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沒玩明白的東西，卻成了中國彎道超車的利

關于日本，最近有幾條新聞，挺有意思的：

第一件是：日本至今還是個隨處可以撿錢的地方。

據日本警方透露，去年單在東京，撿到現金交到警察局的失物里，就有約40億日元現金，相比前一年還多撿了6億日元。

你沒看錯，我們連錢包都不怎么帶了，日本人一年丟錢還能丟掉39億9652萬4634日元……

另一件是在最近，占日本總人口約16.9%的關西地區(qū)，終于安裝了第一臺能用手機掃碼付款的可口可樂自動售貨機。

但仔細研究會發(fā)現，這臺機器主要是服務外國人的，特別是支持支付寶和微信。大部分的日本人想喝可口可樂，還是習慣最傳統(tǒng)的支付方法：塞硬幣。

就連在日本的中國博主，也會在社交媒體上吐槽：在國內習慣了手機掃一掃二維碼就能付款，在日本生活可離不開現金。

但你或許不知道：二維碼（QR Code）最早是日本發(fā)明的，日本也被稱為自動售貨機的國度。

但為什么二維碼支付沒在日本誕生和普及？為什么在自動售貨機上貼個二維碼，就像是日本人的行為盲區(qū)一樣，至今也沒有完全走通？

這中間，是中國與日本截然不同的創(chuàng)新路徑與技術變革取向，所帶來的截然不同的社會發(fā)展走向。

1980年，23歲的原昌宏從大學畢業(yè)，進入豐田汽車下屬的電裝（DENSO）株式會社工作。和絕大多數日本人一樣，他將在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工作一輩子。但和絕大多數人不同的是，原昌宏將隨著他接到的一份工作任務而永載史冊。

故事從1992年開始，那一年，在全球電子化浪潮和制造業(yè)變革的推動下，日本經濟開始從大規(guī)模標準化生產，轉向高混合小批量生產，導致工廠的產品數量和SKU開始急劇上升。

為了精準區(qū)分各個產線所需的物料，配件上所需要標注的信息越來越精細繁雜，但一直使用的“條形碼”只能儲存20個日文字符的信息，導致有些配件甚至需要貼上十幾個條形碼，倉儲和產線管理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戰(zhàn)。

原昌宏接到的任務簡單卻艱巨：幫助提高掃碼效率，減少出錯率，從而提升整個生產體系的效率。

此前十二年，這個35歲的技術工程師一直都在研發(fā)“條形碼掃描儀”。剛接到這個任務時，他也是從硬件掃碼的效率出發(fā)的，但很快就發(fā)現：不管掃碼器怎么改進，只要碼的形式不改變，效率的提高就很有限。

要解決問題，關鍵在于：與其調整設備，不如調整編碼。

多年后，類似的“軟硬件之爭”，又發(fā)生在了支付寶的內部。不同的是，那時已是2010年代，QR二維碼已被證明了其儲存信息的能力，支付寶內部所產生的軟硬件之爭，聚焦在NFC（近場支付）和二維碼支付之間。

信息的傳遞和儲存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終極密碼，日本人卻好像從來沒想過，這個儲存信息能力超過條形碼400多倍的小玩意兒還能有別的用法。1994年QR碼就被原昌宏所研發(fā)出來，但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都停留在工廠零部件標識和產品溯源。

直到大洋彼岸的中國人發(fā)現了這個寶藏。

2010年，支付寶剛結束了PC時代的支付混戰(zhàn)，正式超越PayPal成為全球電子支付平臺的龍頭，移動互聯(lián)網的大幕正緩緩拉開，而所有第三方支付產業(yè)的參與者，都在圍繞兩件事賽跑：

能實現支付功能的硬件終端；

能讓硬件實現支付功能的軟件工具。

前者的代表是拉卡拉；后者的代表就是支付寶。

拉卡拉沒想明白原昌宏十六年前就想通的事，于是在Pos機的領域一路狂奔了下去；而支付寶內部在探索中逐漸產生分野，有人更傾向于一步到位的“NFC近場通信”，也有人選擇了二維碼。

因為堅信二維碼是更普惠且快捷的工具，時任支付寶無線事業(yè)部總經理的徐達（諸寅嘉），帶著一個幾十人的小團隊開始攻關這個項目，在沒有KPI的條件下，團隊的心情更多是“放手一試”。

2011年4月，他們完成了二維碼支付首個demo。徐達在一次內部高管會上做了演示，馬云看后說：“這個很有意思。”3個月后，支付寶在廣州召開發(fā)布會，在國內首推二維碼支付。支付寶還為此申請了專利，客戶端也增加了一款叫“悅享拍”的功能，即現在“掃一掃”的前身。

沒有人知道，三年后，伴隨著2013年“支付寶錢包”App獨立上線，二維碼支付也被大規(guī)模商用，10年來，這張移動支付之網，會抵達中國的每一個毛細血管深處，影響著數億人生活的日常。

技術進步的結果，在于人類如何運用

2017年4月29日早上7點，一篇在日本爆火的帖子登上了日本推特的熱搜前十，帖子的標題叫做：“中國人會偷偷嘲笑我們落后嗎？”

這篇帖子的源頭出自日本著名論壇2ch的一篇文章《中國的非現金社會飛速發(fā)展已超乎想象》。帖子發(fā)布后不久就爆火，以至于那些天在推特上搜索「中國」，甚至后面會自動補充「キャッシュレス社會（無現金社會）」。

在帖子里，日本人紛紛感慨短短幾年，二維碼就讓中國社會發(fā)生了許多變化——再小的街邊攤都可以用移動支付，甚至連寺廟投香火錢、結婚收禮金、路邊乞討的流浪漢，也支持用二維碼付款了…

2014年，一個外國人專門跑到中國拍了一個紀錄片，《中國的無現金社會》。

也是這一年，歐洲專利局將歐洲發(fā)明家大獎頒給了原昌宏，但彼時的日本，偏遠地區(qū)連信用卡都不能用，大城市雖然有滿街的無人售貨機，卻沒有一臺能徹底實現無現金支付，以至于在日本動漫或輕小說里，都經常把自動售貨機卡幣、卡貨當梗來玩。

在日本這個自動售貨機的國度，卻沒有人想過把二維碼貼到機器上，打通整個移動支付的閉環(huán)。究其原因，一是日本社會環(huán)境和產業(yè)成熟度，壓制了移動支付的生存和推廣空間；二是無論豐田還是原昌宏，都陷入了路徑依賴，在商業(yè)上出現了明顯的誤判。

當二維碼被發(fā)明出來的時候，原昌宏和其團隊認為，如果申請專利，二維碼就只能留在豐田體內成為專屬工具。而如果要向外出售，作為新生事物的二維碼賣是賣不出去的，不如賣能夠掃碼的設備。

從邏輯上講，豐田和電裝當年對二維碼的態(tài)度，更像是工業(yè)領域的拉卡拉。但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隨身可用的攝像頭變得不再稀缺，掃碼設備開始缺乏市場，反而是二維碼作為承載信息的載體變得格外重要。

而日本乃至其他發(fā)達國家的移動支付發(fā)展，正是隨著二維碼的使用被中國拉開了差距。這個過程中，有一個極其重要，但經常被分析者所忽略的隱含條件：相比其他移動支付方式，二維碼極大降低了收款方的接入成本。

拿日本來說，如果今天你去商場或連鎖便利店，可能并不會覺得移動支付水平和國內存在明顯差距。信用卡、AppleCard、NFC等支付方式，會讓你得到與國內相仿的付款體驗。

但對于收款的商家端來說，上述這些收款渠道，每一項都對應著可觀的隱性成本：Pos機、NFC識別設備，信用卡一點都不美麗的費率，以及相應方式的學習成本和時間成本…

讓街邊賣水果蔬菜的大叔大媽拿著“pos機”做生意，拉卡拉嘗試過，失敗了。對于大中型商家和消費者來說，許多成本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對于小商戶和個體經營者來說，這些成本就意味著麻煩、虧損，甚至是干脆無法入場。

這就是為什么，日本很多出租車司機不愿接受移動支付，而是寧愿人手一個硬幣盒子，現場找零。他們并不知道，十幾年前，在日本一個車間里，就曾誕生過一張能讓他們幾乎零成本就跨入移動支付時代的二維碼。

通過這張二維碼，大洋彼岸的支付寶和微信，將商業(yè)的門檻降到了以往難以想象的地步，讓小微商戶做生意更方便，也讓每個微小的個體能更容易地參與到經濟生產中。

這一切似乎都在驗證《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的那句話：科學推動了技術的進步，但技術進步的結果，取決于人類究竟如何使用自己所掌握的技術。

中外移動支付發(fā)展水平真正的差別，正是由此拉開的。

移動支付帶來的社會成本優(yōu)化

二維碼和自動售貨機的創(chuàng)新，是中國移動支付發(fā)展的一個縮影。十多年的時間，移動支付不僅改變了電商購物的消費方式，更是深刻影響了許多實體行業(yè)的發(fā)展。

出行是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行業(yè)，快的和滴滴的角逐則是焦點之戰(zhàn)。

2013年12月，支付寶率先與快的打車合作，推廣移動支付功能；次年1月，滴滴打車與微信支付合作。自此，雙方開啟出行補貼大戰(zhàn)，想盡辦法讓乘客掃二維碼下載自家的打車軟件，并培養(yǎng)使用移動支付的習慣。

這場“打車大戰(zhàn)”直接培養(yǎng)了數億用戶的移動支付習慣，以至于一年半后的共享單車大戰(zhàn)，地推往路邊一站，被攔下來的行人都能搶答了：掃二維碼是吧？

此外，移動支付成為物聯(lián)網技術成熟所需的最后一塊版圖，也成了電商產業(yè)和整個O2O本地生活的基礎支撐技術，并進而影響了最廣泛的社會經濟生活。

可以說，移動支付作為消費互聯(lián)網的底層支撐技術，幫助中國量身構建了一套區(qū)別于全世界的新的線下消費體系與供應鏈體系。有了移動支付，才讓滴滴這樣的打車軟件的邏輯成立，才讓快遞、外賣和團購的即時性得以實現。

而這些新興的O2O行業(yè)，在過去十年里提供了大量的就業(yè)崗位，同時極大地提高了社會運轉的效率，優(yōu)化了中國整個社會的成本結構。

算不清楚找零的老人，也可以踏入商業(yè)的門檻；視障人士出門不用數硬幣，開個小店也不再擔心碰上假錢；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西藏阿里地區(qū)，當地人動動手指就能在支付寶上交電費了。

所有生活的悄然變化，是支付寶和微信兩大國民App下死功夫去推廣移動支付，這極大攤薄了社會的整體支付費率，實現了僅有0.4%到0.5%的支付費率，做到了全球最低的水平。

反觀國外，支付費率是每年營收的2%到3%，整整是中國市場的4到8倍。許多商家出海本就主打低價，扣掉這些費用，意味著一整年顆粒無收。很多出海中小商家的折戟原因就在于此。

移動支付在最廣泛層面上的普及，給中國帶來了潤物無聲卻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連劫匪和小偷的生存空間都越來越小了。

2004年，全國共發(fā)生搶劫、搶奪和盜竊案件378萬起，多發(fā)生在銀行和金融機構附近。10多年后的2017年，一對表兄弟相約到杭州搶劫，搶了三家超市卻只找到1700多元，還不夠來回路費。

哥倆被抓時當場崩潰：“你們杭州人，出門不帶現金嗎？”

過去十年，移動支付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是中國互聯(lián)網技術發(fā)展的縮影。而移動支付在日本和中國的不同境遇，則是觀察中日兩國互聯(lián)網及科技創(chuàng)新道路差異的最佳樣本。

日本式創(chuàng)新的動力往往來自于“較真”，拿自動售貨機來說，日本被稱為自動售貨機的國度，自販機遍布大街小巷，且內容包羅萬象，只有你想不到的，幾乎就沒有人家做不到的。這背后是日本自販機產業(yè)多年在產品上的精細打磨和卷生卷死。

二維碼被發(fā)明后的應用，也呈現出這個趨勢：它很快就沉淀到了日本的整個制造工業(yè)體系，進而在細節(jié)上不斷影響和優(yōu)化著日本各個與生產有關的行業(yè)，比如你幾乎可以在所有食品包裝上，找到一張小小的溯源二維碼。

日本捕鯨公司在日本橫濱開設的自動售貨機

提供鯨魚刺身，鯨魚牛排和鯨魚培根

但較真到一定程度，有時也會成為桎梏。

習慣了使用二維碼做零件和產品標識的日本人，從車間走出來坐車或打車的時候，也曾需要準備很多硬幣，或等待司機慢慢找零，而他們卻沒有想過用那張小小的二維碼，去開辟移動支付這樣的新戰(zhàn)場。

很高的產業(yè)成熟度+較真式的細節(jié)創(chuàng)新思維，一方面造就了日本獨特的企業(yè)競爭力，成就了二戰(zhàn)后日本的高速發(fā)展，另一方面也成為了日本在互聯(lián)網以及智能化時代落后的原因，移動支付如此，智能手機如此，電動汽車行業(yè)也是如此。

一是敢想敢做。移動支付的發(fā)展史，就是一部拓荒者彎道超車的歷史，曾經的落后讓我們更有穿越無人區(qū)的勇氣，社會也愿意給予新生技術寬松的成長環(huán)境和空間。

二是中國式的創(chuàng)新，總是帶有實用與理想并存的色彩，希望將技術用于最廣大的人群，落入最煙火的生活。

建國后，中國建成了世界最高的橋、海拔最高的公路、速度最快、穿越最復雜地形的高鐵，以及最高普及度的互聯(lián)網商業(yè)和每一個普通人都能用上的移動支付。

而所有的中國之網，本質上都只有一個目的：讓中國人過上最好最便捷的生活。

信息高速公路的時代，互聯(lián)網技術創(chuàng)新，更應該繼續(xù)秉持這樣的理念：給所有人帶來一場商業(yè)上的科技平權，用技術普惠的方式，將最普通的中國人帶入到最前沿的技術應用場景之中。

如今，在許多領域，中國已從后來者逐漸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