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不賺錢，享受者賺的盆滿缽滿結局早已被蘇聯歷史寫清

一九八八年九月，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開庭審理了一起案件。被告席上坐著的是原蘇聯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尤里丘爾巴諾夫。法庭當眾宣讀了長達數十頁的查封物品清單。執法人員在其住處查獲了大量未登記的盧布現金、數公斤重的黃金飾品、多件鑲鉆首飾以及各類進口古董。經法庭質證并確認，其在任期間受賄總額高達六十五萬盧布。同年，蘇聯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一名蘇聯工業部門熟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約為一百九十盧布。若不計算任何生活開銷，一名普通勞動者需要連續工作兩百八十五年，才能攢齊丘爾巴諾夫單次案件中被查實的受賄款項。

尤里丘爾巴諾夫生于一九三六年，早年在莫斯科一家航空工廠擔任機械工人，隨后轉入內務系統。直到三十四歲時，他仍是內務部勞改營管理系統的一名中校政治軍官，履歷并無特殊之處。一九七一年，他與時任蘇共最高領導人的女兒加林娜登記結婚。此后，他的職務晉升完全脫離了蘇聯軍警系統常規的年限與考核標準。不到十年時間，他被調入內務部中央機關，隨后越級晉升為內務部副部長、第一副部長，并被授予上將軍銜，直接進入了當時蘇聯的核心權力圈層。

這種無視常規考核的升遷，依賴于當時蘇聯體制內一項名為“職務名冊”的制度安排。該制度最初設立的目的是規范干部任命，規定了“第一號職務名冊”由中央委員會直接批準任命，“第二號職務名冊”由中央下屬部門管理。時間推移之下，這一名單演變成了一個封閉的系統。一旦個人的名字進入了職務名冊，其調動、升遷與福利待遇便只由上級行政指令決定，與其實際工作能力、所在部門的經濟效益以及公眾的監督評價完全脫鉤。名冊內的人員形成了一個內部循環的行政群體。

圍繞這一群體，一套獨立于國家公開財務和物資分配體系之外的隱蔽分配機制被建立起來。在薪酬方面，除了公開透明的賬面工資，高級干部每月還會定期收到“信封工資”。各級機關財務部門會將沒有連號、未經登記的盧布現金裝入牛皮紙信封，按職務名冊的級別由專人秘密發放。這部分資金既不在國家公開的預算報表中體現，也無需繳納任何稅款，其數額通常是干部名義工資的三到五倍。通過這種制度化的方式，大量的國家公共財政資金被直接轉化為個人的私有財富。

日常物資消費上，職務名冊內的人員與普通勞動者處于完全不同的物理空間。在莫斯科市中心著名的古姆百貨商場內，專門設立了一個不對公眾開放的“第二百號特供部”。該區域沒有公開招牌，進入需要查驗專門的特供通行證。特供部內部的貨架上，擺滿了利用國家外匯配額從西方集中采購的免稅商品，包括法國香水、日本彩色電視機、西德生產的高級電器以及各類進口食品。在各地設立的“小白樺”商店里，商品標價全部使用外匯券，這種外匯券只發放給特定級別的干部。店內的櫥窗通常被不透明的材質遮擋，外部的普通市民無從知曉內部的商品種類。同一時期，普通市民只能拿著政府配發的各類票證，在國營食品店門前排長隊購買限量供應的面包、質量粗糙的香腸和基本日用品。國家通過出口石油和礦產賺取的外匯，優先保障了特供系統的商品流轉。

醫療保障領域，蘇聯衛生部單獨設立了第四總局。這個規模龐大的醫療行政機構不接收普通病患，全部職責是為高級干部及其家屬提供專項醫療保障。第四總局的經費預算不列入國家常規衛生預算之中，屬于獨立劃撥。特供醫院引進了當時國際最先進的核磁共振設備和進口特效藥，配備了龐大的專職醫療服務車隊，并在黑海沿岸的克里米亞半島和索契等地圈占了最優質的自然資源，建立了大批專屬療養院。普通工人即便患有重病，也無權使用這些由國家財政全額撥款維持的頂級醫療機構。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蘇聯的國民經濟基本面出現了嚴重的運轉危機。民用消費品大面積斷供，黑市上的盧布兌美元匯率暴跌，遠遠偏離了官方設定的比價。在此背景下，職務名冊上的官僚群體清楚地意識到了一個核心的法律障礙：在蘇聯當時的公有制法律框架下，他們所享受的特供商店準入權、免稅信封工資、黑海專屬別墅以及頂級的醫療保障，全部依附于他們現有的行政職務。當他們退休、被免職或者去世，這些資源將立刻被國家收回，他們無法將龐大的財富和特權合法地遺留給下一代。

地方層面上，大型國營重型機械廠和冶金工廠的廠長們，在企業內部設立了由其親屬控股的商業合作社。這些私人合作社以極低的指令性計劃價格，從國營倉庫合法提走優質的鋼材、有色金屬和重型機械設備，隨后直接轉手以高昂的國際市場價格出口到海外。國家外匯并沒有進入國庫，而是直接匯入了這些官僚在西方銀行開設的匿名賬戶。國有企業的資產被掏空，工廠賬面上只剩下不斷增加的負債和發不出工資的產業工人。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克里姆林宮的紅旗降下，蘇聯的政治體制宣告結束，這場財富轉移也同步完成。在這個過程中，擁有龐大基數的普通產業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沒有組織起任何實質性的社會抵抗。由于長期的特權隔離，基層的勞動者對體制的存亡表現出極大的冷漠。在隨后的經濟休克療法中，俄羅斯經歷了高達百分之兩千以上的惡性通貨膨脹。普通工人辛勤勞作一生積攢在國家儲蓄銀行里的養老金賬戶，在幾個月內縮水至幾乎沒有購買力。

那些直接推動資產轉移的前體制內官僚，依靠早期獲取的內部資源和行政權力變現，迅速控制了新獨立國家的金融、能源、冶金和傳媒等核心產業，成為了掌控國家經濟命脈的寡頭富豪。國家財富的再分配完全依靠權力的近水樓臺，勞動者的投入與最終的財富獲取徹底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