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吳曉《陳獨秀之女的坎坷人生》（《廉政瞭望》1998年第10期）、《新民周刊》季天琴整理·葉尚志與陳長璞口述、《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專訪、唐寶林《陳獨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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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9月，廣東珠江口附近，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
海面上風浪翻涌，黑色的波濤一浪壓著一浪，遠處什么都看不清，只有浪聲和風聲混在一起，沉沉地壓下來。
咸腥的海風裹挾著水霧撲面而來，夜風刮過礁石，發出低沉而綿長的嘯聲。入秋的南海水溫已經開始下降，即便在岸邊，腳踩進水里也能感到刺骨的寒涼。
就在這片混沌的海水里，一個五十八歲的女人把五個裝食油用的空鐵皮桶用布袋和繩索捆在腰間，身旁跟著她的兩個兒子，三個人一同沉入了水中。
鐵皮桶隨著浮力把她往上托，下一道浪頭又把她蓋住，再浮上來，再被蓋住，如此反復，往復不止。
就這樣，在大鵬灣的黑水里，她和兒子們漂了整整九個多小時。
這個女人叫陳子美，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之一陳獨秀與第二任伴侶高君曼所育的女兒。
這一年，她五十八歲，剛剛從看守所里出來不久，身上還掛著"右派"的帽子，背后跟著無數雙警惕的眼睛。整個廣州城里，她幾乎沒有一處真正安全的立錐之地。
上岸之后，等待她的是香港警察的手電筒光柱。
那道光打在她渾身濕透、形銷骨立的身上，照出了鐵皮桶留下的深深勒痕，也照出了一個疲憊到極點、卻還沒有倒下的女人。
而接下來發生的事，讓所有人都沒有料到。
【一】陳獨秀的家世與陳子美的來歷
要講陳子美的故事，繞不開她的父親。
陳獨秀，原名陳慶同，1879年生于安徽省安慶市。安慶在晚清時代是安徽的省城，地處長江之濱，自古開風氣之先。
這座城市雖地處內陸，卻比許多沿海城市更早感受到了近代變革的沖擊。陳獨秀自幼隨祖父學習古典文學，少年時考中秀才，由此踏上了那個時代讀書人的傳統軌道。
然而他并不甘于在舊學的框架里打轉，此后多次赴日本留學，深受西方和日本新思潮影響，眼界與思想隨之大為開闊，回國后便投身政治運動，參與了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由此開始了此后數十年波瀾起伏的政治生涯。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志，成為此后席卷全國的新文化運動最核心的刊物之一。
這份雜志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倡導科學與民主，將一套嶄新的思維方式帶入了那個年代的公共視野，對深陷封建禮教束縛的中國青年產生了深遠影響。
胡適、李大釗、魯迅等重要人物，都曾在這份雜志上留下過舉足輕重的篇章，彼時許多大學生幾乎人手一冊，視為思想啟蒙的必讀讀物。
雜志的影響力在短短數年間迅速蔓延，從上海向全國各地傳播，形成了無法忽視的思想浪潮。
1921年，陳獨秀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并在黨的早期擔任重要職務。然而隨著國內外局勢的急劇變化，黨內路線分歧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徹底激化。
陳獨秀因被認為在政治路線上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929年正式被開除黨籍。
此后數年，他輾轉上海、漢口等地，以獨立知識分子的身份繼續寫作，發表文章，但處境已大不如前，昔日聲望隨著政治身份的剝除而迅速黯淡。
1932年在上海再度被捕，被押至南京關押，直至抗戰爆發后才獲釋出獄。輾轉入蜀之后，他落腳于四川江津的一處簡陋民居，靠著少量稿費和舊友的周濟維系生計，晚景極為凄涼。
1942年5月，陳獨秀在貧病交迫中于江津離世，身邊只有第三任伴侶潘蘭珍和寥寥幾位舊友陪伴。他去世時，幾乎一無所有，僅留下了幾箱書稿和一身債務。
陳獨秀共有子女七人，分屬兩段關系所出。
與發妻高曉嵐所育的子女中，長子陳延年和次子陳喬年均深度參與了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動，陳延年于1927年7月在上海就義，陳喬年于1928年6月在上海就義，兩兄弟先后在同一座城市以同樣的方式告別人世，年紀都不超過三十歲。
三子陳松年回到安慶，過著極為普通的日子，后來在安慶窯廠以退休會計師的身份度過晚年，1990年離世。
葉尚志曾親歷陳松年晚年的景象，據他后來回憶，陳松年臨終前已骨折臥床，家中幾乎一無所有，只有長女陳長璞在旁照料，境況之潦倒令人唏噓。
高曉嵐所出的一個女兒則早年夭折，未曾留下成年后的任何記錄。
陳子美是陳獨秀與第二任伴侶高君曼所生。
高君曼是高曉嵐的胞妹，比陳獨秀小將近二十歲，二人于1910年代初在上海開始同居，感情甚篤，但一直未能正式成婚，原因是陳獨秀在安慶的家鄉仍有原配。
二人同居期間，高君曼為陳獨秀生下了一女一子，女兒即陳子美，生于1912年；兒子名叫陳鶴年，年紀最小。
陳子美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生、成長起來的。
父親長年在外奔走于政治事務，鮮少在家；母親高君曼獨自操持，身體積弱，數年下來早已在艱辛的日子里埋下了難以消除的病根。
【二】母女相依，幼年艱辛
陳子美幼年的記憶里，父親始終是一個遙遠的背影。
陳獨秀的政治活動使他長期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出逃、藏匿、被通緝、再回來，家中事務幾乎全部落在高君曼一人肩上。
隨著陳獨秀在政治上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來自外部的壓力也隨時可能蔓延至家人身上，家庭內部的氣氛因此從來談不上平靜。
隨著時日推移，二人之間的感情裂痕也日趨明顯。
1925年前后，陳獨秀與高君曼的感情徹底走到了盡頭，高君曼帶著年僅十三歲的陳子美和年紀更小的弟弟陳鶴年離開了上海，輾轉南下來到南京，租住在一間簡陋的草屋里，開始了相依為命的日子。
南京的日子，在陳子美后來的敘述里，始終是灰色底子上的掙扎。
高君曼的身體狀況本就不佳，離開陳獨秀之后，沒有了任何固定的經濟來源，加之精神長期處于重壓之下，體力每況愈下，病情持續加重，沒過幾年便確診為肺結核。
這個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是一種需要長期用藥的慢性刑罰，藥費開銷綿綿不絕，一旦拖入深重，便是慢慢消耗，難以逆轉。
藥費、房租、日常嚼用——沒有任何固定來源，全靠這兩個尚未成年的孩子想法子。
陳子美就是在這種境況下開始接觸婦產科知識的。
南京當地的一些接生婆和醫院助理給了她一些入門的機會，她把每一個能學到東西的場合都抓住，把婦產科的相關知識和操作技能一點一點地記進腦子里。
與此同時，她和弟弟陳鶴年打各種零工賺取母親的藥錢，縫衣、洗滌、幫廚，凡是能賺錢的活兒，一律不挑。
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就這樣把這個隨時可能散架的小家一天一天地撐了下去，度過了整整數年。
鄰里對她們母女三人的遭遇多少有些耳聞，偶爾會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襯。
然而在那個物資匱乏、人人自顧不暇的年代，外人的接濟終究是有限且不穩定的，長久的依靠只能是自己。
南京街頭的冬天格外陰冷潮濕，草屋的墻壁擋不住風，高君曼的病情每到入冬便會明顯加重，咳嗽聲在深夜的草屋里格外清晰。
陳子美那時還小，卻已經學會了在母親夜間發作時如何處置，如何用最簡單的藥材和方法減輕母親的癥狀。
1931年，高君曼病逝于南京。
母親去世的那一年，陳子美十九歲。她此后的人生里，沒有了任何可以依靠的人——父親在政治漩渦里自顧不暇，異母的幾個兄弟各有各的去處，弟弟陳鶴年也只能各自謀生。
母親走后，她在南京又待了一段時間，處理了母親的后事，料理了租住處的一切，然后獨自回到上海，憑借多年積累的婦產科知識，在一家醫院謀得了助產士的職位，算是勉強穩住了基本的生活來源。
在醫院做助產士的那些年里，她從未停止自學，將能找到的相關書籍和材料都仔細研讀，技術在實踐中一點一點地精進，在當時上海醫院的同類人員里，水平算得上扎實。
她的收入不多，生活談不上寬裕，卻總算是自己一雙手支撐起來的，不再需要依賴任何人。
【三】兩段婚姻，命途多舛
高君曼去世后不久，陳子美在上海嫁給了一個名叫張國祥的男人。
張國祥在銀行供職，表面上收入穩定，處事也算圓滑，兩人相識時，陳子美對他的過去一無所知。
這段婚姻在旁人眼里看著頗為平常，父親陳獨秀的朋友圈和自己的同事圈子里，都沒有人對此有所提醒。
然而在這段平靜的表面之下，隱藏著一個連陳獨秀都早已看穿的秘密。
1932年，陳獨秀在上海被捕，隨后被押送南京關入監獄。陳子美帶著張國祥前去探監，陳獨秀見到女婿，當場拒絕與其會面，只對女兒留下了那句話——"年幼無知，后果不堪設想。"
那時的陳子美并不明白這句話的分量，只當是父親對女婿的尋常成見，并未放在心上，父女二人也因此當場爆發了爭執，不歡而散。
這一次探監，成了她與父親之間為數不多的見面場合之一，也是她與父親關系最為決裂的一次。
真相在數年后才逐漸浮出水面。
1936年，陳子美生下了與張國祥的第二個孩子，坐月子期間，張國祥領來了一個自稱是張家"表妹"的女人，說是來幫忙照料產后事務的，那女人還帶來了一個年幼的小女孩。
陳子美那時身體虛弱，并未多加留意。過了許久，她才察覺出種種疑點，追問之下才知道，這個所謂的"表妹"，其實是張國祥的原配妻子，姓蔡，兩人早年已育有一個女兒。
張國祥在與陳子美成婚之前，便已是有婦之夫，而她對此始終毫不知情。
大吵之后，張國祥將蔡氏送走，但每月仍悄悄從微薄收入里抽出一部分作為蔡氏母女的生活費，家中經濟因此更加拮據，夫妻之間的裂痕從此無法彌合。
孩子一個接一個地出生，開銷一年比一年大，張國祥給蔡氏的那份錢從未斷絕，家里時常捉襟見肘，陳子美從未真正過上寬裕的日子。
抗戰期間，張國祥隨銀行內遷重慶，一家人跟著輾轉顛沛，從上海到漢口，從漢口到重慶，這一路的遷徙耗盡了本就不多的家底。
1939年，日寇持續轟炸重慶，某次空襲警報驟響，張國祥帶著三女兒張樹范在街頭行走，危急時刻，他獨自鉆進了附近的防空洞，將年幼的女兒一人留在外頭。
等到警報解除，張國祥走出防空洞，才發現女兒已經不知所蹤，此后再也沒能找回來。
這件事成了陳子美心底一道再也無法愈合的傷痕，她與張國祥的感情從此名存實亡，婚姻只剩一個空殼支撐著。
同樣在那段歲月里，陳子美始終未能與父親陳獨秀見上一面?？箲鸪跗冢惇毿爿氜D到達江津，與廣州相距并不遙遠，陳子美曾幾度生出探視的念頭，卻被張國祥以各種理由阻攔。
張國祥當年在探監時與陳獨秀鬧得不歡而散，此后便對岳父的態度始終懷有芥蒂，不愿讓陳子美前往，也不愿在陳家這層關系上有任何來往。
就這樣，父女之間的最后一段時光在彼此的隔絕中悄然流逝，1942年陳獨秀在江津離世，陳子美甚至未能趕去見最后一面。
抗戰勝利后，她與張國祥正式離婚，然而張國祥拒絕支付任何子女撫養費，留下的幾個孩子生計全部落在陳子美一人肩上。
走投無路之際，她只能忍痛與孩子們暫時分離，獨自返回上海的醫院，靠助產士的收入一點一點地維持，每個月從牙縫里省出錢來貼補遠處孩子們的口糧。
那段日子，她一個人住在醫院附近的簡陋宿舍里，房間逼仄，陳設寥寥，下班之后幾乎沒有任何娛樂，只有一盞昏黃的燈和一張窄床。
上海期間，她在醫院里認識了后來的丈夫李煥照，二人相識、相處，感情逐步穩定，隨后結合，先后生下兩個兒子。
此后，陳子美隨李煥照移居廣州，在居委會的安排下做了一名教師，生活暫時回歸了一段較為平穩的軌道。
在整個廣州的歲月里，她極少在外人面前提及父親陳獨秀的名字，也從未在兩個兒子面前說起過外祖父的身份，仿佛那段歷史從未存在過一般，家中的氣氛平淡而尋常，街坊鄰里對她的來歷幾乎一無所知。
1970年，廣州珠江口的夜風里，陳子美站在了下水的地方。
五個鐵皮桶捆在她的腰間，繩索勒進皮肉，冰涼而沉重。
這之前將近兩年的時間，她帶著兩個兒子一次次下水練習，將一生的積蓄和首飾悉數變現，只換來這五個浮具和一條通向對岸的無形賭注。
岸上，丈夫李煥照沉默地站著，不愿同行，目送著她和兩個兒子沒入了黑暗的水里。
沒有人知道這一跳將通向何處。但就在她九個多小時后精疲力竭地爬上對岸的沙灘之后，一道手電筒的光照亮了那個夜晚——而那個光柱后面的人，將做出一個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