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天橋劇場問陳毅：你認識文化部長陳沂同志嗎？

觀眾席內，陳沂被安排在第五排第一座，略顯局促地整理軍服。剛落座，回頭的工作人員突然意識到，第六排正中央留出了一個空位——那是毛主席的席位。幾分鐘后，主席健步進場，掌聲如潮。

燈光未暗，他已經朝前方伸出手：“你翻身了！”一句話打破了莊重氣氛，話音落在陳沂耳邊，他幾乎條件反射般起立。主席隨即側身對陳毅笑道：“認識嗎？這是軍委文化部長陳沂同志。”

“常打交道，老朋友。”陳毅用上海口音輕輕一句。對話短至二十余字，卻讓旁人記住了三個信息：陳沂，文化口的“左派”；陳毅，與他交情不淺；兩人淵源極早。

順著這條線往回捋，1931年春，北平琉璃廠舊書攤里還沒有陳沂的名字。當年，他在北戴河接受秘密訓練，入黨不足三月便被派赴天津搞學生運動。十四年后，東瀛投降，陳沂已是八路軍山東縱隊宣傳部長，手里拿的不是傳單，而是一部印務陳舊的《新華日報》。

1945年10月，延安電令“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羅榮桓、陳毅先后抵魯南。臨沂城外那條石板路上，陳沂第一次與陳毅照面。交談不過半刻，陳毅就給他留下“痛快”二字：干部想去東北？好，條件成熟就放人。兩個月后，陳沂乘帆船夜渡渤海，終在安東前線報到。

1946年四平街爭奪戰，林彪急需政工骨干，他一句“野戰政治部，陳沂頂上”，把這位舊識推到槍林彈雨中央。文件顯示：四個月內，他組織前線宣教材料八十余萬字，戰士口號里第一次出現“繳來美械救中國”。

時間撥到1952年冬，南京小雨。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在軍區禮堂匯報，陳沂剛講完第一個故事，掌聲里看見臺下第二排的陳毅，這才發現老總悄然來到現場。散場后，兩人握手，陳毅玩笑：“世界上可以有兩個陳毅。”這一句，將“同名”話題輕輕帶過，卻把多年戰友情誼烘托得恰到好處。

同年深夜，陳沂做客將軍巷官邸。張茜擺上蘋果和鹽水花生便退去，讓兩人暢談朝鮮前線。桌上地圖展開，陳毅以鋼筆尖點著長津湖：“九兵團行得正好，輸了氣概就全沒了。”陳沂補了一句：“英雄楊根思，他們見過，精神硬得很。”燈芯燒盡，兩人依舊未覺。

回京后，軍內醞釀拍攝《南征北戰》。劇本里一句“反攻反攻，反到山東，一張煎餅，兩根大蔥”惹人擔心太“怨氣”。片場請示文化部長，陳沂批語不足一行：“留，真話最有勁。”送到陳毅那兒，得到同樣回應：“戰士就該這么說。”導演放下心來。

外交崗位再度把他們聯系得更緊。1958年起，陳毅以副總理兼外長身份，每遇涉軍文藝出訪，文件總會交到辦公桌上。熟悉陳毅批示的人都記得，他習慣用藍黑墨水二號鉛筆圈注，或僅寫一個“可”字，干脆、少見拖沓。有意思的是，若是發現接待軍樂團時有人沒穿軍裝，他會立即要求“回去換好再接客”，講究的是一點軍人氣度。

1962年9月，哈爾濱站月臺風大。送別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后，陳毅特地招手，把陳沂的夫人叫到車邊：“叫他過京一趟，有事說說。”不久，陳沂抵京，卻迎來工作上的波折。陳毅提筆致信周總理，信不過百字，但把緣由、解決方案與責任人寫得明明白白。事情原本順勢推進，卻因形勢突變而中斷。

1979年春，陳沂奉調上海市委。一走進武康路舊居，他怔在門口。屋內陳毅寫下的詩稿尚懸墻上：“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熟悉的字跡，讓這位“文化部長”默立許久。

多年后，陳沂整理回憶錄時，在扉頁寫下一行寄語：小陳毅，記得有位大陳毅曾經握著你的手，說“常打交道，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