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同志回憶：還原一個真實的柯慶施，他的這個優點不容否定

1956年冬夜，上海外灘的鐘聲剛敲過十點，一輛舊吉普車悄悄停在石庫門弄堂口。車燈熄滅后，司機探頭問一句：“馬主任，您真要現在去？”馬達只擺擺手，把大衣領子立起，快步鉆入夜色。那天，他是去向柯慶施補充一份市政預算草案。多年以后，馬達常說，正是這一連串深夜的工作，讓他看到了一個與政治流言中截然不同的柯慶施。

柯慶施在上海工作時間不長，從1954年8月接任市委第一書記，到1964年春天住院，整整十年。可十年里，馬達統計過，自己至少在夜里進過柯家門五十次以上。柯慶施的作息規律近乎殘酷：清晨六點看報批件，白天會議、下鄉，晚飯后散步半小時，然后又是一桌文件。若無緊急事務，別人很少踏進他的客廳。

有意思的是，這位外省來的“柯老”在上海并沒有“開小灶”。他原本嗜煙，卻從不講究好煙牌子；喜歡小酒，卻常把半瓶紹興老酒喝上整月。馬達提過一個細節：柯慶施到金山衛檢查海塘，風大浪急，身邊干部凍得直抖，他只把呢帽往下一扣，連熱茶都沒要。有人勸他進縣里的招待所歇一晚，他笑著說，“明早還得趕回市里開會，住了就耽誤。”

馬達最難忘的，是那根金華火腿事件。時間在1958年臘月二十七。夜里九點，一個主管行政后勤的干部抱著火腿來拜年。話剛出口，柯慶施眉頭皺得像要擰斷。旁人只聽到一句重話：“拿走！再邁一步，我可要處分你！”對話不到半分鐘，火腿拎著原路折回。那位干部后來調離崗位，卻一直把這段丟臉的經歷當警鐘。

外界常說柯慶施嚴厲，甚至獨斷。嚴厲不假，獨斷卻要分場合。馬達舉過例子：1959年春，上海生豬供應吃緊，菜價一周內漲了三成。調研組帶回的第一份報告將原因全推給農民惜售。柯慶施沒發火，只問：“徐家匯豬肉攤你們去過嗎？正午沒人買得起肉，怎講惜售？”說罷，讓馬達領隊再跑一趟菜市場。當晚十點，新報告放到桌上，調價方案改為削減中間環節、增加冷鏈車輛。第二天清晨，柯慶施在文件上批“可行”，隨后交給市長曹荻秋。

在干部眼中，柯慶施像塊冰；在熟識者眼中，他卻頗為健談。晚飯后的石庫門弄堂，一燈如豆，兩人并肩慢行，柯慶施常把經濟學新著塞給馬達：“看完告訴我，哪些觀點能和上海的實際對得上。”蘇聯專家莫洛托夫的作品、英國人凱恩斯的譯本，他都翻。馬達一度懷疑他有沒有睡眠障礙，因為次日清晨收到的批語精確到字句。

不可忽視的是，“聽意見”與“拍板快”并不矛盾。1962年夏，上海部分國營廠因原料短缺停工。各局報來計劃：有的要調入高價進口棉紗，有的干脆建議停產待命。柯慶施將所有負責人集中到淮海中路大樓，小黑板上寫下四個字——“自找出路”。他讓每家企業先講自救方案，再評估利弊。討論至凌晨，他合上本子：“就按第二方案走，明天開工。”會散人散，決定已生效。馬達回憶，那一刻誰都知道，商量歸商量，最終方向只能他定。

柯慶施的聲望還得益于特殊的革命履歷。1920年，只有十八歲的他給陳獨秀寫信“問國是”，半月后只身來滬，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他與張國燾、張太雷等人赴莫斯科，參加遠東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并由列寧親自接見。此事在黨內流傳甚廣，王明和他熟稔，卻也幾分敬意地說：“我們這些人里，真正握過列寧的手的，恐怕只有柯慶施。”

北方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歲月，把柯慶施的棱角磨得更堅硬。河北省委、北方局、晉察冀財委……一路沉浮，他很少自辯。石家莊解放后，他兼任首任市長。那時，年輕的張春橋在《石家莊日報》當總編輯，文章愛用激烈措辭。別人嫌他魯莽，柯慶施卻說，“筆桿子不怕尖，怕的是無鋒。”于是提拔張兼任市政府秘書長。兩人因此結識，后來被外界不斷放大解釋，但馬達反復強調：合作歸合作，難以憑臆測給一個已故之人定性。

1964年3月，肺部不適將柯慶施推向病房。手術成功，他被送往北戴河療養。那段時間，他居然把醫學文獻當消遣，給自己列了戒煙計劃。可惜身體虛弱，胃口忽好忽壞。1965年3月下旬，他隨賀龍、聶榮臻赴成都考察三線建設。晚宴后又吃了幾粒花生米，夜里急腹痛發作。4月9日18時，搶救無效，終年六十三歲。此人曾與肺癌鏖戰一年，卻因胰腺炎驟然離世，命運的反復讓許多人至今惋惜。

噩耗傳到上海，馬達正在《解放日報》夜班。打字機還未停，淚已落在稿紙上。追悼會上，他只說了一句：“柯老一生最怕占公家便宜。”

在后來漫長的歲月里，關于柯慶施的爭議從未平息。有人贊其清廉果敢，有人批其獨斷急躁。馬達給出的評語簡短而堅定：倘若把歷史人物看作多棱鏡，廉潔這一面無論如何也抹不掉。

或許評價終難統一，但那根被原路送回的火腿，至今仍像一枚釘子，牢牢釘在上海老干部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