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瓜子”創始人，76年掙到100萬，鄧小平曾3次保他，這是為何

1979年春節前夜，蕪湖長江邊寒風透骨，臨江路的門面卻燈火通明。排隊的人群裹著棉襖，“嘎嘣”嗑瓜子的聲音此起彼伏，一口爐火把空氣烘得滾熱。人們討論的不是年貨，而是一個外號叫“傻子”的小個子——年廣久。

這位1937年生于懷遠小村的農家子，七歲撿煙頭、十歲擺攤，他對數字一竅不通，對進貨卻異常敏感。淮河水災讓他隨父母遷到蕪湖，江南通商的氣息給了他最初的經商土壤。父親臨終一句“利輕業重”，成了他此后一生的行事準則。

1949年后，集體經濟取代街頭攤販，絕大多數小商號收攤，他卻不肯撒手。南京水果囤積，他扛麻袋夜渡長江，壓低價格回蕪湖零賣。為了吸引人群，他掏出全部積蓄買了一臺收音機，戲曲一響，人潮聚攏，水果搶空。這股子“憋勁”讓周圍人搖頭：“這傻子，還不服管。”

1963年城管隊查抄，年廣久被扣上“投機倒把”帽子，關了一年。出來后換成炒板栗。板栗又遭整治，他再度入獄。兩次囚禁沒能磨平骨氣，反倒讓他看清夜色里還有縫隙可鉆。他拜師熊壽仁學炒瓜子，半夜開鍋，早晨收火，睡三四個時辰是常態。

為了尋找最佳配方，他背著布袋跑天津、奔沈陽、蹲銀川，嘗遍市面瓜子，記錄配料、火候。直到第三個月，一個獨特比例問世：微甜不膩、焦香帶乳。回蕪湖的第一天，他把包裝紙袋上寫下三個字——傻子。

銷量很快飆升。到1976年春，他靠瓜子積累現金100萬元。那個數字在當時足以讓一個中等縣城財政增收。他把錢封進木箱，下雨天還會抱到院子里晾曬。正因為這股高調，報紙蜂擁而至，“中國第一商販”的頭銜把他推入顯微鏡下。

然而風向瞬息。按照當時規定，個體戶雇工不得超過八人，他的小作坊已養活百余人。1981年，質疑聲抵達北京。“到底姓‘資’還是姓‘社’？”文件遞到鄧小平案頭，他放下文件，緩緩開口：“先放一放，看看再說，他能威脅社會主義嗎？”一句話，讓審查暫緩。

躲過劫難后，他急于擴大產能，上海市場卻捷足先登。供不應求時，他竟收購其它品牌散貨充數。到1983年底，上海消費者投訴蜂擁而至。假貨事件尚未平息，又被查出漏稅。批評潮再度高漲。

1984年10月，中央顧問委員會會議上，鄧小平第三次提到這個“傻子”。“有人不滿他的財富，就要審查。審查政策就變了。”會場內安靜無聲。年廣久因此免于更嚴厲的處理，他自知行差踏錯，立即致信省委：“死后全部資產歸國家。”態度誠懇，工廠終于留了下來。

可麻煩并未停止。1986年，他學香港商場搞有獎銷售，用小轎車當頭獎，第18天即被叫停，理由是“非法有獎”。這一次地方司法部門給他安上經濟罪、流氓罪，判三年。高墻之內，他仍癡念瓜子配方，“咔嚓”嗑殼聲在監房里回蕩。

1991年刑滿，正值鄧小平南方談話前夕。南巡期間，鄧小平再次以“傻子”為例闡釋個體經濟的重要，“不能因為爭議就把人打倒”。不久，年廣久被撤銷全部經濟指控，出獄時市委書記在門口迎接。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寄一包最新配方的瓜子到北京，隨信只有一句：“謝您老！”

外部風雨漸平，家庭暗涌卻起。四段婚姻與兩個兒子，財產與商標反復拉鋸。1997年，他重掌品牌，父子三人各設攤點，價格戰硝煙四起。三個月后，市場雙輸，他卻拍桌大笑：“我這個當爹的還是老辦法，他們得學。”言罷把“傻子”商標轉讓給兒子們，自己退到后臺，偶爾教教炒制要領。

2000年，63歲的年廣久再婚，與陳慧芳生下一子，至此真正遠離生意。午后，他常搬小凳坐門口，看孫輩跳皮筋，偶爾還把一把瓜子遞給路人，“嘗嘗，這火候不賴。”

三次入獄、三次被保、百萬起家，他的經歷像一部時代速寫。有人說他走運，也有人說他固執。可在蕪湖老街夜色中，炭火映出的那張汗臉，始終帶著少年的倔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