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學者的視角：中國式現代化何以讓世界稱道

2025年夏天，秘魯圣馬科斯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前秘魯教育部長尼古拉斯·林奇（Nicolás Javier Lynch Gamero）漫步在上海外灘。摩天樓群與藝術風格裝飾的老建筑在他眼前交錯生長，構成獨特的城市天際線，這幅景象恰似他充滿張力的學術人生。20世紀70年代，他在學校求學時便對中國懷有濃厚興趣。近半個世紀后，他終于踏上這片土地，從上海、南京到西安、延安，展開實地探訪。

在西方自由民主范式深陷危機之際，中國為何能堅定文化自信并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中國究竟在建設什么樣的社會形態？這些問題貫穿了他的整個行程。林奇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指出，他在中國看到的不僅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更是一種在五千多年文明積淀與百年抗爭記憶之上生長出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超越西方范式的替代性現代化可能。這份帶著歷史縱深與人文溫度的觀察，凝結著他對拉美國家走出發展泥潭的殷切希望。

追問現代化“元問題”的中國答案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最初希望了解中國是基于何種原因？此次中國之行是否驗證或改變了您的看法？

林奇：2025年夏天，我在中國進行了一次學術訪問與實地觀察。短短一個月間，我一直在追問自己：為什么一定要來親眼看看這個國家？最終，我在一個清晰的印象當中找到了答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現了創新發展，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建設過程，恰恰體現了追求和平發展、民族自信與變革勇氣三者之間的深刻聯系。

20世紀70年代我就讀于秘魯圣馬科斯國立大學，那時我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真正讓我的思考走向成熟的，是這次親身觀察。我目睹了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巨大變遷，也切身感受到這種變遷與我早年求學時對中國的想象之間所形成的差異——這里既有翻天覆地的變革，也有清晰可辨的延續。

促使我成行的還有幾重現實關切。第一重關切來自思想界：西方左翼，特別是拉丁美洲的左翼知識分子，究竟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轉向？中國正在建設的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形態？第二重關切來自國際格局：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用持續上升，這個國家近年來已經成為國際新聞報道的日常焦點，其重要性不容忽視。第三重關切，也是最深層的關切，關乎民主與民主化議題。當人們目睹中國式現代化在經濟與社會領域取得的成就、看到西方自由民主主義陷入危機甚至導致一些國家瀕臨破產的困境時，人們自然有理由嘗試跳出西方政治傳統的框架，去理解中國的政治體制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在都市煙火與歷史深處讀懂千年文明

《中國社會科學報》：親自去過上海、南京等城市后，您認為哪些具體現象或細節最能體現中國式現代化成果？

林奇：我對中國式現代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城市蓬勃發展，人民生活幸福安康。這些景象集中展現了中國在物質成就、社會凝聚力與歷史記憶傳承方面的成果。以我走訪的上海為例，這座擁有兩千四百多萬人口的大都市，居民聚居的歷史雖然久遠，但作為現代城市的發展卻始于19世紀下半葉。如今的上海是中國經濟繁榮的鮮明代表。這種繁榮不僅體現在亮眼的經濟數據上，更體現在城市的勃勃生機之中。這似乎是一座從不停止運轉的城市。從城市風貌來看，乍一看摩天大樓上的天際線，人們或許會以為高樓只集中在市中心，但事實并非如此。即便在看似郊區的區域，也隨處可見高樓林立。那里有成百上千棟高層建筑，圍繞購物中心和服務設施排列。

相比之下，南京的城市格局與上海相似，只是人口規模更小，不到一千萬。那里同樣是高樓鱗次櫛比，成千上萬的辦公樓與住宅樓交錯排列，立體交通的高架層層疊起，讓人感覺這是一座“無限延伸”的城市，很難辨認出傳統意義上的“市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城市以前的記憶并未完全消失。在現代建筑的背后或旁側，仍然可以看到其他時代各類風格的建筑。偶爾走進小巷，還能發現20世紀20年代曾構成上海市中心主要風貌的“裝飾藝術”風格遺跡，讓人們隱約想起那座已然遠去的城市。

從城市生活來看，這里的人流涌動既熟悉又鮮明，而且格外顯得“年輕化”。最打動我的是成群結隊出行的家庭，祖父母、父母和子女或孫輩一起走在路上。單從穿著就能區分出不同代際：祖輩多穿著樸素，而子女和孫輩則緊跟時尚。年輕人在人群中占據絕大多數，他們的消費習慣，尤其是在時裝與品牌上的投入，既鮮亮耀眼又融合了國際范與本地風尚。這種消費模式在南京、北京等其他城市同樣存在，只是在上海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些家庭與青年成群結隊走動的場景，讓我對一位中國朋友曾提到的觀點有了更深的體會：在中國文化中，家庭被視為一個緊密的整體，代際之間的聯系與支持非常緊密，個人的發展往往也與家庭的福祉緊密相連。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歷史如何幫助您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巨變？

林奇：前面我提到，我想搞清楚一個問題：中國究竟在建設什么樣的社會形態？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討論一個更為基礎但又緊密相關的方面，那就是中國人民對歷史與傳統的巨大自豪感。這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璀璨文明的古老民族所特有的自豪感。很多與我交談的中國人，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政治領域，都這樣告訴我，而我也在街頭巷尾切身感受到了這一點。他們為自己的歷史感到驕傲。這意味著，許多深厚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例如，中國早在幾千年前就擁有高度制度化的行政體制。這種長期的國家建構傳統，無疑深刻影響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現代中國。

如果我們不追溯中國在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遭受的西方列強的侵略，就無法理解中國后來發生的一切。當時，西方列強的目標是把中國置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意志之下。為此，他們強加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逼迫中國開放港口、割讓租界，導致中國國家主權不斷喪失。這引發了各階層人民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救國之路的艱苦努力。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斗爭就從未停止。1911年辛亥革命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這段歷史深刻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在這次中國之行中，我參觀了幾處極具分量的博物館，感受到古代歷史與近代歷史所占據的重要位置。其中之一是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中國共產黨正是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多位曾經訪華的朋友都建議我一定要去看看這個展館。展館本身也是中國博物館事業極大發展的一個例證。展覽通過豐富的形式呈現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從照片、影像資料，到領導人使用過的家具與物品，再到關鍵歷史節點上重要領導人的真人大小雕像。整個展覽按照時間脈絡展開，以中國近現代史為背景，一直延伸到當下。

我還參觀了一座極為震撼的紀念性建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1937年日軍攻占南京后，在短短幾周內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超過30萬中國人遇難。這座紀念館于2014年被確立為國家公祭儀式的永久舉辦地。館內通過攝影、電影、錄音、雕塑以及對舊城場景的復原等多種方式，真實展現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種種暴行。

此外，我還去了西安最負盛名的秦始皇陵，看到了兵馬俑。成千上萬真人大小的士兵雕像守衛著秦始皇的陵寢。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建立秦朝，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長期爭戰的混亂局面。兵馬俑不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也生動體現了當時中華文明所達到的高度。

超越西方范式的現代化之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此次來華，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新的認識嗎？

林奇：歸根到底，促使我此次來中國并在旅途中始終縈繞在腦海的核心疑問是：在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層面上，是否正在構建一種現代化發展的“替代性”道路？

而今天的現實，給出了明確的回答。1980年至2025年間，中國實現了平均約8.6%的經濟增長，這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這一增長使中國在世界銀行的分類中，于2010年從“低收入國家”正式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目前正穩步向高收入國家邁進。與此同時，這種增長也體現在人均預期壽命的提升上：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2025年的79.25歲。正如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羅斯所言，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經濟增長是否轉化為社會福祉的最重要指標。

那么，這種增長奇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來，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關鍵在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這條道路上重要的“經濟引擎”。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轉折，它將發展生產力重新置于首要位置并以此作為改變生產關系的基礎。這一轉折奠定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政策成功的重要基石。

不僅如此，還有一個同樣關鍵的因素值得關注。中國之所以始終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還在于國家對各級政府都具備強大的治理能力，能夠將所創造的財富在社會內部進行合理再分配和持續再投資。巨大的經濟增長帶來了極高的再投資能力。在過去數十年的高速增長期，中國的投資率長期維持在40%左右的高位。這種持續的高強度投資，有力推動了人均壽命的提高和貧困人口的大幅減少。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與中方學者就民主議題的交流中，哪些觀點最能給您帶來啟發？

林奇：剛抵達中國不久，我便收到了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與西班牙語系的邀請，作了一場題為“拉丁美洲民主化的困境”的演講。那天，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齊聚一堂。討論民主與民主化議題并不容易，但卻很有必要，也讓我受益匪淺。

拉丁美洲的困境，恰恰與自由民主主義的危機密切相關。這一視角為討論打開了空間，使我們得以在中國的成功經驗與拉丁美洲的現實之間尋找共同的思考起點。

過去一個世紀，“自由民主”幾乎成為“民主”的代名詞。如今，這一范式深陷危機，西式民主自然不能作為衡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標尺。此外，中國的發展成就巨大、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但是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從不追求霸權與擴張。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國對西式民主的懷疑與批判是有正當理由的。

與此同時，拉丁美洲國家需要開辟屬于自己的民主道路。我多次提到，或許某種“民主化工程”能在拉美當前的陰云中開辟出一條新路，但前路如何尚未可知，讓我們拭目以待。

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西班牙語言文學系教授程弋洋參與翻譯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劉雨微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趙琪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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