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中實驗室，蹲守AI“小天才”｜后窗

“昨晚就跟幾位小天才們線下聊天，其中最小一位是還在高中的，就在搞機器人了。”上個月，某個投資人交流群里，一位群友的發言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話題的開始，是一位昵稱叫做寬霖的群友詢問大家有沒有“AI小天才”類型的創業者相互引薦。這倒算不上什么新鮮事，畢竟風險投資本來就是要“投早投小”，這波AI創業大軍里，不論國內還是國外，00后早就已經是主力，我們之前報道過不少年輕創始人的樣本。

但這一次，討論的邊界很快被推得更遠。大家聊著聊著，有人提起，“AI小天才”已經下探到高中階段。

作為一個按部就班長大的人，面對這些過早展開的人生路徑，我很難不產生某種復雜的感受。對大多數人而言，高中幾乎是做不完的試卷、上不完的補習，創業壓根不在考慮范圍之內。而現在，一個尚未走出應試體系的人，既可以是技術前沿的探索者，也可能成為被資本提前下注的對象。

類似的故事，硅谷已經率先上演。2024年成立的美國AI智能體公司Aaru，其核心業務是通過整合人口統計與心理特征數據構建模型，生成精準用戶畫像，并利用數千個AI智能體模擬人類行為反應。在創立這家公司時，聯合創始人Cameron Fink和Ned Koh分別只有18歲和19歲，技術負責人John Kessler也只有15歲。創立之初，Kessler甚至尚未達到擔任董事會成員的年齡，他的父親代為簽署投資文件。

在國內，這樣的勢頭也已經開始出現。以真格基金為例，過去這一年，他們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武漢等多個城市舉辦了15場00后活動。以2026開年的北京場活動為例，參與活動的人平均年齡是23.84歲。這些“小天才”愿意在一個興趣里熬很久。Top 1%、百萬UP主、寫歌10年、看過1B網文、3天內從0手搓、4天把YouTube賬號做到20萬，他們用一組組可驗證的極致數字來證明一件事：我真的干過，而且干到了一定強度。

人才難求，天才更是難遇。在FOMO情緒充斥的風險投資圈里，誰都希望能做到投早投小，但是對于高中這樣充滿不確定性的階段，投資人更多還是持觀望態度。

對于這種不確定性，俞豪男有著自己的觀察。作為真格基金00后計劃的負責人，在他看來，創業者難以被“孵化”，創業的本質是“干中學”，很難通過提前設計路徑來完成。

也有人試圖在更早的階段介入，探索另一套邏輯。寬霖最近組織了一場黑客松，“挖到了四個很牛的高中生”，有人保送Stanford University，有人進入Tsinghua University攻讀計算機和認知科學。在此基礎上，他甚至開始進行方向引導，從continual learning、agent safety，到world model和physical AI。在他看來，相比在更后期“挑選”，從0開始培養這些潛在的小天才，反而更有價值。

而在寬霖接觸和引薦的年輕人中，張宇凡是一個典型的代表。目前大三輟學的他，正在做一款嗅覺科技產品。他在高中時就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是典型“早啟動”的年輕人。最初是寬霖將他引薦給我，在寬霖看來，宇凡“有想法，性格上也有吸引力”，盡管自己無法直接投資，仍然幫他對接了多位投資人。如今這個年輕人已經完成天使輪融資，正在推進A輪。

以下是俞豪男、寬霖和張宇凡的講述：

01.俞豪男

真格基金投資經理、00后計劃負責人

我在真格這邊，其中一條主線就是在負責“00后計劃”。所以我日常會遇到和接觸大量才華橫溢的年輕人。我會一直跟著他們，看他們在做什么、在變成什么樣的人。

這個事情并不是我一個人拍腦袋發起的。當時是在內部討論，大概是2023年上半年，我們看到整個AI浪潮的到來，大家都很明確地意識到，會有一波新的產品形態和新的創業機會出現。那問題就變成，我們要用什么方式，去更早、更有效地接觸到這一批新一代的創業者。

可能有人會問，00后、98后這種標簽到底有沒有意義。我自己的看法是，本質上大家其實都是在找“年輕人”，這些標簽更多是我們與新一代創業者建立連接的對話方式。

但也有一種挺有意思的說法，創業者其實也是有“vintage”的。一個人是不是適合創業，和他出生年份關系不一定那么大，反而和他在18歲、22歲、26歲這些關鍵階段，所處的社會環境更相關。所以才會有人去定義什么98后、00后。但對我們真格來說，其實沒有那么嚴格的年齡界限。我們不會要求你必須是00年以后出生，只要項目好，我們都會愿意出手。

從我自己的體感來看，這一批年輕人做的方向最多的仍然是to C的智能硬件和to C的AI應用。這個也挺好理解的，因為這些方向本身更貼近他們的生活，他們感知更直接，也更容易在很早期就開始動手做。他們往往有幾種比較典型的特質。

一類是，他們在非常早的時候，就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熱愛所在，而且是那種可以持續很多年的熱愛。我見過有人在小學就對飛行產生興趣，初中開始準備考飛行執照，高中就真的開始自己開飛機，工作室里擺滿了自己從小到大做過的各種航模。你會覺得他其實不是“選擇創業”，而是在順著自己的人生主線在走。

還有一類，是他們在初中、高中階段，就已經開始進入一種“半社會化”的環境，去做一些學習之外的事情。比如參加機器人比賽，這種其實特別典型。你要組團隊、要做產品、要在比賽中贏別人，這整個過程，本質上和創業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發現，這些人并不是到了大學畢業突然決定創業，而是他們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在做一些類似創業的事情了。

這幾年我一個很明顯的感受是，國內整個環境在快速變化。無論是VC生態，還是社會整體，對于這種非常年輕的創業者，支持力度都在明顯增強。

像我們在2022年開始做的Summer Grant，本質上就是想解決一個問題：有很多還在讀書的年輕人，他們有很強的探索欲，但不一定想要直接輟學創業。那我們就給他一筆錢，讓他可以一邊讀書，一邊做項目。

這個錢是以獎學金的形式發的，不要求你注冊公司，也不要求你立刻變成一個“創業者”。只要你有足夠強的探索意愿，有特別顯著的長板，我們就愿意支持你。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其實是在用一種更“前置”的方式去接觸這些人。不是等他已經是一個成熟公司了再去看他，而是在他還是“一個人”的時候，就開始跟他建立關系，同時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最大程度的提供幫助。具體來說，我們發現最有效的兩種方式。

第一，是把他放到一個高密度的人才環境里，尤其是同齡人之間。當一個人身邊全是很厲害的人，他身上那種自然的、極強的學習能力和自我驅動能力會被釋放出來。這其實也是“00后計劃”在做的一件事情。

第二，是盡可能幫他們去連接那些他們想見的人。比如更成熟的創業者，或者已經做成過事情的人。當他們有機會直接和這些人交流的時候，他們會自發地去學習。很多時候，我們也會覺得，你講一萬遍道理，不如他自己去做一遍。甚至不是做一遍，而是在真實的環境里，反復拿反饋、反復試錯。

我們內部一直有一句話，叫“投其所長，不計其余”。意思就是，對于一個創業者，尤其是很早期的創業者，要看他的長板有多長，而不是他有多少短板。因為說實話，一個剛開始創業的人，一定是有很多短板的。尤其是年輕人，他們可能沒有帶過團隊、沒有管理經驗、沒有商務經驗，也沒有顯赫的“戰功”，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你因為這些不投他，那其實就會錯過幾乎所有年輕創業者。

我們更在意的是，他有沒有展現出某種非常突出的能力，或者某種很強的驅動力。至于那些短板，只要不是本質性的，很多都是可以在過程中習得的，是會隨著時間變化和成長的。在這個過程中，更容易犯錯的是混淆經驗與能力。你不能因為一個年輕人還沒有管理經驗，就否定他未來成為一個優秀管理者的可能性。

02.寬霖

寬霖社區創始人、某頭部早期機構實習生

我覺得我自己其實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因為我現在才大三。很多投資人朋友一開始知道我的年齡都會很驚訝，尤其是知道我已經在做“寬霖社區”接近一年了。差不多是從大二開始，我就在做投資人和創業者的社區，同時也在幫一些天使投資人去看項目。

但真正讓我開始對“更早期的人”產生興趣，其實是從一場黑客松開始的。

當時我在廈門辦了一場黑客松，我們本來只是想調研一下當地的科創環境，就跟團隊一起跑了很多學校。后來我們去了廈大的翔安校區，那邊基本全是理工科。當時我們還在那里偶遇一場面向小學初中生的科創比賽。

那次給我的沖擊特別大。因為我發現，那些可能來自普通學校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已經可以用3D建模軟件做出可以運行的東西，甚至還能直接用3D打印打出來，而且是能真正work的。他們的想象力也非常強，而且很多家長是支持他們做這些事情的。

那一刻我其實在想，廈門并不是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但已經有這樣的科創土壤了，那是不是說明整個中國的科創教育，已經在往更早的階段下沉，從大學慢慢往義務教育走。

從那之后，我就開始有意識地去關注這些更年輕的群體。后來我又和一些前輩交流，我有個學姐在上海的Spark Lab待過一段時間。她跟我講，他們當時接收過不少高中輟學、甚至休學的創業者，而且這些人有的可以在一個月內做到幾百萬的營收。

這個事情對我的沖擊其實更大。因為你會發現，高中生這個階段，人的可塑性是非常強的，他的思維框架還沒有被完全固定。尤其是在一些環境比較開放的地方，比如上海、深圳，這些學生本身就更早接觸信息，再加上家庭支持，他們很容易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探索世界。而且我會覺得，一個人如果在高中這個大多數人都在應試的階段，敢于逆著這個路徑走出來，本身就說明他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這種“不一樣”，在我看來，比他當下做的項目是不是成熟、是不是“能投”更重要。

很多時候我會覺得，這種在高中階段就做出一些非標準選擇的人，本質上就是我們在找的那種“投早投小”的人。

再往后，其實我就開始有意識地去搭一些路徑，去持續接觸這些人。Spark Lab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我會去關注Spark Lab里面的一些核心成員，比如像我那個學姐，她負責過不同期的session，她可以第一時間知道里面有哪些創業者是比較有潛力的。同時，我也會把我覺得不錯的年輕創業者推薦進去，相當于形成一種互相反饋的關系。比如之前有一個05年的創業者，他做的是一個AI哲學閱讀器。我跟他聊完之后，會覺得他這個階段其實更適合去孵化器，于是我就把他推薦到了Spark Lab。后來他也順利入孵，現在已經出來開始做第一輪融資了。反過來，他也會給我推薦一些他覺得不錯的年輕創業者。

我也越來越清晰地看到，高中創業者其實是有不同類型的。

有一類是比較“順”的，家庭條件很好，父母是高知，給了他們很大的空間去試錯。這類人因為試錯成本很低，所以可以很早開始探索，也比較容易在早期就成熟起來。

但還有一類人，其實是完全相反的。我之前接觸過一個做消費科技的創業者，他原本也是名校，但后來和家里鬧矛盾，被斷了經濟支持。他在高中就開始思考怎么活下去，于是開始做教培，自己去跑學校、找老師、組團隊，在很早的時候就開始商業化，后來也積累了幾十萬的啟動資金。

這種人其實是在逆境中被逼出來的。他沒有標準路徑可以走，所以只能去找非常規的方式。但也正因為這樣，他的執行力、韌性，都會特別強。所以對我來說，我現在看這些年輕創業者，不太會只看他當下的項目，而是更看他這個人是在什么環境里成長出來的，他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我也會去刻意延長觀察周期。比如有時候我在群里看到一個人講一個很“怪”的idea，我不會立刻判斷他行不行，而是會先加他，然后過一段時間再看他有沒有變化。

之前我在一個機器人群里，就看到一個創業者一直在被別人質疑，但他每天都在講自己的想法，還在持續招人。我當時就覺得，這個人至少有一個點是很明確的——他很有韌性，而且不太在意外界評價。后來我加了他，一個月之后再去看，他已經把團隊搭起來了，BP和demo也都做出來了，而且不只是功能，包括整體的審美、表達，都做得很完整。那一刻我就會覺得，這個人是能把事情落地的人。

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位置，我現在沒有決策權，更愿意把自己當成一個陪伴者。哪怕機構最后不投，我也會繼續跟這個人。我可以幫他介紹客戶、供應鏈、投資人，甚至只是作為一個朋友，去聽他講他的困惑。因為如果你是投資人，對方一定會把缺點隱藏起來；但如果你是朋友，他反而會把更真實的一面告訴你。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看清楚這個人。只要我認定這個人是對的，那我愿意在很長時間里，一直陪著他成長。

03.張宇凡

嗅覺科技領域創業者

我小時候在北京長大，五年級的時候，我本來有機會進一個很好的早培班，那種路徑是很清晰的，基本就是一路到清北。當時我對自己的預期也很簡單，就是順著這條路走下去。但后來因為戶口的問題，我六年級被迫去了天津，這件事對我影響挺大的。

剛到天津的時候，前半年是家人陪我，后來就完全變成我一個人生活。那時候年紀其實很小，但也沒有人特別覺得這件事有什么問題，我自己也就這么接受了。吃飯要么在外面解決，要么自己做，生活上很早就開始獨立。

我后來回頭看，會覺得那段時間其實是有一點被拋出來的感覺。父母在北京照顧我弟弟，我一個人在另一個城市。再加上環境完全陌生，周圍的人、他們在意的事情、他們的思考方式，我都覺得格格不入。也是在那個階段，我開始做很多以前不會做的事情，接觸不同的人，經歷一些挺復雜的環境。慢慢地我意識到一個很現實的點：很多事情是沒有人可以兜底的，只能自己解決。這種狀態逼著我去思考一些更本質的問題，比如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東西。

我從小是那種正義感比較強的人，有些事情會本能地覺得“應該去做”。有一次在北京南站，我看到有人偷手機，還想轉手賣給我，我直接把手機搶過來交給警察。當時其實沒想太多，就是一種直覺。但后來我開始反思這種直覺本身：“對”和“錯”是怎么定義的，如果不同的價值發生沖突怎么辦，是不是很多東西只是人為建構的。

這些問題讓我慢慢變成一個很大程度上活在自己思想世界里的人。到現在也是這樣。我后來會覺得，這種狀態對創業反而是有幫助的，因為你需要在某種程度上相信一套還沒有被證明的東西。

我不認為賺錢是很難的事情，事實上我在這方面也算比較順的。第一次“賺錢”，是在初三結束的時候。那時候我雅思成績還不錯，就想著用這個做點事情。我先做了幾場免費的線上講座，在家長群里傳播，教怎么背單詞、講構詞法。一次來了差不多四百人。后來我開始收費，一節課19塊錢，大概有兩百人報名。兩小時一節課，一次能賺三四千塊，總共上了不到十節課，就賺了小幾萬。加起來實際授課時間可能也就十幾個小時。這件事讓我第一次很明確地意識到，賺錢這件事本身其實不難。你只要找到一個短期的供需缺口，把自己的能力直接變現就可以了。但與此同時，我也發現賺這種小錢沒有太大意義，它更像是一個“套利”，而不是創造長期價值。

漸漸地，我開始對“更大一點的事情”產生興趣。從初中開始，我讀了很多哲學，也搞過一些挺“奇怪”的事情，比如拉大學教授給中學生講哲學。我那時候幾乎確立了未來的目標和使命，成為一個對時代精神有總結和引領能力的思想型人物，比如“這個時代的黑格爾”。

后來在高中，我停課兩年，聲稱為了學習競賽，但實際上更多只是為了規避高考。一段無所拘束的奧德賽時光讓我有很多機會嘗試不一樣的事情，比如去一些相對落后的地區“田野調查”般的切身體驗，比如高考前三個月整合一些老師和競賽生以及機構客源做高考培訓。我從中獲得不少，無論是林林總總幾十萬的收益，還是對這片廣袤土地的更真實細致的了解。當然，最后學業馬馬虎虎，競賽只拿了一塊銅牌，高考也恰如其分的撲街了，這讓我意識到一些傳統的科研或進廠路線或許并不適合我。

真正開始創業，是在我大一的時候。那時候我狀態很差，對學校和環境都不適應。直到有一天，我在商場里聞到一個味道，突然被拉回到七八年前一個具體的記憶場景。我第一次很強烈地意識到，嗅覺可以作為一種“信息載體”，直接連接記憶和情緒。

這個瞬間對我來說是一個觸發點。我開始系統地去看香水這個行業，越看越覺得它的問題很大。成本結構極度不合理，產品形態非常原始，用戶幾乎沒有控制權，本質上是一個被品牌敘事支撐的行業。

我當時的直覺是，這個品類是可以被重構的，尤其是在當下，象征性主導的消費逐漸讓位于體驗性主導，中心化的權威敘事在逐步瓦解，而技術革命所釋放的指數級別的注意力又將回歸人們自身。

最早的方案其實是做渠道——做線下的香水分發設備，讓用戶可以低門檻按次體驗ai定制化的氣味。但在執行過程中，我很快發現，如果沒有真正強的產品力和品牌一致性確保體驗，這種渠道是沒有壁壘的。所以我開始轉向做產品，想做一個可以“播放氣味”的設備，讓氣味變成一種可以被控制、被表達的媒介。

這個轉向其實非常痛苦，因為它意味著之前很多嘗試要推倒重來。團隊的問題也在這個過程中暴露出來。最開始我找的人基本都是身邊的同學，大家關系很好，但能力結構不完整，對事情的理解也不夠深。這種狀態下，我們做了很多嘗試，也犯了很多錯誤。我把之前賺的錢投進來，加上第一輪融資和大家一起投入，前后虧掉了接近三百萬。

這段經歷對我影響很大。我開始反思一個問題：我到底是在“做一件有結果的事情”，還是在“帶著一群人一起經歷一個過程”。我后來意識到，我之前的心態其實有點偏后者，這在創業里是很危險的。和做生意不同，創業不是請客吃飯，創業是要流血的革命。所以我開始重建團隊，把規模縮小，但提高密度。現在團隊大概五個人，但每個人都是在這個事情上“不可替代”的角色。技術、產品、設計、營銷，每一塊都有明確的負責人，而且他們不是“方便找到的人”，而是“必須找到的人”。

融資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讓我變化很大的階段。第一輪融資我非常順利，幾天就拿到多個TS。但第二輪完全不同。我見了將近一百個投資人，跑了三個月，大部分人都覺得這件事“有意思”，但選擇觀望。他們的顧慮很典型：團隊太年輕，沒有主流背景；項目不像他們偏好的AI敘事；以及一些他們無法量化的不確定性。

這段時間一開始讓我很動搖。我會想，是不是要去講一個更符合市場預期的故事。但慢慢我發現，如果你為了融資去改變自己對事情的理解，那你最后做出來的東西，很可能既不屬于你，也不屬于市場。

所以我后來對融資的看法變了。我不再期待“被普遍認可”，而是接受“只被少數人理解”。甚至我開始覺得，不被理解本身是一種篩選機制。如果一開始所有人都看懂，那這個機會大概率也不屬于你。

我現在在做的這件事，從外面看可能還是有很多不確定性。但對我來說，它是我目前理解世界之后，最自然的一個選擇。甚至我可以說，使命感就意味著，從第一天我就會知道這件事屬于我，而往后經歷的一切高低起伏、邏輯論證和福至心靈的時刻都只是為了讓自己體認這種必然性的徐徐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