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一把手很焦慮：和中國一對比，才知道原來我們落后了這么多

越南國家主席蘇林到訪北京

越南一把手很焦慮：當年中越同一起跑線，如今卻被中國甩了3倍不止。憋了40年的大實話，越南終于承認了。

最近，越南最高領導人蘇林在一次內部講話中，罕見地給越南政府算了一筆賬。他說：“40年前，中越兩國先后開啟改革和開放，起步時兩國的開放水平和人均收入是大致相當的，都在300到400美元左右。而如今，中國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15000美元，而我們卻只有5000美元不到。只有和中國比較，才知道我們的發展落后到了什么程度。”

這不是外交辭令，也不是宣傳口號，而是越南一把手當著政府高層的面，吐出了那口憋了整整40年的悶氣。

1978年，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8年后，1986年，越南也摸著中國過河，啟動了被稱為“越版改革開放”的革新開放。兩個同為紅色陣營的難兄難弟，幾乎是前后腳走上了市場化改革的道路。

中越兩國在起步時的家底，可以說是半斤八兩的。兩國的人均GDP都在300美元上下徘徊，國民經濟被計劃經濟捆得死死的，糧食也不夠吃，商品也不夠賣，外匯儲備約等于零。中國剛從十年動蕩中爬出來，越南也剛從數十年戰爭中抽出身。站在那個歷史節點上，誰也不敢說誰比誰強。

但如今，40多年下來，中越差距已經大到足以令越南人沉默了。中國的GDP從1978年的不到1500億美元，飆升到如今的18萬億美元以上，翻了上百倍。人均收入也從300美元沖到15000美元，邁過了中高收入國家門檻。高鐵里程全球第一，新能源車銷量全球第一，5G基站數量全球第一，擁有自己的空間站，現在還在搞載人登月工程。

越南呢？越南在革新開放浪潮中同樣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貧困率從當年的70%降到了如今的不足3%，出口額則從幾億美元漲到近4000億美元。三星、富士康、英特爾這些國際知名企業，紛紛把工廠搬到了越南。越南的人均收入也從300美元漲到5000美元，翻了十幾倍。

這樣的成績，放在全球任何一個角落，這都是一個勵志的逆襲故事。但越南的鄰居是中國。越南考了80分，全班第二。而中國考了98分，年級第一。這種“相對失敗”帶來的焦慮，比“絕對失敗”更折磨人，因為它讓你找不到借口。同樣的制度，同樣的起點，同樣的改革方向，憑什么越南會被中國甩下這么多呢？

蘇林難道不知道中越兩國的客觀差距嗎？他太知道了。中國人口14億，越南才1億。中國國土960多萬平方公里，越南才33萬。中國有完整的煤炭、稀土、石油資源撐起重化工業，而越南只能靠大米和鞋服發家起步。中國在2001年就擠進了WTO的快車道，越南熬到2007年才拿到入場券。體量、資源、時機，雙方哪一樣都不在一個量級。

越南工廠

但即便如此，蘇林卻還是明知故問，非得當著自己人的面算這筆必輸的賬。為什么？今年1月，越共召開了十四大。蘇林以越共一把手的身份連任，同時兼任主席，權力集中程度在越南政壇上堪稱幾十年來僅有。上位之后，他推出了一套被稱為“革新開放2.0”的激進改革方案：裁撤了10萬越南公職人員，將越南63個省市砍到34個，并將越南的年均GDP增長目標定到了10%以上，而且還要求越南在2030年前后必須邁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這是一場豪賭。賭的是越南能在人口紅利消失之前，從世界代工廠晉升為高端制造基地。賭的是在供應鏈從中國外溢的窗口期，越南能抓住半導體、AI、新能源的尾巴，把它們留在越南。而要推動這種傷筋動骨的改革，最大的阻力恰恰來自內部。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拖延、官僚體系的慣性，以及越南民眾的安于現狀。

在這種情況下，蘇林需要一個足夠強大的假想敵，來凝聚共識、震懾惰性。而這個假想敵，就是中國的發展速度。他不是在對中國喊話，他是對越南自己人喊話。

蘇林的焦慮，歸根結底是一個問題：越南能不能在如今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里，廝殺出屬于自己的一小片天下來。過去10年，越南是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之一。中美貿易戰讓大量訂單從珠三角轉移到紅河三角洲，三星關掉了在中國的最后一家手機工廠，把一半產能放在了越南。耐克、阿迪達斯的鞋，現在多半都貼著“越南制造”的標簽。

蘇林在中國乘坐高鐵

但蘇林很清楚，這套承接溢出的打法，天花板就在眼前。做代工的利潤沒幾個錢，一雙鞋的代工費撐死也就幾美元，一部手機的組裝費頂天也就十幾美元。越南5000美元的人均收入，已經是中低收入國家的天花板了。再往上走，土地成本要漲，工人工資也要漲，越南連電都不夠用了。

不進則退，不升則死。這就是蘇林拿中國的發展成果來刺激越南的底層邏輯。中國能有今天，靠的不是等著別人的蘋果、三星、耐克、阿迪的訂單轉移，而是自己的華為、小米、比亞迪、寧德時代的產業升級。越南要想從人均GDP從5000美元躍升到15000美元，也必須找屬于越南的“深圳故事”和“浦東奇跡”。

對此，蘇林給出的藥方是：向中國學習，但不依賴中國。他把越南私營經濟抬到了“國民經濟主要驅動力”的高度，這在越共歷史上是破天荒的。他推動了越南史上最大規模的行政機構改革，把省下來的錢投進高鐵、核電、數字基建。他還親自跑到北京簽合作協議，要高鐵、要電力，要投資，但同時又拉攏美歐日韓，把所謂的“竹子外交”玩到了極致。

無論喜歡與否，我們都應當承認，蘇林是一個明白人，既清醒又悲壯。清醒在于，他終于打破了過去40年越南人那種普遍的“我們發展得還不錯”的自我催眠；而悲壯在于，他明知中越體量和起點完全不同，卻依然選擇把中國作為自己的追趕對象。

在地緣政治的鐵律里，鄰居就是永恒宿命。搬不走，繞不開，躲不掉。日本如此，俄羅斯如此，印度如此，越南自然也不例外。越南可以不在乎自己和印尼的差距，也可以無視和菲律賓的比較，但越南絕對不能不正視中國。

隨著中國的產業升級，一旦中國的人均收入從15000美元邁上20000甚至30000美元的臺階之后，如果越南還在5000美元這一檔上徘徊，那么中越之間的差距對越南來說就不只是經濟問題那么簡單了，而是成了空前嚴峻的生存問題。蘇林那句“只有和中國比，才知道我們有多落后”，翻譯成大白話其實就是：“越南要是再不拼命，我們只怕連跟在中國后頭吃灰的資格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