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澤東思念故鄉，來到長沙后，問當地領導：左大玢哪去了？

消息通過電話線飛快傳到正在湘西巡演的湘劇團。左大玢正在后臺卸妝，得知“主席點名要見”，她愣了幾秒才反應過來，急忙換了便裝往長沙趕。三個小時的山路，她一路顛簸，腦子里不斷回放七年前那場突如其來的相遇。

1956年冬，年僅十二歲的左大玢隨長沙木楠園小演員訓練班赴京匯報演出。她沒有戲份，只能躲在幕布后面偷看臺下的中央首長。演出結束，孩子們爭著去坐主席剛離開的椅子，人小膽大的左大玢也擠了上去，從此心里埋下了一個模糊而灼熱的念想——“要是有一天能讓他記住我就好了。”

機會很快降臨。1959年，《生死牌》在長沙省招待所上演。剛一抬眼，她看見觀眾席最醒目處那熟悉的高大身影，心跳立刻亂了節拍，臺詞也跟著打結。臺下哄笑聲起，毛澤東爽朗地說：“小鬼忘詞了，別怕。”寬厚幾字，替她擋去窘迫。戲散后，主席在中背廳設宴，專點名要見“那位小演員”。就這樣，小姑娘成了“主席的舞伴”，緊張得連基本舞步都亂了套。毛澤東干脆親自領舞：“娃娃，舞要動起來，別木著。”一席輕松話，化解了她全部惶恐。

此后，每逢到長沙，毛澤東總讓秘書通知省里：“別忘了喊小左。”跳舞、閑聊、品茶——一老一少的忘年交在眾人注視中緩緩成型。有人暗暗研究，這位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舊軍官的女孩，為何能得到主席的青睞？大概原因也簡單：一份天真不造作的熱忱。

1953年，左大玢還只是長沙城里愛跟母親背后學唱腔的小姑娘。母親鄭福秋深知戲班艱難，竭力阻攔。誰知女兒趁她外出演出，偷偷報名訓練班。母親趕回家火氣已上頭，卻被女兒隨口唱出的幾句正調鎮住，“嚴師出高徒”的戲班規矩她太懂，只好點頭同意讓孩子闖一闖。

在木楠園那幾年，左大玢練跪步、吊嗓子、翻跟頭，腳長起血泡照舊擠進繡鞋。成名后，她竟然沒換過幾件戲服：父親舊軍工資薄有限，母親也舍不得給劇團添負擔。毛澤東注意到她那件洗得發白的花襯衫，開玩笑：“老穿同一件，省布票哇。”她抿嘴笑，回敬一句：“主席襪口又掉了，該打個結嘍。”簡簡單單，像家常里短。

回到1963年的長沙，毛澤東住在橘子洲頭不遠的東園招待所。晚飯后，他依舊興致盎然，說想聽一段《生死牌》。左大玢被接進會客廳，嗓子因巡演有些沙啞，卻還是清唱了幾句“劉秀下山”。唱到“未得靈丹難度世”，她突然停住。毛澤東關切地遞過茶杯：“娃娃，護好嗓子，日后還要唱給更多人聽。”她大膽勸道：“您也少抽煙，嗓子更要緊。”主席笑著應下，可下一秒又習慣性地點火，被她“啪”地奪過，輕按進煙缸。周圍人嚇得屏息，毛澤東卻只是擺手，“聽閨女的。”

夜深燈靜，湘江風送來桂花香，左大玢告辭時，主席把一縷淡淡的茶香留在她的記憶里。那半截被掐滅的香煙，她悄悄帶走，上千里路奔赴舞臺，它后來被她裱進木盒，成了歲月最珍貴的紀念。

之后幾年，左大玢的名字在湘劇界愈發響亮。1965年，《生死牌》改編電影，她赴京參加國慶演出。菊香書屋的席間，毛澤東逗她：“為什么姓左不姓右？”一句玩笑，引得一桌人笑聲連連。閑談中，他忽問：“左霖蒼是你什么人？”聽到她答“大伯”，主席點了點頭，對舊時湖湘知識分子居然熟稔于心。

1976年春天，病榻旁的毛澤東再次念起湘水與湘劇。他無法再回南方，只能把鄉愁寄托在影像。有關部門請來了湖南省花鼓、湘劇精英，把《打鼓新傳》《劉海砍樵》一一錄成膠片。左大玢獲悉后，忍住淚水對導演說：“我想把觀眾當作主席，不許有半點怠慢。”她在《追魚記》里飾演觀音，目光靜若秋水，那是對故人的遙遙致意。

9月9日凌晨，燈火仍亮著，劇團同伴卻收到了噩耗。左大玢愣坐妝間良久，淚水把粉黏成斑駁的花。舞臺帷幕落下，她把那只舊木盒緊緊貼在胸口——里面安靜躺著當年捻熄的半截香煙。

六年后，中央電視臺籌拍《西游記》，總導演楊潔尋遍京城，偏偏相中這位湘劇青衣來演觀音。有人嫌她年紀大，她一句話沒爭，卻在定妝那天披上輕紗，靜立燈下，氣韻自成。化妝師一眼認定：“這就是觀音。”多年舞臺修煉的定力，讓她收起了靈動眼神，換上慈悲從容。鏡頭里，她一抬眉、一伸指，便是古剎輕煙、梵音繚繞。

《西游記》播出后，小兒見之合十，老者遙拜。有人問她怎樣練出那股“云水之氣”，左大玢只笑：“跟戲曲有緣，更跟人有緣。”她沒說出口的，是那位指點自己名字讀音、提醒自己護嗓、在長沙江畔尋找“小左”的老人。若無當年那一問，或許就沒有后來熒幕上令人難忘的慈航普度。

如今，當年的湖南省交際處早已翻修，菊香書屋也沉靜在翠柏里。左大玢偶爾重走長沙舊地，仍能想起那支被掐滅的煙卷、那雙總是掉襪口的舊布鞋，還有夜色中江風吹皺的水面。歷史留痕，人各有歸宿，唯有戲里的唱腔還在湘江上回響：“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