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某人被撤職，毛主席怒斥：他對黨有功

1957年，廣東省委的一份處分決定送到中央。

毛主席翻開材料，看完，當場大怒。他拿起筆，批下一行字——"他在歷史上對黨是有功的"。

批示終究晚了一步。那個被他親口承認有功的人，已經被撤職、被下放，開始了長達二十六年的漫長蒙冤之路。

1903年6月7日，海南瓊山縣云龍鎮長泰村，一個石匠家的兒子出生了。

父親叫馮運熙，種田之余做石匠活；母親吳氏是普通農家婦女。這個孩子乳名公孫，輩名馮裕球，后來改用學名馮繼周，再后來，整個中國南方的革命史都記住了他另一個名字——馮白駒。

他讀書早，讀得認真。1916年在云龍高等小學，就跟進步同學組了個"同志互助社"。1919年進瓊山中學，五四運動一來，他沖在前頭，是學校學生運動的骨干。

1925年，他考進上海大夏大學預科，在上海讀《向導》《新青年》，接觸馬列主義，整個人的方向就此定了。

1926年9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年他二十三歲。一年后，瓊崖四二二事變爆發。國民黨右派在廣東大規模清黨，血腥鎮壓，瓊崖的革命形勢一夜間跌入谷底。中共瓊崖地委被迫轉入農村，馮白駒奉命回到家鄉，在爛攤子里重新搭架子——組建中共瓊山縣委，任書記，拉起瓊山縣討逆革命軍，開辟出瓊山西部羊山一帶為根據地。

這只是個開始。

1929年，形勢比之前更險。中共瓊崖特委機關先后在2月和7月兩次遭國民黨特務破壞，特委書記黃學增等主要領導人相繼被捕犧牲，整個瓊崖革命一下子失去了統一領導核心。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時任中共澄邁縣委書記的馮白駒站出來了。

接任后，他沒急著布置任務，先去香港、上海，向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央匯報工作。在這次匯報中，他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對他說，你們抓住了紅軍、抓住了農村革命根據地、抓住了蘇維埃政權，這三件事做得很好，今后緊緊依靠群眾、高舉武裝斗爭旗幟，一定能勝利。

這句話，馮白駒記了一輩子。

回到瓊崖，他在母瑞山主持召開中共瓊崖第四次代表大會，決定擴大農村根據地，發展黨組織，擴建紅軍。同年8月，瓊崖工農紅軍獨立師正式成立，瓊崖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好景不長。

1932年，國民黨軍隊再次發動大規模"圍剿"。這一次，力度遠超從前。瓊崖紅軍斗爭全面失敗，獨立師解體，各塊根據地被攻破，各級基層黨組織幾乎被一掃而光，整個瓊崖與黨中央、與廣東省委的聯系也完全中斷。

就在這個局面最爛的時候，馮白駒帶著黨政機關及警衛連共一百多人，退入母瑞山。

母瑞山里，能吃的只有地瓜和一種野菜，連一粒米都沒有，更別說油鹽。山里冬天極冷，人越來越少，隊伍越來越小。這樣的日子，整整熬了八個多月。

1933年4月，馮白駒帶領幸存的二十五人突圍，晝伏夜行，穿過敵人封鎖線，回到瓊山縣長泰村老家——回到了他出發的地方。二十五人。一百多人進去，只剩二十五人出來。

他沒有崩潰。出來之后，依靠當地群眾，逐步聯絡分散的同志，幾個月內恢復了多個鄉的黨組織。后來，他把這段經歷總結成一句話："山不藏人人藏人。"這是他用人命換來的經驗。

此后三年，形勢一點一點好轉。1936年5月，在中共瓊崖特別委員會第五次擴大會議上，馮白駒再次當選為特委書記，決定成立瓊崖紅軍游擊隊司令部，下轄七個支隊，為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悄悄積蓄力量。

1938年底，日本的戰火燒到了海南外圍。全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已超過一年，瓊崖的形勢隨之急劇變化。當年12月，瓊崖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廣東省民眾抗日自衛團第十四區獨立隊，馮白駒擔任領導職務。

1939年2月10日，日本軍隊從天尾港登陸，占領海口。

就在當天，中共瓊崖特委命令抗日獨立隊第一中隊，在南渡江潭口渡口緊急迎擊。這一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瓊崖抗日武裝打響的第一槍，打出了氣勢，也打出了方向。

此后，獨立隊迅速擴編為獨立總隊，馮白駒任總隊長。

1940年9月，他復任中共瓊崖特委書記，并兼獨立總隊總隊長及政治委員，同時在美合山區開辟抗日根據地，創辦瓊崖抗日公學，自己兼任校長，培養了大批黨政軍干部。

1942年到1943年，是瓊崖抗日斗爭最艱難的階段。日偽軍連續發動"蠶食""掃蕩"，國民黨頑固派從另一邊夾擊，同時，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也在戰亂中中斷——孤懸海島，兩面受敵，上級聯系斷絕，換任何人都得心里打鼓。

馮白駒沒有亂。

他根據瓊崖實際，獨立制定出"堅持內線、挺出外線"的作戰方針，一邊頂住敵人的正面進攻，一邊把隊伍向島西南地區拓展，把敵后游擊戰爭硬生生推向全島。到抗戰勝利時，根據地控制區域已超過全島一半以上。

1943年8月，白沙起義爆發，黎族、苗族人民奮起反抗國民黨頑固派的暴政。馮白駒堅定支持，并趁機領導創建五指山革命根據地——這個根據地，后來成了解放戰爭期間的戰略支撐點。

解放戰爭時期，1948年夏，五指山中心根據地正式建成，囊括數縣區域，成為全島最穩固的紅色區域。從1948年秋到1949年夏，瓊崖縱隊連續發動三次攻勢，攻占大片城鎮和農村，總兵力迅速擴充至一萬六千余人。

1950年，局勢來到了決定性時刻。

國民黨大批軍隊撤入海南島，島上守軍驟然增加，兵力不在少數。第四野戰軍決心渡海作戰，但橫亙在面前的瓊州海峽，是一道真實的天險——沒有制海權、沒有足夠船只，這仗極難打。

歷史留下了一個關鍵對比。毛澤東后來在有關海南戰役的指示中專門提到："海南島與金門島不同的地方，一是馮白駒的配合，二是敵軍戰斗力較差。"

金門，國民黨守住了。海南，沒守住。最大的變量，是馮白駒。他向四野提供全島地形情報，標出適合行軍和隱蔽的路線，組織沿海地區征集木帆船，動員船工分批前往雷州半島，秘密接應偷渡登陸的先頭部隊。

1950年4月中旬，主力兵團登陸成功。瓊崖縱隊配合野戰軍，分東、中、西三路追擊殘敵。

4月23日，海口解放。4月30日，紅旗插上天涯海角。5月1日，海南全島解放。二十三年，從1927年的四二二事變，到1950年5月1日全島解放，這面紅旗，整整飄了二十三年。

周恩來后來稱馮白駒是"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

海南解放之后，馮白駒開始進入正式的行政體系。

1950年，他先后出任海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中共海南島區委書記、海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同年11月，他隨葉劍英進京匯報工作，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的接見。這是他仕途的高點之一。

1955年9月，他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三項殊榮同時授予的，全國僅有五十一人，其中包括十大元帥和十名大將。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馮白駒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論資歷、論戰功，他站在那里，沒有人能說他不配。

但麻煩，早在1952年就已經埋下。

建國后，大批"南下干部"進入廣東，與本地干部之間產生了長期矛盾。1951年底，陶鑄接管廣東，雷厲風行，上任不久就在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嚴厲批評廣東籍干部搞"地方保護主義"，直接把矛頭指向以馮白駒、古大存為代表的本土老干部群體。

1952年夏，中共廣東省黨內正式開展反"地方主義"斗爭。馮白駒被認定有問題，受到錯誤批判。不久，被調離海南，改任中共華南分局委員兼統戰部長，后又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離開了他打了二十三年仗的地方，離開了他最熟悉的土地。這一走，再沒能回去。

本以為調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是重新信任的信號，但風暴已經在積聚。

1957年，全國反右運動在廣東延伸成更大規模的"反地方主義"斗爭。陶鑄在全省發起"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將矛頭集中指向1952年那次運動中被認定有問題的干部，重新翻舊賬，重新批判，力度更猛。

1957年2月，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馮白駒因所謂"地方主義"再次受到猛烈批判。

1957年12月，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擴大）會議正式通過決議：《關于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白駒、古大存同志錯誤的決議》。

決議宣布：馮白駒是"地方主義反黨集團的頭子"，撤銷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委，撤銷海南軍區政治委員職務。

牽連之廣，觸目驚心。這場"反地方主義"運動，全省受處分和受牽連的地方干部多達兩萬人，省委委員中被批判者有十七人，七十七位省直部廳級和地市級干部被打成地方主義分子，不少被撤職或降級。

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毛主席看到了這份材料。毛澤東是從周恩來送來的相關報告中讀到馮白駒問題的。看完之后，他當場大怒，拿筆在材料上批示："馮白駒同志的問題如果沒有處理的話，就不要處理了，他在歷史上對黨是有功的。"

這句批示，清清楚楚，沒有任何模糊的余地。但問題是——廣東省委已經宣布了處分結果。決議已經公開，批斗已經開始，局面無法收回。毛主席的批示，因此未能改變既成事實。

1958年1月，馮白駒被下放到廣東省三水縣勞動鍛煉，掛了個縣委副書記的虛名。

一個打了二十三年仗、被周恩來稱為"旗幟"的人，就這樣被發配去種地了。

表面上看，是重新啟用了。但熟悉那個年代政治邏輯的人都明白：那不是信任，那是安置。他再也沒有回到任何重要領導崗位。

孩子們被人反復上門動員，要求與父親劃清界線。

大女兒馮爾超是軍人，態度強硬，當場拒絕，說："我父親又不是'反革命'，為什么要跟他劃清界線？"這句話，后來她一字不差地告訴了來采訪的記者。

馮白駒在那間小屋里，一關就是好幾年。

期間，他的身體開始垮掉。

1971年9月，周恩來親自過問，下令解除對馮白駒的隔離審查。那年冬天，二女兒馮爾敏從東北趕回杭州探望父親，推開病房門，看見的是一個蜷曲在病床上的干瘦老人——父親原本將近一米八的個頭，整個人縮成那個樣子，讓人看了心里一酸。檢查結果是：前列腺癌。

1972年初，在周恩來的親自指示下，浙江省革委會用公務車送馮白駒入京，到北京日壇醫院繼續治療。妻子曾惠予和二女兒馮爾敏隨行照顧。

住院期間，馮白駒喜歡哼瓊劇。心情好的時候，會在病床上自編自唱。女兒馮爾敏記得最清楚的一句唱詞是："我裕球有三女一男"——他唱得很自豪，像是在向誰宣告，這一生，值了。

但人已經撐不了多久了。

1973年7月19日，馮白駒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歲。消息傳出，周恩來當晚立即行動。他通知浙江省委連夜派人帶材料進京，要迅速為馮白駒準備悼詞和追悼規格。材料一到，當晚午夜一點，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馮白駒的悼詞和追悼規格。

會上有人提出，1937年馮白駒在獄中曾寫信給國民黨軍官，表示愿意為三民主義奮斗終身——這句話有問題。周恩來當場反駁：去查原信，如果談的是聯合抗戰問題，這樣說就沒什么問題。查了，確實是談和國民黨聯合抗戰的問題，周恩來立刻拍板：沒有問題。

然后，他特別強調了三點：馮白駒歷史上沒有問題；他的貢獻在于在遠離黨中央的條件下堅持幾十年艱苦斗爭，革命紅旗始終不倒，很不簡單，很了不起；追悼會必須在八寶山舉行，《人民日報》要刊登在第一版。

1973年7月28日，黨中央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馮白駒舉行追悼會。葉劍英出席，周恩來、國務院、中央軍委各部門均送了花圈。悼詞由周恩來親自修改，評價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這是一份遲到十年的正式肯定，卻仍然不是真正的平反。真正的平反，在十年后。

通知明確寫道：撤銷1957年12月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關于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馮白駒、古大存同志的錯誤的決議》；撤銷對馮白駒、古大存同志原處分的決定；恢復他們的名譽。

通知還特別指出：馮白駒、古大存同志都是我黨老黨員，他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武裝斗爭，對黨對人民是有重要貢獻的。

1983年春天，廣州乍暖還涼。

她后來告訴記者：那一刻，她才真正相信，父親的冤案，終于翻過去了。盡管，這個通知來得，實在太遲了。

從1957年被撤職，到1983年正式平反——蒙冤二十六年。

從1973年去世，到1983年平反——身后整整十年，才等來一句公道話。

2009年秋，海南日報記者專程拜訪了已年邁的馮爾超。她翻出當年親手抄寫的那幾頁紙，又一字字念了一遍。她說，父親這一生，從沒有在家人面前表露過難處，無論在廣州、在杭州、在北京，無論是被關押還是臥病在床，他始終是那副硬邦邦的樣子。

病床上哼瓊劇，唱"我裕球有三女一男"，唱得很自豪。他在歷史上對黨是有功的——毛主席批在材料上的這句話，說的是事實。

1927年開始算，到1950年海南全島解放，二十三年，旗幟沒倒。敵人圍剿、封鎖、蠶食、掃蕩，通通沒能壓下這面旗。最終壓垮他的，不是外來的敵人，而是來自內部的政治風暴。

歷史的吊詭，有時候就在這里。

一個人，打了二十三年仗，保住了一面旗幟；然后，用了二十六年，等來一句早就該說的公道話。

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的通知落款那天，馮白駒已經去世將近十年。

他沒有等到那一天。但那一天，終究還是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