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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國智科技創新協同發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兼副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數據經濟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陳韜
“原始創新”的概念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意為首創性、突破性、顛覆性和引領性的創新成果。國有企業如何勇闖“無人區”,需在創新策源的有形之地加強借鑒探索。本文先追根溯源,探討偶然與必然的科創范式,接著尋方問津,思考創新與擔當的國資路徑。
“原始創新”的概念孕育于20世紀90年代末,由《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正式提出,意為首創性、突破性、顛覆性和引領性的創新成果。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來,?原始創新已經成為未來產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健全國有企業推進原始創新制度安排”,國務院國資委提出“即使只證明此路不通,也是一種無形資產,也應予以肯定”,原始創新的概念脈絡逐步清晰,加強對基礎研究、原始創新的長期國資布局也涌現出更加深遠的戰略意義。
國有企業如何勇闖“無人區”,需在創新策源的有形之地加強借鑒探索。近年來,在金融市場與科技創新深度融合的當下,以文藝復興科技、DE Shaw、幻方量化為代表的國內外量化機構和以大模型、計算生物學為代表的“0到1”式創新,正將探索領域從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產業向復合型學科深度擴張,這一現象不僅標志著“科技+金融”“AI+蛋白質”等趨勢的協同深化,揭示了數據驅動下范式重構與技術壁壘突破的底層邏輯,也為國有資本如何推進原始創新、國有企業如何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帶來了深刻思考。探索現象級科創成就背后的涌現因素,有利于更好落實“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高質量高起點落實國有企業改革深化提升行動。
追根溯源:偶然與必然的科創范式之問
“功能+耐心”:從量化歷史看科創范式如何涌現
DeepSeek的火爆引發了全球范圍內廣泛關注, 被生物學家饒毅譽為“1840年以來中國對人類最大的科技震撼”。雖然深度求索成立至今不到三年,但是其母公司幻方早于2018年確立了以AI為主要發展方向——事實上,國內外量化機構在投資領域的成功正是基于對原則性、顛覆性科技發展邏輯的客觀尊重,這為國有資本如何助力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提供了兩方面借鑒。
一是足夠前瞻,以戰略敏捷搶占前沿領域的功能布局高地。與全球腦機接口等開始過早但效果尚不明朗的“大科學計劃”不同,半個世紀以來,部分代表性量化機構充分發揮投資端、科研端和企業端的不同主體作用,見證了以需求導向和技術融合加速 “金融+科技”核心競爭力的演變過程。
例如,幻方能夠持續開啟DeepSeek等科技增量業務,從DeepSeek-R1 優化至DeepSeek V4,究其原因乃是自2018年起即全面開展AI戰略,開啟從基礎設施到底層硬件優化的耐心投入和功能布局,其GPU數量從“千卡”躍升為“萬卡”,建立幻方AI公司先后研發深度學習訓練平臺“螢火一號”“螢火二號”,其間針對算力解決方案開展了AI NPU芯片等項目研究——這正是幻方在2023年提出要全力打造AGI、創辦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礎技術研究有限公司的底氣所在。在國家創投基金和全國社保基金全面布局、國有上市公司并購重組加速推進的浪潮下,國有資本正在發揮科創前沿和轉化應用的戰略引領力,未來如何順應未來技術趨勢前瞻落子,需要以科創、產業、資本協同加強對“基礎科學無人區”技術預見和產業鏈組局的探路鼓舞。
二是足夠耐心,以包容支持擁抱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本質。寬松活躍的研發環境和耐心資本的持續投入,是原始創新培育未來產業的關鍵所在。不同于由政府或大學出資的傳統基礎科學研究機構,私立研究機構在20世紀90年代起逐步涌現,例如甲骨文聯合創始人Larry Ellison在舊金山灣區創立了埃里森醫學基金會,微軟聯合創始人Paul Allen在西雅圖創立艾倫腦科學研究所,谷歌前CEO Eric Schmidt在帕洛阿托創立了施密特海洋研究所,陳天橋相繼創辦了天橋腦科學研究院、MiroMind。
在此趨勢下,部分量化機構在成立科技板塊之初即將之定義為功能性板塊或非營利機構,例如文藝復興科技成立非營利組織熨斗研究院,將算法分析策略廣泛應用于計算生物學,計算天文學和計算量子物理學。缺乏市場激勵和容錯機制曾是制約國有創投發展的桎梏,從2020年深圳“最高承擔40%風險”、 國家創投資基金20年存續期到今年上海市 “不簡單以單個項目或單一年度盈虧作為考核依據”,央地考核評價體系不斷健全,科技創新領域合規管理逐步優化,DARPA、熨斗研究院、天橋腦科學研究院等運營機制將進一步啟示國有資本如何針對原始創新開展長周期考核和激勵約束研究。
“培才+留才”:從頂科集散看領軍企業如何持續
近年來,大模型興起背后的離職趨勢與David Baker“AI+蛋白質”系創業公司的穩定性形成對比。國有企業探索“從0到1”式持續首創,唯有將人才穩定性與創新自主權置于戰略高度,才能在新質生產力競爭中占據主動,助力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未來產業集聚區。
一是要平衡基礎研究與商業轉型,打造頂尖人才創新激勵機制。當前,大語言模型的興盛雖然加速了“AI+”產業經濟的飛躍,但是LinkedIn數據顯示全球AI初創公司核心成員離職率近四成,人工智能科技龍頭背后的人才穩定性爭議給國有資本如何培育、造就并留住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帶來了思考。
一方面,谷歌開放融合的科研環境曾經推進Transformer 大模型誕生,但隨即論文《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的八位作者相繼離開并大多以Transformer大模型等技術為依托開啟新的創業之路;OpenAI曾不以上市為發展目標將利潤分階段返還以加強長期研發投入保障,前首席科學家、聯合創始人Ilya Sutskever建議科學家Alec Radford對該領域反復研究最終推進首款 GPT 產品,但公司隨著ChatGPT爆火和巨額資本流入不再開源模型,帶來“加速派”和“安全派”路線沖突,引發了Ilya Sutskever、Alec Radford、Mira Murati等團隊骨干的離職,創始團隊至今僅剩2人;xAI?由Elon Musk組建,但其11位聯合創始人均已離職。
另一方面,文藝復興科技、幻方等企業離職率相對較低,部分源于文藝復興科技由科學家創立,長期科學驅動的文化得以保留,除了常規的薪酬激勵還對研究人員賦予調用充足算力的權限,與之類似幻方注重能力而非經驗,以自我驅動代替短期KPI考核,?也對員工調用算力亦不設限制(見表1)。
表1 近年來部分大模型代表企業骨干去留信息
骨干研究者
身份
近期履歷
研發領域
Illia Polosukhin
Transformer作者
離開谷歌,合作創立Near
區塊鏈
Niki Parmar
Transformer作者
離開谷歌,合作創立Adept、Essential AI,加入?Anthropic
人工智能
Llion Jones
Transformer作者
離開谷歌,合作創立Sakana AI,推進迭代Transformer
人工智能
Noam Shazeer
Transformer作者
離開谷歌,合作創立Character AI,被谷歌收購后重返谷歌
人工智能
Aidan Gomez
Transformer作者
離開谷歌,合作創立Cohere
人工智能
Jakob Uszkoreit
Transformer作者
離開谷歌,合作創立Inceptive
人工智能制藥
Lukasz Kaiser
Transformer作者
離開谷歌,加入OpenAI
人工智能
Ashish Vaswani
Transformer作者
離開谷歌,合作創立Essential AI, 轉向基礎研究
人工智能
Ilya Sutskever
GPT 系列開創者
離開Open AI,成立Safe Super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Alec Radford
GPT 系列開創者
離開Open AI,加入Thinking Machine Lab?
人工智能
Mira Murati?
GPT 系列開創者
離開Open AI,創立Thinking Machines Lab,早期員工2/3來自OpenAI
人工智能
John Schulman
GPT 系列開創者
離開Open AI,先后加入Anthropic、Thinking Machines Lab
人工智能
Lilian Weng
(翁荔)
GPT 系列開創者
離開Open AI,先后加入Fellows Fund?、Thinking Machines Lab
人工智能
數據來源:作者整理。
二是要平衡單點創新與分工協同,打造領軍人才科創統籌架構。與大模型領域相比,生物化學家和計算生物學家David Baker先后參與創立二十余家“AI+蛋白質”科技企業,整體來看企業間合作多于競爭,在不確定性較高的AI制藥領域實現了較為穩定的發展成績。
例如,在創新驅動方面,Xaira Therapeutics核心平臺整合了Baker實驗室的RFdiffusion和RFantibody等AI模型,于近期推出首個虛擬細胞模型 X-Cell,Archon Biosciences“抗體籠”技術源于Baker團隊蛋白質自組裝研究成果,二者分別鎖定抗體設計和抗體遞送優化等方向以互補性覆蓋藥物開發全流程,相關原始創新構建了較高的行業競爭壁壘;在戰略引領方面,倡導“科學家+企業家”雙軌領導模式以平衡創新性和商業化需求,力求形成“AI模型-實驗驗證-臨床轉化”全鏈條服務能力。
David Baker通過底層技術創新構建護城河,實現核心人才與生態化資源、產業資本的深度綁定,助力了技術持續迭代與組織穩定性的動態平衡,為國有資本推進學術端和產業端協同布局和完善內部人才培育機制帶來了啟示。
尋方問津:創新與擔當的國資路徑之思
“立標+評價”:筑牢激勵與約束的動態基石
國務院國資委指出,中央企業在“十五五”時期要進一步發揮科技創新、產業控制、安全支撐“三個作用”。在國有資本推動原始創新的實踐中,科學設計容錯與讓利機制已成為突破體制約束的關鍵。近年來,廣東省科創條例明確對國有創投機構實行“整體收益考核”,安徽省對創投子基金存續期放寬至不超過15年,武漢市政府引導基金等實施“分階段讓利退出”機制,上海市正式推出《關于進一步推動市國資委監管企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優化考核評價體系”。面向未來,機制落地仍需配套整體協調與動態評估,更好推進“風險分層”與“激勵適配”。
一是尊重基礎研究規律,科學設計階梯化容錯、讓利機制體系。綜合考量全球競爭下產業特征(如考慮各國低軌小衛星爭奪等太空競爭激烈度加劇,衛星主控、星間通信、星載計算等領域需加大容錯力度,考慮到計算生物學創新傳統創新藥容錯須重新審視)、國際案例(如國際創投一般偏好“階段投資”,而國內創投需以“階段投資”替代“對賭協議”)、國內經驗、區域聯動等元素,建議加強國資監管與科技、金融、審計、司法等部門對科技項目的容錯糾錯協同聯動,立足中長期技術儲備、產業生態孵化數量、長期經濟效益等因素,考量撥投聯動、種子基金、天使基金等創投基金功能化與市場化運作區別,設立不同階段容錯比例與讓利比例機制的“S型曲線”來確定損失、激勵量化區間。
在科學確定免責程序的前提下,在對種子基金、天使基金等設置容錯讓利比例率后,建議一方面在對國有資本對早期發展階段科技企業的資本放大作用進行長期考核的同時,為反饋調節留下操作空間,另一方面鼓勵國有創投以階段投資代替上市對賭,以創投平臺為載體搭建政府、產業、資本三方互動平臺。
二是結合原始創新效果,持續推進長周期評估、動態化激勵。在評估方面,按照負反饋調節相關操作指引,建議定期聘請獨立第三方或組建相關機構對科技創新相關平臺的基礎研究、投資績效與容錯情況進行系統評價,為及時了解容錯機制與先行規章制度的沖突與責任認定程的堵點,根據概念驗證、項目孵化、產業投培情況對容錯讓利曲線動態調整,延續多部門協同的調整協商機制,避免容錯激勵出現“曇花一現”式負面效果。在激勵方面,借鑒文藝復興科技、幻方、天橋腦科學研究院等育才留才經驗,以價值創造為導向靈活開展股權、算力等多樣化中長期激勵,進一步推進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持續優化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相關研究。
“整合+融合”:健全一體與協同的人才支撐
《關于推動未來產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未來產業具有戰略性、引領性、顛覆性和不確定性。量子科技、腦機接口等未來產業跨學科產物,因而戰略科學家、技術經紀人成為強化國企科創主體地位的關鍵因素。國有資本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必須深度綁定領軍人才價值鏈條,推進原始創新帶來學術勢能、研發效能和產業動能的協同共振。
一是以群策應對未知,構建區域產學研“集中問診”國資聯盟。文藝復興科技創始人James Simons以數學家身份跨界金融,依賴超算能力與實時信號捕捉實現高頻交易優勢,DE Shaw通過生物信息學數據分析切入醫療賽道,利用基因組學數據預測藥物研發成功率,均得益于各類跨學科研發人才、產業巨擘、投資精英的長期合作。
當下,以原始創新廣育未來產業已非獨立專家、區域智庫之能力可判斷,生成式AI之外的進化學派、貝葉斯學派、類推學派或復雜性科學對產業經濟的深度影響還需加大“無人區”合力探索,建議城市群加強合作,針對發展產業賽道建立城市群產業投行問診機制,例如依托全國性科創投資協同發展聯盟把脈增大國有資本對產學研專家的磁吸聯動效應,構建兼具戰略主動與市場效率的新型產學研聯動體系。
二是以敏捷占據主動,探索“點式服務”與“頂科共享”雙層機制。建議以David Baker實驗室在研發端、企業端的開放合作為借鑒,構建“頂科點式服務矩陣”,圍繞未來產業領軍人才主動服務,構建“引智—賦能—轉化—協同”式全生命周期國資科創服務體系,探索頂科學者在高校、科研機構、國企間靈活流動機制,創新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發展模式,試點開展未來產業按貢獻分配知識產權收益、按數據質量分享激勵收益等模式,對突破性成果實施 “里程碑式獎勵”。另一方面打造“頂科一盤棋戰略”,試點統籌各級規劃、科研、轉化力量,建立城市間未來產業頂科人才“從0到100”要素共享數據庫,逐步建立統一市場、國資引領的科創研發服務與落地轉化一體架構,避免城市群針對重大項目和重點人才的同質化競爭。
來源 | 經作者授權發布
編輯 | 王茅
審核丨秦婷
責編 | 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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