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孝親敬老”到“責任共擔”的中國式養老

在中國式現代化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交疊發展進程中，養老已然超脫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政策議題，成為觀察國家治理邏輯、社會結構變遷與文明形態演進的重要窗口。具有理論自覺的“中國式養老”概念框架在現代化實踐進程中不斷凝練成型。其中所承載的歷史文化慣性與現代制度構建之間的互動張力，使中國式養老既超越傳統的東亞家庭主義，又有別于西方福利國家模式，在深厚文化底色與系統性制度建設的相互作用中不斷生成、發展與完善，形成一條歷史性與現代性交織而成的獨特發展路徑。

當前，養老已從家庭倫理的核心內容，轉向國家、社會、家庭與個體共同參與的公共事務，體現出從道德倡導到制度供給的結構性轉變，也昭示出中國式養老在現代化進程中愈發清晰的制度目標：提供兜底、普惠、全面的制度保障，使養老真正成為“可及、可感、可信”的發展成果，讓文化傳統在現代治理中煥發新的生命力。

中國式養老的文化傳統

養老作為植根于深厚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式概念，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制度禮儀、思想文化與生活方式等領域均有所體現。然而，這些觀念與實踐多停留于倫理與禮制的價值規范層面，其制度化程度有限，尚不足以形成穩定、普遍而有效的保障體系。

在國家禮制層面，物質扶助、政治優待與禮儀尊奉構成了古代國家處理老齡事務的主要方式，如賜錢糧、賑濟鰥寡、對高齡者減免徭役以及養老禮、鄉飲酒禮等。這些舉措雖是“善治”理念在國家老齡事務中的具象化體現，但其功能更多停留在象征性與儀式性層面，依賴皇權恩施與禮制表達，缺乏普遍性、持續性與制度化支持，難以為廣泛的老年群體提供普遍、穩定、有效的養老保障。在家庭倫理層面，孝親敬老構成中國古代養老的核心文化邏輯。家庭承擔主要的贍養責任，孝道被納入禮制與法律體系，并通過道德與制度的獎懲機制加以強化。然而，這種以家庭為中心的養老模式深受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生產力水平與家庭結構所限，其保障能力的可兌現性與可持續性高度依賴家庭自身的資源稟賦。在個體生活層面，頤養天年的理念以及相關醫學與養生知識，反映了古代社會對老年健康的樸素關注，如中醫中便有以“養老”為名的穴位名。然而，這些做法也主要停留在經驗性、頤養式層面，不僅缺乏系統化、科學化的健康管理知識體系，也未能在社會層面塑造普遍的主動健康意識。

總體而言，中國古代養老在文化傳統與實踐形態上呈現出豐富性，但其根本特征是以倫理規范與禮制實踐為主導，在生產力水平與國家治理能力有限的條件下，始終難以發展成為覆蓋全民、穩定可持續的制度化保障體系。盡管如此，長期沉淀的文化傳統仍塑造了社會普遍認可的尊老敬老價值取向，為中國式養老的發展奠定了文化基礎，也為當代制度構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與社會心理土壤。

中國式養老的現代嬗變

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生產力的躍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共同推動了養老內涵在深刻社會轉型中不斷拓展與結構性重塑。養老逐漸突破傳統倫理范疇，轉向制度化、體系化并保持持續革新的現代取向，使得中國式養老的目標愿景也愈發清晰。

首先，“養老”概念的內涵持續拓展。從廣度上看，現代養老實踐已不再局限于家庭代際關系與物質照料，而是涵蓋了社會保障、健康管理、長期照護等多元內容，呈現出事業與產業融合的發展趨勢。從價值取向看，“老有所學”“老有所為”等積極老齡觀正在深度融入養老服務體系，老年教育與社會參與等日益成為養老服務和老年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老年人在養老中的主體性地位愈發凸顯，能動性作用也被進一步激發。

其次，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養老已從傳統家庭倫理中的私域事務，轉變為國家主導、社會協同、家庭與個人共同參與的公共議題。中國式養老正融合深厚文化傳統與現代制度建設，逐步形成兜底性、普惠性、全覆蓋的保障體系，推動從“依靠家庭”向“共同富裕”模式轉變。通過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進程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制度供給能力不斷增強。同時，市場與社區力量的嵌入，以及數智技術的賦能，進一步拓展了養老服務的可及性與精準性，更加系統、更有保障的中國式養老新格局得以形成。

最后，中國式養老在文化層面正經歷新的嬗變。孝親敬老作為傳統核心價值依然延續，但其表達方式不斷演進。如在“雙元孝道”的理論框架下，相互性孝道日益增強，權威性孝道相對弱化，家庭內部的情感支持與精神陪伴愈加受到重視。傳統家庭養老中的物質供養、生活照料與精神慰藉等功能逐漸分化，公共與社會力量的介入正在重塑代際支持的結構與模式，而數智技術也進一步拓展了現代孝道的實現形式與實踐空間。

中國式養老的未來著力點

深厚的歷史傳統不僅構成了中國式養老“何以中國式”的文化根基，也為制度演進與服務創新提供了重要的內生動力。在邁向中國式現代化與共同富裕的進程中，中國式養老的高質量發展不僅是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深層次結構性挑戰的回應，更彰顯了對融合文化底蘊與現代制度邏輯的新型治理范式的主動塑造。

其一，要強化價值導向的制度塑型，推動傳統文化要素在治理機制中再生產。孝親敬老不僅是傳統道德觀念，更應成為老齡社會治理理念塑造與服務模式構建的內在邏輯。在中國式養老的建設進程中，需推動“善養”“善治”等理念的現代制度轉譯，將其體現在服務體系建設、社區環境營造、代際關系重構等環節中。通過將優秀傳統文化理念嵌入現代社會化保障與服務，提升中國式養老的文化親和力，使制度不僅“供給有力”，更“認同扎根”。

其二，推動多元主體的權責明晰與有機協同。中國社會長期積淀的“家國同構”與共同體意識，為中國式養老的多元協同發展路徑奠定了理念基礎。在治理轉型中，應以社會、社區、家庭多級聯動為主線，推動政府引導、市場介入、社區支撐、家庭參與的責任機制落地。通過打通養老保障與服務的制度接口、資源通道與轉介路徑，實現多元力量在功能互補與價值契合層面的雙重協作，形成更加穩健且可持續的中國式養老生態體系。

其三，要明確發展導向的戰略定位，將中國式養老的未來愿景嵌入共同富裕的發展框架。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養老不僅是民生保障，更是實現代際公平、社會和諧的重要抓手。為此，應進一步以分層分類視野推動中國式養老制度體系建設，完善面向弱勢老年群體的兜底機制，拓展老年人社會參與的機會與空間，推動老年人力資源開發與銀發經濟培育。同時，推動數智技術、傳統文化價值與現代治理實踐的有機融合，堅持把技術創新作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支撐，以科技賦能實現中國式養老在公平、安全、可持續基礎上的整體躍升。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亮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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