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量化投資的算法模型日益精密,其背后的組織架構卻可能隱藏著粗放的“原始代碼”。
近期,監管層的一紙罰單,意外撕開了量化私募行業“合規外衣”下的一角。
這并非個案,而是揭示一個被業績曲線所掩蓋的真相:團隊人員、薪酬體系、業務獨立性的“模糊”。
當“人”的歸屬都變得曖昧不清,究竟是為了什么?
中國基金業協會最新發布的紀律處分決定書,揭開了上海壘盈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壘盈”)在合規運營上的“硬傷”。
這份決定書指出:這家私募在人員與辦公場地的管理上存在嚴重的“混同”現象。
經查,上海壘盈與其關聯方——上海贊恩網絡科技公司、上海智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間,出現了工作人員勞動合同簽署、社保繳納及工資發放主體不一致的情況。另有上海壘盈個別員工的社保和勞動報酬是由上海智粹繳納和支付的。
此外,截至檢查當日,上海壘盈還與關聯方存在混同辦公的情形。
處分決定書指出:上述行為直接違反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指引第1號》及《私募投資基金登記備案辦法》中關于獨立運營的相關規定。
據悉,《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指引第1號——基本經營要求》第八條有如下要求:
私募基金管理人應當具有獨立、穩定的經營場所,不得使用共享空間等穩定性不足的場地作為經營場所,不得存在與其股東、合伙人、實際控制人、關聯方等混同辦公的情形。
此外,《私募投資基金登記備案辦法》第十二條如下規定:
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高級管理人員、執行事務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以外的其他從業人員應當以所在機構的名義從事私募基金業務活動,不得在其他營利性機構兼職,但對本辦法第十七條規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據公示信息:上海壘盈成立于2015年12月,全職員工人數為25,管理規模區間為10-20億元。
大型招聘平臺顯示:上海壘盈一家專注于以量化策略分析底層標的的私募基金公司,成立于2015年。
備案高管的職業軌跡包括上海交通大學研究實驗室、海通期貨、軟件孵化器公司等。
截至4月9日,出資人信息中總計有四位自然人,第一大股東為袁勛,劉博(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和柳亞東并列為第二大股東,投資總監謝樂出資比例排名第四。
2026年4月1日,這家量化私募向中國基金業協會提交高管變更申請,目前狀態為“正在辦理”。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的處分決定提及“在協會自律檢查過程中,上海壘盈就其股東、員工袁某履職情況所提交的材料及相關表述前后矛盾,存在不配合協會自律檢查的情況”。
其中,上述提及的股東正是該私募第一大股東。
這份處罰案例,罕見地將量化私募行業心照不宣的“人員策略”擺上了臺面。
這種策略的核心在于“主體分離”:員工名義上任職已備案的私募主體,實際薪酬與社保卻由另一套“體系”支付。
這種操作模糊了合規邊界,讓“人”的歸屬變得曖昧不清。
天眼查數據顯示,上海壘盈的法人劉博,正是兩家涉事關聯公司的核心人物。他不僅擔任上海贊恩網絡科技公司的法人,還同時是上海智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東。
通過股權穿透,一條隱秘的關聯鏈條清晰浮現:私募主體與高管關聯公司,因關鍵人物重疊而緊密綁定,為前述“混同”操作提供了便利。
這不再是個別員工的社保代繳問題,而是指向了一種更具系統性的架構安排。
有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在大中型量化投資機構內部,部分員工的勞動合同簽署于實控人關聯的科技類公司中,這類科技公司與量化平臺的業務有所“聯接”。
實際上,這并非鼓勵。
此前,中國一家最頭部量化私募的策略研發負責人,曾經被“前東家”指涉競業限制爭議。糾紛曝光后,這位已經跳槽的量化人士所入職的公司,是這家頭部私募的關聯公司。
深潛號還了解到:此種“人員策略”在量化大廠中之所以存在,與成本考量(公司性質與稅務籌劃)、保護關鍵人員身份、自營與資管業務隔離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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