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確政績觀校準學術導向

當前，全黨正深入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哲學社會科學界作為此次學習教育的重點領域之一，長期存在的科研成果重數量輕質量等科研偏差現象，也被置于“政績觀”的聚光燈下接受學習洗禮。

“我們不是普通的知識分子，而是肩負著理論思想使命、服務國家戰略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羅哲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直言，“政績觀的偏差，歸根結底是黨性的弱化、虛化、淡化。哲學社會科學界的科研觀偏差亦是如此”。這句話道出了當前社科界關于政績觀與科研觀深刻自我審視的錨點。

01

社科領域政績觀的“三重三輕”

在廣東財經大學科研部部長王方方看來，當前社科領域的政績觀偏差，可以用三個“重與輕”來概括：重短期立項輕長期深耕、重數量指標輕質量貢獻、重個人出彩輕團隊協同。

這個判斷不是危言聳聽。一位地方高校的青年教師向記者講述了他的“生存法則”：“每年必須發兩篇C刊，否則考核不合格。為了湊數，只能把一個小問題拆成幾篇文章，做‘短平快’的題目，根本不敢碰那些需要三五年才能出成果的基礎理論研究。”

這正是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何虎生所批評的“碎片化”研究。他認為，部分學者為出成果快，選擇易成文的小題目，“缺乏思想深度”；而在應用研究領域，則表現為“教條化”“脫離實際”——生搬硬套國外理論、堆砌數據模型，忽視本土實際，導致成果“好看不好用”。

更隱蔽的問題在于“懸浮化”。一位長期從事農村問題研究的學者坦言：“有些政策研究報告，數據模型做得漂亮，結論卻與基層干部的日常感受完全脫節。”

這種“三重三輕”的偏差，在科研評價體系中被不斷放大。論文數量、項目級別、獲獎情況成為硬指標，學術創造異化為“分數比賽”。有學者調侃：“現在不是在做學問，而是在開論文工廠。”

“問題的根源既在于研究者個人認知的偏差，也與評價體系導向、科研管理機制不完善密切相關。”東北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龐立生的分析，指向了一個評價困境。在現行評價體系下，一位年輕學者如果選擇做一項需要十年積累的基礎研究，很可能在中期考核時就面臨“非升即走”的壓力。相反，如果緊跟熱點、快速產出，即使缺乏原創性，也能在短期內積累足夠的“業績”。

這種“激勵錯位”并非偶然。多位受訪學者提出，科研管理存在明顯的“短視化”傾向——高校需要快速提升排名，學科需要完成考核指標，個人需要保住飯碗。各方理性選擇的結果，就是整個系統陷入“急功近利”的困境。

一個典型案例是項目申報。某高校教師透露，每年國家社科基金申報季，各高校都會組織“動員會”，要求“應報盡報”。“有的老師今年剛結項，明年就必須報新的，根本沒有留出深入思考的時間。大家都在追熱點，‘數字經濟’火了，課題就一窩蜂報數字經濟，‘共同富裕’熱了，課題就涌入共同富裕。”這種跟風研究，被龐立生批評為“主體性、原創性缺失”。他說，部分研究者重模仿輕原創，評價過度看重期刊等級等表面因素，導致研究同質化嚴重。

更令人擔憂的是學術不端。近年來，多起論文造假、抄襲剽竊事件被曝光，暴露出“重發表輕研究、重結果輕過程”的深層問題。“當科研變成一種純粹的利益競爭，學術誠信就成了一種奢侈品。”一位學術期刊編輯感慨。

02

黨性是政績觀的“總開關”

面對這些不良學風亂象，此次學習教育給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判斷：“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

羅哲對此深有感觸：“政績觀的偏差，是理想信念的總開關松動了。”在他看來，社科工作者必須把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作為首要任務，把研究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最大課題。“若擺不正這個位置，就是胸無全局，不僅丟了自己的責任田，也丟了最具價值、最值得研究的課題。”羅哲說。

吉林大學常務副校長蔡立東闡述了正確政績觀的內涵。他認為，哲學社會科學的實踐導向性，要求研究者從自發的“學術從業者”轉變為自覺的“時代的思想者與行動者”。“政績觀是‘魂’，提供‘為誰做、為何做’學問的價值前提；科研觀是‘體’，給出‘做什么、怎么做’學問的實踐路徑。”

在這個框架下，社科研究的“政績”被重新定義：一是對人類認知邊界的拓展，二是回應現實需求的實踐對策，三是引領社會發展的價值涵育。“政績為誰而樹？人民至上。”蔡立東強調，要聚焦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的痛點難點問題，以真功夫深耕研究。這意味著，一項研究是否算“政績”，不能只看發表了多少論文、拿了多少項目，而要看它是否拓展了認知邊界、破解了真實問題、提供了價值指引。

在正確政績觀視角下，“顯績”與“潛績”的統籌兼顧成為關鍵命題。何虎生解釋，“顯績”是短期內服務決策、回應熱點的應用成果，“潛績”則是體系建構、學術積累等長周期基礎性工作。二者辯證統一——缺乏“潛績”，應用研究就會失去原創性概念與理論的支撐；忽視“顯績”，理論研究就會脫離實際。

但在現實中，“顯績”往往更受青睞。一位高校科研管理者坦言：“大家要看政績，短期能出什么‘潛績’？當然是多發表論文、多拿項目更立竿見影。”這種“任期焦慮”在高校中普遍存在。有學者提出，目前的科研管理存在“運動式”傾向——今天一個“重大攻關”，明天一個“創新平臺”，項目多、“帽子”多、評比多，真正留給學者靜心研究的時間卻被嚴重擠壓。

蔡立東對此有清醒認識：“哲學社會科學的結論，絕非驚鴻一瞥之功，而一定是苦心孤詣、長期求索的結果。比如，啃原始文獻需條分縷析、鉤沉爬梳；田野調查需與訪談對象共情溝通、建立信任；大數據分析需反復檢驗數據、修正模型；學術表達需反復推敲、細致打磨。”

“唯有耐得住‘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寂寞，堅守長期主義修得真功夫，才能產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真政績’。”蔡立東說。

03

貢獻社科研究“真政績”

如何將正確政績觀從“價值倡導”落地為“制度安排”？各地高校和科研單位正在進行探索。

武漢大學將“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作為學習教育的核心主題。校領導班子成員帶頭深入學生社區和宿舍，與師生面對面交流。針對駐外科研機構，明確要求摒棄“重顯績、輕潛績”的偏差；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把人民至上理念貫穿教學科研全過程；化學與分子科學學院將政績觀建設納入考核評價體系。

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的做法頗具地方特色。羅哲介紹，該院引導科研工作者深入隴原基層、田間地頭獲取第一手資料。“黨委政府用得上、基層群眾有感覺”，成為檢驗政績的試金石。該院堅持“開門搞活動”——查擺問題廣泛聽取群眾意見，整改整治主動接受群眾監督，成效好壞由群眾評判。“用群眾不斷增強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檢驗政績的成色。”羅哲說。

廣東財經大學則在制度層面進行了更系統的改革。一方面，以修訂《學術期刊分類等級目錄》為抓手，確立“質量優先、服務長遠”的導向，大幅提升A類權威期刊數量，樹立中文頂尖成果標桿。另一方面，設立特色類別，認可服務大灣區戰略的成果，從制度上否定“唯數量”傾向。

針對青年教師“申報無門”問題，該校推行國家級項目申報“一對一”師徒制，由資深教授全程輔導。同時，改革科研平臺運行機制，賦予部分平臺在團隊組建、資源調配方面的更大自主權，變“掛牌平臺”為“攻堅堡壘”。

王方方告訴記者，這些舉措已初見成效，比如“師徒制”顯著提升了青年教師申報國家級項目的信心與質量；平臺做實改革后，不僅凝聚了跨學科團隊，還直接承接了多項地方政府重大委托課題。

然而，個案的成功并不能掩蓋系統性的困境。要真正培育社科研究的“潛績”，需要更深層次的制度變革。

王方方提出三方面建議。一是建立“增量評價”與“長周期支持”機制。探索實施“格次賦分法”，重點評價年度新增高質量成果。設立專項基金，對從事基礎理論、冷門絕學研究的團隊給予5—10年的長周期、穩定性經費支持。二是強化學術治理，保障“潛心治學”的自主空間。在職稱評定、人才選拔中，對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學者建立同行專家“代表作”評議機制，尊重學術規律，避免行政化、短視化干預。三是營造“鼓勵探索、寬容失敗”的生態文化。對于探索性強、風險高的基礎理論研究項目，即使未達到預期目標，積累的經驗也應予以認可。

羅哲表示，培育“潛績”需立足區域發展實際。“既要解決好當前的‘急難愁盼’，也要處理好歷史遺留問題，更要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他說，要以百姓的“口碑”檢驗政績的“豐碑”，把群眾“滿意度”當作衡量工作的最高標準。

龐立生認為，科學精神的孕育需要環境條件的支撐。“要讓科學精神有自己的從容棲息之處，就需要創造‘安心研究、專心研究、熱心研究、舒心研究’的環境條件。”他特別強調，要改革和完善科研評價機制，堅持“分類評價，突出特色；多元評價，尊重差異；強調貢獻，鼓勵協作”。

在全黨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為社科領域凈化科研生態提供了重要契機。受訪學者普遍認為，這不僅是作風建設的契機，更是價值重塑的契機。蔡立東提到，要“將個人學術探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緊密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揭示中國式現代化的底層邏輯”。

但改革絕非一蹴而就。一位資深學者向記者坦言：“要真正扭轉‘唯數量’導向，需要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雙向發力。”羅哲則從黨性高度給出答案：“要直面學術差距，以真抓實干破解發展難題，避免‘政績沖動’與‘為官不為’兩種極端傾向。”

對廣大社科工作者而言，這場反思最終要回答一個根本問題：“為誰著書、為誰立說、為誰服務？”龐立生認為，唯有將“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與“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統一于學術實踐，社科工作者才能真正擔負起“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的歷史使命，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貢獻經得起實踐、人民和歷史檢驗的“真政績”。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趙徐州 朱羿 李永杰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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