加冶金會議的代表，陳永貴也在場。會場有人照慣例喊口號：“向陳永貴同志學習！”周恩來當即接話：“學習大寨，學習陳永貴，對的學習，你們不能學習他的派性。”隨后又加了一句，“陳永貴同志高舉大寨紅旗是不錯的，但是最近幾個月，他陷入了派性。”

這幾句話，當面說出，等于直接把陳永貴往火上拎了一下。陳永貴平時最反感別人說他“有派性”，一旦有人在昔陽這么講，基本沒什么好果子吃。但這次對象是周恩來，他只能認下。

不久，中共九大召開，1969年之后，中央針對山西兩派問題發布了著名的《七·二三布告》，要求制止武斗，恢復生產。按照周恩來的意見，中央幾位負責人在太原大會上讓陳永貴作檢討。這個場合，對陳永貴來說，并不好受，但也只能上臺照辦。

從陳永貴個人心理上看，他習慣把大寨人塑造成“完全大公無私”的典型。這一點，周恩來也是不贊同的。1971年11月15日，周恩來在同美籍朋友韓丁談話時，就講過一句頗為尖銳的話：“大寨是有缺點的……先公后私就不錯了，哪有大公無私？沒有私哪來公？沒有小哪來大？沒有上哪來下？”這番話，看似平常，卻等于把“大公無私”的極端宣傳撥到了現實土壤上。

在涉及農村政策時，周恩來態度也很清楚。他認為，自留地、家庭副業、集鎮貿易，對農民生計有積極作用，不能輕率“一刀切”。這和當時大寨宣傳中的某些口號，明顯有距離。

1973年春天，又出現一件事，把周恩來的“敢說”體現得更明顯。這一年4月，山西省共青團召開省代表大會。按照規矩，全國有名的大寨團支部，本應派代表參加。但陳永貴認為，時任省委第一書記謝振華“對大寨不夠熱心”，便干脆以團支部名義抵制開會，不讓大寨代表出席。

會議一下子陷入尷尬境地。大寨團支部帶頭不來，其他一些對陳永貴心懷敬畏的代表也開始猶豫。4月23日，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來大寨參觀，周恩來陪同。謝振華借著陪同參觀的機會，當面向周恩來匯報了團代會受阻的情況。

當天在大寨，周恩來就找陳永貴談了這件事，明確批評他把個人感受置于組織原則之上。等外賓離開后，陳永貴只能親自帶團支部書記赴太原參會，把場面圓了回來。可在昔陽當地傳出的版本，卻成了“謝振華挨了周總理批評”。信息渠道被刻意封鎖，許多老百姓直到后來仍不清楚當時真實經過。

這種信息封閉，并不只是民間傳言問題。新聞系統里，對大寨的報道從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末，幾乎一片贊頌。新華社內部刊物《內部參考》，原本可以如實反映情況，但一篇涉及大寨地畝數字不實的稿件，在“文革”初期被陳永貴抓住，鬧得很兇。此后，相當一段時間里，很少有記者愿意再碰大寨問題。

三、從“風頭正勁”到“高級牢籠”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陳永貴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幾個月后，他又進入國務院領導層，擔任副總理。外界看去，這是農民出身干部“飛黃騰達”的典型故事，不少基層干部羨慕不已，以為他從此錦衣玉食，位高權重，人生得志。

但現實并不那么簡單。一個慣于在田間地頭走動、習慣隨口說話的人，突然被放進嚴密安保的高層生活圈里，滋味很難用“舒服”來形容。

陳永貴剛進北京時，被安排住在釣魚臺。這個地方表面風景秀麗，環境幽靜，實際上戒備森嚴。門口有解放軍哨兵，院內還有暗崗，連工作人員的行蹤，都有人盯得清清楚楚。

給他做材料的宋莎蔭，有一次到釣魚臺住宿一夜。第二天在院子里遇到一位警衛干部，隨口自我介紹幾句，對方竟然把他前一天幾點進門、幾點上樓、幾點在哪個房間，都一五一十說了出來。宋莎蔭心里一凜，只覺渾身不自在，轉念就決定搬出去，不愿長期待在這種四面有眼睛的地方。

陳永貴住在那里的狀態，其實也差不多。身邊只有一個從昔陽帶來的秘書，一個貼身警衛，妻子兒女都不在北京。除了中央開會、接待活動，他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屋里。讀書不習慣，看文件又看不太懂，院子里閑逛也覺得別扭——“大家都在干活，就我瞎轉悠？”他自己也明白，這樣耗下去，整個人會變鈍。

釣魚臺的服務員每天進屋打掃，但規矩很嚴，不能隨便和“首長”聊天。只有晚上大家看電視時，屋里才多少有點熱鬧。這樣的日子，對一個熱衷跟群眾拉家常的農民出身干部來說，味道很像“高級看守所”。

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東安市場轉轉。秘書向保衛部門請示，對方一句話擋回：“無法按一級保衛要求實施，不能去。”陳永貴還提出過一個頗接地氣的想法：干脆讓他去北京郊區的中阿公社勞動，有會議需要再臨時通知回來。這個提議，從安全角度考慮，同樣沒通過。

外出調研也不輕松。過去以勞動模范身份到外地，可以和農民同吃同住，比較自在。成為國家領導人后，地方干部一聽說他要來，立即層層設防，里三層外三層陪同，生怕出一點紕漏。這樣的安排，表面很尊敬，實際把他和真實情況隔開得更遠。

時間一長，陳永貴意識到，自己“被困”了。他心里清楚，再這樣“養”下去，要么變成被文件牽著鼻子走的“外行大領導”，要么干脆變得什么都不懂。為此，他寫信給毛澤東，提出兩項要求：一是搬出釣魚臺，二是實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三分之一回大寨，三分之一下去跑地方。

毛澤東很快批示同意，還表揚他“沒忘本”。有中央領導人半開玩笑地評論：“你這一步，又走對了。”從此，陳永貴搬到東城區交道口四條23號，一座北京老式四合院里生活。

交道口的院子從外表看不算豪華，平房、老磚墻，但里面設施齊全，水電暖俱全，院門內還有一個班的解放軍戰士負責警衛。在這里，外來戒備比釣魚臺略松一籌，大寨、昔陽來的老熟人，倒是能比較自由出入，院子漸漸成了“大寨在北京的延伸”。

不過，有些東西是改變不了的。無論住在哪，陳永貴作為“一級保衛對象”的身份都在那兒。他出門辦事，路線、時間、地點，仍然要經過保衛部門安排，想像普通人那樣隨意串街走巷，幾乎不可能。

真正能讓他覺得“透氣”的，是每年可以回大寨的那一段時間。為了爭取更多自由空間，他提出一個理由：“我是農民，回家勞動，沒必要派一群警衛。”又補了一句：全國總不能給每個農民都配一隊戰士吧？

還有一句話，說得更直白：只要大寨群眾擁護他，那就是最好的安全保障；如果群眾有意見，派多少武裝警衛也未必能擋住風險。這種說法，一方面是對所謂“群眾感情”的自信，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對硬性安保措施的厭煩。

回到昔陽，他甚至連隨身警衛都勸回家，不許住在大寨。白天下鄉，有時不讓縣里領導跟著，自己坐上車，幾個村子挨個看。這樣的行程，算得上他在那個時期為數不多的“自由行動”。

值得一提的是，陳永貴在昔陽、大寨的權威極高，對外界不利消息封鎖得很嚴。關于他在北京挨批評的情況，當地流傳的卻是另一套說法。1969年他被點名批派性時，昔陽有說法稱“中央派了二級專機來接老陳”，強調的是“重視”，不是批評。1973年大寨團代會風波那次，變成了“省委書記挨了批”。這些版本被反復講述，時間一長，甚至連一些文章也跟著寫錯，把原本清晰的責任關系完全顛倒。

在大寨黨支部內部，敢對陳永貴提出不同意見的人也不多。大隊長賈承讓曾說，郭鳳蓮、宋立英偶爾會當面提一點看法，他自己早年也提過，后來慢慢就不說了，心里明白，說多了沒用，反而惹麻煩。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人能在十億人口的國家里，被塑造成一個幾乎“不能批評”的形象，這本身就是一種危險信號。陳永貴當時風頭正盛，自己卻未必意識到這一點。

后來形勢變化，他逐步淡出權力中心，保衛級別隨之下降。等再走上街頭，身邊再沒有一群人簇擁、保衛，早晨一個人出門，在胡同口和街坊聊天，聽見年輕人和孩子喊一聲“永貴大叔”，似乎又回到早年的普通農民狀態。

歷史的過程之中，個人的起落，往往就在這些細節里顯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