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功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世界意義

中國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不僅徹底消除了困擾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而且對全球減貧事業和人類發展進程具有深遠意義。更重要的是，中國探索出一條立足國情、精準施策的減貧道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了中國樣本。中國將脫貧攻堅的成功經驗轉化為可供全球共享的國際公共產品，有效填補了全球減貧的供給赤字，大幅提升了全球減貧治理效能。中國減貧成功實踐既是對人類物質層面的提升，也是對人類思想層面的一場洗禮，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

歷史成就：直接推動全球減貧進程與目標實現

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這既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偉大壯舉，更是全球減貧事業和人類發展進程中一座巍然矗立的里程碑，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減貧奇跡。這一成就，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也重塑了世界貧困版圖，直接推動全球減貧進程與目標實現，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可行路徑。

（一）里程碑意義：顯著縮小世界貧困人口比例

貧困是人類社會的頑疾。中國在資源稟賦并不占優、人口規模空前巨大的條件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推進大規模減貧行動。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打響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脫貧攻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完成的硬任務”。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脫貧攻堅事業在中國發展全局中的基礎性、戰略性地位。截至2020年底，中國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中國歷史性地解決了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成功打贏脫貧攻堅戰，不僅將載入中華民族史冊，也是人類減貧事業的重要豐碑。人類歷史上尚無任何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依靠自身力量，使如此龐大規模的人口擺脫貧困。沒有中國的成就，全球減貧進程將大打折扣。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若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絕對貧困標準衡量，中國減少的貧困人口甚至占到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的四分之三，這一規模在世界減貧史上前所未有，被世界銀行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貧行動”。

中國脫貧攻堅的成功，不僅顯著降低了本國貧困發生率，更是通過其“體量效應”，在統計意義和現實層面上對縮小世界貧困人口比例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使中國成為當之無愧的全球減貧最大貢獻者。

（二）決定性貢獻：改變全球貧困版圖的關鍵力量

中國作為曾經世界上貧困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成功打贏脫貧攻堅戰，直接推動全球貧困人口分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帶動了全球貧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緩解了貧困高度集中于特定區域的問題，極大地改變了全球貧困版圖。

中國并未將脫貧攻堅成就局限于國內，而是通過國際合作機制，將自身減貧經驗和發展紅利向外輻射。例如，通過“東亞減貧示范合作項目”，中國將“整村推進”“精準扶貧”等成功經驗在柬埔寨、老撾、緬甸等國落地。大量研究表明，中國對東盟等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不僅促進了當地經濟增長，還顯著降低了貧困率、貧困深度和貧困強度，為破解“增長不減貧”的全球性難題提供了現實路徑。中國以“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等為平臺，將減貧作為國際合作的優先方向。據世界銀行報告，到2030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將幫助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

（三）率先性垂范：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減貧目標

中國的脫貧攻堅成就以其率先垂范的實踐，有力說明了實現國際減貧目標的現實可行性。2015年聯合國發展峰會上，中國領導人同各國領導人一道審議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該議程將“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作為其首要目標。通過持續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中國于2020年如期實現全面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比2030年減貧目標提前整整十年，極大提振了國際社會對實現全球減貧目標的信心。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高度評價，稱中國是“為全球減貧作出最大貢獻的國家”。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脫貧攻堅成就對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產生了顯著的溢出效應：通過減貧與產業發展相結合，促進糧食安全和農村產業升級；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清潔飲水和衛生條件；通過加大對婦女就業和教育的支持，推動性別平等和社會包容。這種多目標協同推進的發展模式，為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供了系統性解決方案。

中國以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的巨大成就，直接加速了全球消除貧困的歷史進程，為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更大范圍內落地生根注入了強勁動力與堅定信念，為全人類邁向沒有貧困、共同繁榮的未來提供了堅實支撐。

范式之變：為全球南方點亮自主脫貧之路

在全球減貧進程中，西方國家主導的減貧治理理論長期占據話語權，其將貧困主要歸因于資源稟賦、文化傳統等外部因素，固化了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國家的依附發展模式。中國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構建了一套全新的減貧范式，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構建內生性減貧機制的信心和實現“自我造血”的可持續減貧樣板，為人類減貧事業開辟了新境界。

（一）理論突破：貧困可以被戰勝

20世紀中期起，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了大量減貧治理理論，如貧困惡性循環理論、貧困循環積累理論、文化貧困理論等，核心均圍繞“外因決定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源于低收入、多維度貧困因素積累或貧困文化代際傳遞，打破貧困困境需外部沖擊，且強化了貧困的“不可逆性”。后續出現的基礎設施、社會保障、人力資本等減貧理論，雖暗含發展理念，但仍未脫離該框架，導致全球南方國家在減貧道路上始終處于“理論追隨者”的被動地位，消解了其減貧的內生動力。

中國在脫貧攻堅道路上，突破“資源決定論”的束縛，構建了以“人的主體性”為核心的減貧脫貧理論體系。一是確立了“扶貧先扶志”的價值內核。我國始終將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放在首位。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激發內生動力，調動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積極性”，“只要有信心，黃土變成金”，“人窮志不能短，扶貧必先扶志”，從根本上重塑了減貧治理中“人”的主體地位。二是明確“消除貧困”的治理目標。區別于西方“緩解貧困”的救濟式扶貧，我國將貧困治理目標錨定為“消除絕對貧困、阻斷代際傳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系統性脫貧。三是強調“共同富裕”的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不同于西方“涓滴效應”所倡導的經濟發展自然擴散邏輯，我國強調政府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強調“確保農村所有貧困人口如期擺脫貧困”；強調“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

（二）理念創新：構建發展型減貧脫貧路徑

長期以來，全球減貧實踐存在“救濟式扶貧”和“開發式扶貧”兩條路徑的分野。“救濟式扶貧”是西方長期進行的減貧實踐方式，其援助效率問題日益凸顯。中國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堅持以“開發式扶貧”為基礎，通過強調產業發展、就業創造等方式，提升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系統性構建起了我國發展型減貧脫貧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既扶貧又扶志，調動扶貧對象的積極性，提高其發展能力，發揮其主體作用”。同時，我國將開發式扶貧與兜底保障政策相結合，形成經濟增長、開發式扶貧、社會保護“三軌”并行的國家反貧困戰略：一方面，注重激發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內在活力，探索出產業帶動型減貧模式、易地搬遷扶貧模式等因地制宜的理論方法；另一方面，將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等基本民生需求作為基礎，注重教育、醫療、住房等長遠發展權益的普惠覆蓋，提升貧困群眾教育、文化、健康水平和綜合素質，形成可持續發展路徑。

（三）信心傳遞：彰顯南方國家自主發展的可行性

長期以來，部分南方國家始終依賴西方援助或國際組織貸款，形成“依附型減貧”模式，使得減貧進程“碎片化”、不可持續，甚至陷入惡化困境，削弱其自主發展的信心。在脫貧攻堅實踐中，中國始終堅持“自主探索、因地制宜”的原則，立足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始終，以自身實踐成果讓全球南方國家看到了“基于自身制度的自主減貧脫貧路徑”的可行性。同時，中國也致力于國際減貧合作，基于“需求導向”模式，“力所能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幫助其構建符合本國國情的減貧治理體系。

中國的脫貧攻堅創新了減貧治理范式，為全球提供了一套“非西方中心”的認知理念，形成無需依附西方的減貧脫貧模式，充分證明人類社會的絕對貧困是可以被戰勝的。這有助于全球減貧治理話語權的重構，為構建更加公平、更具韌性的全球減貧治理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推動全球減貧事業邁向更加可持續的新階段。

方案借鑒：為全球南方破解貧困難題提供方法論啟示

中國作為擁有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新時代以來通過實施脫貧攻堅，使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創造了減貧治理的中國樣本。中國方案并非機械復制的模板，而是一套立足國情、發展為本、精準施策的方法論體系，為全球南方國家破解貧困難題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立足國情：減貧道路的本土化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復制’中國的做法”。任何成功的減貧實踐，都必須植根于本國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

中國地域廣闊、發展不平衡，在脫貧攻堅中探索出分類施策、精準“滴灌”的方法。在自然條件惡劣地區實施生態移民與易地扶貧搬遷，在資源匱乏地區推動“一村一品”產業培育，在人力資本薄弱地區開展教育扶貧，在社會保障短板地區構筑醫療、養老、低保等多重防線。中國的脫貧攻堅實踐啟示全球南方國家：減貧不是單一政策的機械施行，必須從自身的文化基因和制度土壤中尋找適合的路徑。

中國援巴布亞新幾內亞菌草技術示范項目，正是立足本土國情的實踐樣本。針對當地熱帶雨林氣候與土地碎片化特征，中方協助建立起“農戶小規模栽培﹢合作社統一銷售”的本土化體系。項目培訓當地農戶3200余人次，直接惠及貧困人口逾1.2萬，巴新政府已將菌草產業納入國家農業發展規劃。

（二）發展為本：激發內生性脫貧的根本動能

貧困的根本原因是發展不足，減貧的根本出路在于發展。中國始終堅持將脫貧攻堅融入國家發展全局，通過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通過能力建設增強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實現從“輸血”向“造血”的根本轉變。

中國將脫貧攻堅工作與國家現代化建設同頻共振，通過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打破發展瓶頸。中共十八大以來，新改建農村公路超250萬公里，解決1040個鄉鎮、10.5萬個建制村通硬化路難題，新增5萬余個建制村通客車。同時探索出“扶貧車間”“光伏扶貧”“電商扶貧”等多種模式，將資源稟賦轉化為經濟優勢，培養了貧困人口的市場意識與經營能力。這些經驗證明，可持續的減貧必須建立在內生增長動力之上。

埃塞俄比亞—湖南工業園項目便是這一理念的海外實踐。園區引入中國中小企業集群發展模式，重點培育紡織、建材、機械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截至2024年，園區已吸引90余家企業入駐，創造就業崗位1.2萬個，其中90%以上為本地員工，帶動周邊近50家配套中小企業成長，被埃塞政府列為“國家工業化的孵化器”。

（三）精準施策：提升治理效能的科學方法

“精準扶貧”是中國脫貧攻堅戰的標志性方略，通過精細化、科學化、系統化治理大幅提升了扶貧資源配置效率。其核心要義“六個精準”，即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構成了完整的工作閉環。

脫貧攻堅期間，中國開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貧困人口普查，建立全國統一的扶貧信息系統，實現精準定位和動態管理；根據致貧原因和脫貧需求，做到“對癥下藥、靶向治療”；累計選派300多萬名干部駐村幫扶，實現了貧困村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全覆蓋。這充分表明，減貧工作的有效性不僅取決于資源規模，更取決于治理精度與政策執行能力。

老撾“東亞減貧合作示范村”項目精準移植了這一方法論。中國專家團隊耗時三個月對327戶家庭開展入戶普查，精準識別112戶貧困戶并建立電子檔案。針對各村差異實施“一村一策”，派駐專家駐村培訓，三年后112戶貧困戶人均年收入從430美元提升至820美元，全部穩定脫貧。老撾政府已將此模式納入《2030年國家減貧戰略》。

平臺拓展：推動國際公共產品體系創新發展

中國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向全球貢獻了具有實踐穿透力的國際公共產品。這不是簡單的模式輸出，而是通過知識共享、理念革新、務實合作與機制創新，構建開放包容的全球減貧支持網絡，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可參照、可適配、可持續的減貧路徑。

（一）知識供給體系的平臺化構建

中國脫貧攻堅實踐形成的理論成果，是一套將制度優勢、治理現代化與減貧復雜性深度結合的知識體系，為全球發展理論提供了超越傳統范式的知識產品。

精準扶貧理論的國際傳播是中國知識供給的標桿。其“六個精準”方法論價值在于，為眾多面臨資源有限、治理能力薄弱等約束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可借鑒的針對性治理方案。精準扶貧的精髓在于，通過精細化的管理工具和高度組織化的執行機制，將宏觀的發展資源與微觀的個體貧困成因直接對接，極大提升了扶貧效率和效力。中國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雙龍鎮十八洞村的實踐極具代表性。該村精準扶貧前貧困發生率高達57%，人均年收入僅1668元。2013年啟動精準扶貧后，駐村工作隊精準識別貧困人口，精準發展鄉村旅游、特色種植等產業，配套進行基礎設施改造。2016年底，貧困發生率降至1.28%，人均年收入躍升至8313元，實現整體脫貧。該案例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納入《人類發展報告》案例庫。

中國減貧經驗更深層次的價值，在于構建了知識制度化共享體系。通過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等平臺，中國已為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數萬名官員、學者和技術人員提供減貧主題培訓。這種“減貧知識”轉移，遠比單純資金援助更為根本，旨在幫助伙伴國家培育自身“造血”系統。

（二）發展理念引領的全球價值重塑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全球發展倡議，為全球減貧與發展事業確立了以平等、包容、可持續為核心的新價值基準，推動國際發展合作從單向度“慈善援助”向基于共同利益的“發展伙伴關系”轉型。

中國在推動南南合作實踐中，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融入項目設計，有效引導廣大發展中國家規避“先污染后治理”“先增長后分配”的傳統現代化陷阱。在非洲援建光纖網絡時，同步實施大規模數字化技能培訓，縮小“能力鴻溝”而不僅是“設施鴻溝”；在東南亞推廣清潔能源項目時，設計社區參與和利益分享機制，確保能源轉型與當地生計改善協同并進；在拉美支持農業現代化時，注重幫助構建完整產業鏈，而不僅是提高單產。

中國設立“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運作模式也生動體現了“平等伙伴關系”新范式。受援國不再是方案的被動接受者，而是主導項目需求識別、方案設計的主體，中方作為合作伙伴提供技術、資金和經驗支持。正如中國在脫貧攻堅過程中激發貧困人口“主人翁精神”一樣，這種合作機制深度激活了發展中國家的“主人翁精神”，有效避免了傳統援助可能導致的政策依附性。

（三）務實合作網絡的內生能力培育

中國依托南南合作框架與“一帶一路”倡議構建廣泛項目網絡，其基本特征在于超越了傳統項目的單向交付模式，追求嵌入式的能力培育，將中國的脫貧攻堅經驗、技術與當地的治理結構、資源稟賦創造性結合。

以南南合作項目為例，在老撾版索村的扶貧實踐中，中國專家團隊協助村民建立民主議事機制，指導編制村級發展規劃，通過“手把手”實訓將基礎設施運維技能傳授給當地技術人員，同時引入并適應當地條件的農民合作社模式，幫助分散農戶整合資源、對接市場。“一帶一路”倡議則在更廣地域和更深層次上產生了減貧的規模效應與協同效應：一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顯著降低貿易與物流成本，為偏遠地區融入市場創造條件；二是經貿合作區與產業園區建設創造大量本地就業崗位，特別是為青年和婦女提供非農就業機會；三是多雙邊金融合作緩解了基礎設施投資約束，撬動更多社會資本流向生產性領域。

（四）治理機制創新的多邊平臺變革

現行全球減貧治理體系長期存在代表性不足與資源錯配等結構性弊端。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致力于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減貧議程的制度性話語權與規則制定參與度。

中國通過推動二十國集團（G20）等機制將發展議題置于核心位置，支持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并在新興多邊開發銀行中倡導平等決策原則，拓寬了全球發展治理的民主基礎。在“中非減貧與發展會議”“中國—東盟鄉村發展論壇”等區域性平臺上，議題導向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南方國家可以自主提出“小農經濟與市場銜接”“非正規經濟轉型與青年就業”等源于本土實踐的真問題；中國則系統性地分享在“縣域經濟統籌發展”“精準扶貧到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等領域的政策工具與實施路徑。

從深層次看，中國脫貧攻堅經驗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是將一國發展實踐轉化為全球治理資源的機制創新，其底層邏輯在于減貧歸根結底是發展中國家自主探索的過程。當全球發展進入南方國家群體性崛起的新時代，這種基于平等互利、能力共建的公共產品供給，正為人類消除貧困的終極愿景提供更具時代適應性的中國方案。

價值升華：重塑人類發展范式與人類文明體系

中國成功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意義遠不止于解決數億人的溫飽問題，更在于在價值觀層面促使全球完成一場關乎人類未來發展的思想升華，并對人類發展范式與人類文明的走向造成深遠影響。

（一）促進世界人權發展

貧困遠不止是收入不足，而是基本能力和機會的剝奪。2001年，聯合國明確將“消除貧困”定義為一項人權義務。消除極端貧困是實現所有人權的基礎條件。

中國將減貧視作人權事業中最為重大和緊迫的工程，高度重視貧困人口的生存權發展權保障問題，明確把生存權和發展權置于人權保障的核心位置。中國的脫貧攻堅戰向世界傳遞了一個清晰的信息：穩定與發展是實現所有人權的先決條件。沒有一個安全、有序、持續增長的社會環境，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也難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中國堅持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自身的歷史文化、發展階段和現實需要，自主決定其減貧戰略與人權發展路徑，將有限資源優先投入到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改善中，而不是被外部強加的政治議程所束縛。中國把自身脫貧攻堅實踐視為促進全球人權治理的重要途徑，為推動全球人權事業朝著更加公平、合理、可持續的方向前進提供了重要動力。

（二）推進世界現代化進程

沒有消除貧困的現代化是脆弱的、不完整的，甚至是虛假的。中國將實現共同富裕作為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標志，重新定義了什么是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極大豐富和拓展了現代化的價值目標和理論內涵。

一是深刻重構了現代化的內涵。現代化不僅僅是經濟總量和科技水平的提升，更是全體人民生活質量的普遍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曾提出一個經典論斷，“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將消除貧困視為實現人的現代化與國家社會整體現代化的基本前提。中國的脫貧攻堅實踐表明，現代化的成功與否，最終要落腳于是否解決了最貧困群體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是否讓每一個人都能享有尊嚴、機會和希望。

二是創新了現代化的實施路徑。中國脫貧攻堅的成功向世界證明，現代化完全可以與大規模減貧同步進行，二者非但不矛盾，反而可以相互促進、互為助力。這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現代化道路，表明各國完全可以在尊重自身歷史、文化和現實條件的基礎上，探索實現公平與發展并重的現代化方案。

（三）推動面向2050的人類社會發展

無貧窮作為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首要目標面臨巨大的挑戰，全球減貧工作進展緩慢且不平衡。在此背景之下，國際層面已經開始了后2030年時代，面向2050年的規劃之路。面向2050，全球減貧形勢更加復雜、任務更加艱巨，氣候變化、技術變革等將成為新型致貧因素。

中國將脫貧攻堅內化為各領域的發展目標和治理導向。以氣候變化為例，中國統籌環境可持續性、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社會公平正義，確保綠色轉型成本與收益的公平分配，通過采取大規模的職業技能再培訓等舉措，加大對弱勢群體的托底和幫扶，不讓任何地區、產業或群體掉隊。總之，面向2050的減貧治理核心更多地體現為在面臨全球重大挑戰情況下，加強系統性抗風險能力建設，推動人類社會朝著更加開放、包容、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四）促進人類文明發展

消除貧困是文明社會發展的核心標志。通過實施脫貧攻堅，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整體消除絕對貧困，這本身就是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的人道主義成就，極大豐富了人類文明的圖譜。

物質文明方面，更加強調增長的包容性，確保了經濟增長的成果能夠為最邊緣化的人群所共享。政治文明方面，展現了高效的國家治理能力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創新活力，彰顯了一種獨特的政治文明形態。社會文明方面，使“消除貧困”“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長”等理念在全球發展議程中的權重日益增加，推動國際社會更加關注發展的公平性和普惠性。精神文明方面，打破“等靠要”的消極心態，強調扶貧與扶智相結合，形成了“上下同心、盡銳出戰、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的脫貧攻堅精神，為人類精神文明寶庫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

中國脫貧攻堅是一次關于“發展為了誰”“如何實現發展”以及“什么是真正的發展”的深刻革命，其成就遠不止于經濟層面的收入提升，而是全方位推動中國文明形態邁向世界、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偉大實踐。

組長：王檢貴

成員：仇煥廣 王文 賀達水 唐建軍 張可心 蔡彤娟 申宇婧 丁壯 李佳瑩

本文執筆：王文 蔡彤娟 申宇婧 丁壯 李佳瑩

來 源：人民政協報

總監制：姚卜成

監 制：韓世雄

編 輯：張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