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高官工資離譜！總理年薪62萬，底下人卻拿到100多萬

部分高級官僚年薪超100萬澳元：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公務員體系通常不被視為具有高度新聞價值的領域，但一涉及高級官員的薪酬問題，往往會引發公眾熱議。

視具體部門而定，部分部門首長目前的年薪已超過100萬澳元。這一數字遠高于年薪約622000澳元的總理。負責監督高官薪酬的獨立機構——薪酬仲裁庭近期宣布，將對澳大利亞聯邦公務員系統部委秘書長及全職公職人員的薪酬安排進行審查。此項審查將在2027年年度薪酬調整決定出臺前進行。

最近一次是在2025年，參議員杰基·蘭比提出一項法案，建議以總理和國庫部長的薪酬為基準，對部委秘書長的薪酬設定上限。

盡管委員會建議否決該法案，但此次調查的廣泛程度超越了以往。顯然，即使其他參議員不完全認同蘭比過于直接的提案，他們也同樣對這一問題感到擔憂。

在報告附帶的補充意見中，聯盟黨參議員戴夫·夏爾馬和杰西卡·柯林斯呼吁薪酬仲裁庭“確保其決定獲得一定程度的公眾支持，并對民意作出回應”。他們表示，“是否必須支付如此高昂的薪水才能吸引所需人才，這一點值得商榷”。

他們還要求仲裁庭“在審議過程中，對公眾情緒所占的考量比重保持更高的透明度”。

蘭比則更進一步，建議由澳大利亞國家審計署對薪酬仲裁庭進行績效審計。

外界認為，如果包括公務員事務部長凱蒂·加拉格爾在內的阿爾巴尼斯政府部長們，對部委秘書長的薪酬水平感到不適，這也并不令人意外。

一個深層隱憂在于，薪酬仲裁庭在2011年至2014年間決定的大幅加薪是否有些矯枉過正。

筆者在2018年和2025年向參議院委員會調查提交的報告顯示，這些決定將部門首長的薪酬從平均周薪的約7倍提升至9倍以上。對于國庫部以及總理和內閣部的首長而言，這一比例更是增加到了10倍以上。自那以后，仲裁庭一直維持著這些較高的薪酬水平。

早在1994年，部委秘書長的薪酬也曾出現過一次顯著增長。但這與基廷政府引入的新“合同”制直接相關，該制度導致了終身職位的取消。

這種說法顯得有些避重就輕。仲裁庭在2011年12月發布的一份指導其后續薪酬決定的報告中，引用了其委托伊根咨詢公司撰寫的一份報告。仲裁庭將這份伊根報告稱為其評估的“試金石”。

伊根咨詢公司的報告明確將頂尖首席執行官及其他私營部門高管的薪酬組合，作為設定部委秘書長薪酬的標尺。仲裁庭的評估則緊密遵循了伊根的提議。

不過，仲裁庭目前暗示不應將私營部門薪酬作為設定部委秘書長薪酬的考量因素，這一立場是正確的。

仲裁庭還準確地指出了部委秘書長直接下屬薪酬的相關性。這些下屬包括副秘書長以及其他高級行政服務級別的員工。這些職位的薪酬在不同部門之間存在巨大差異。雖然從平均水平來看，薪酬增長與全國平均收入的增長保持一致，但部分職位的薪酬漲幅卻遠超平均水平。

這種局面的形成，是因為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對公務員薪酬的中央管控被下放。大多數領取高級行政服務級別薪酬的人員都簽訂了個人雇傭協議。盡管這類個人協議后來已被取消，但薪酬的巨大差異卻延續至今。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仲裁庭需要與負責監督高級行政服務級別薪酬的澳大利亞公務員委員會展開合作。這本應是首要任務，而不是為了迎合部分直接下屬的高薪，而去盲目推高部門首長的薪酬。

仲裁庭考量的其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這些因素包括部委秘書長的權力、職責和問責機制；所需的特質、技能、經驗或資質；以及類似職位的薪酬水平。

但其中缺失了對任期的考量。這需要政府的關注，如果能做出明智的轉變，廢除“隨時以任何理由解雇”的規定，可能會以較低的薪酬水平來換取更高的職業穩定性。大多數部委秘書長或許會支持這一舉措。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質疑公共部門對財務激勵的過度強調。相反，這些研究突出了“公共部門動機”的重要性：即人們加入公務員隊伍是為了公共利益，或是為了創造積極的社會改變。

關于在多大程度上依賴公共部門動機而非薪酬，各方看法不一。與大多數同類國家相比，澳大利亞目前賦予薪酬的權重顯然要大得多。

現在的問題在于，我們這樣做的方向是否正確，以及這種判斷是否得到了包括政治代表在內的整個社會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