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22日,福州鼓樓區小巷里傳來嬰兒啼哭,陳元俊給長子取名“景潤”——取“山高水長”之意。父親在郵局點票分信,薪酬微薄;母親以針線添補家用。少年陳景潤瘦削、內向,課間常抱著《初等數論》躲在窗邊。老師看他老是發呆,問:“小陳,你想什么?”他小聲答:“想數字為什么要聽話排隊。”
1949年,新中國成立。20歲的陳景潤接到廈門大學錄取通知書,拖著藤箱,搭渡船過海。那時的廈大數學系師資緊缺,課堂上只有一塊粉筆、一面海風拍打窗框的聲響。圖書館里,德文、俄文的期刊堆得比人高,他就靠一本破舊字典啃原文,常常看到熄燈。老舍曾說“寂寞是通往偉大的門檻”,在陳景潤身上,這句話幾乎實體化。
1966年深冬,校園傳來一條內部小道消息:陳景潤把“哥德巴赫猜想”推進到“1+2”。所謂“1+2”,意即足夠大的偶數可寫成“一個素數+至多兩個素數乘積”。聽起來像繞口令,可數學界清楚這一步意味著山體滑坡式的突破。只是論文只列出關鍵引理,細節未全披露,國外同行皺眉,“Is it solid?”質疑聲此起彼伏。
很快,“文化大革命”浪潮洶涌。檔案、草稿、期刊被迫多次搬家,他把幾十萬字的筆記裹進油紙,塞進床板。有人勸他先停下,“保住身體要緊。”他回答寥寥七字:“題還在山,我也在。”那幾年,他體重直掉到5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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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中國科學》刊出長約40頁的論證全文,邏輯鏈條密不透風。“陳氏定理”自此敲定,國際數學聯合會發來賀電。常春藤學者在會議上說:“哥德巴赫大廈被中國人打出一個新窗口。”然而榮耀之外,他的生活依舊寒素——棉布襯衫補丁疊補丁,辦公桌抽屜里塞滿冷饅頭,方便夜間解餓。有人問他要不要換件新西裝,他擺手:“錢留給買書。”
1978年3月,解放軍309醫院體檢室,一位進修護士推門而入。她叫由昆,笑起來眼角彎彎。陳景潤抬頭,筆尖停在表格邊緣。二人僅一次對視,卻像把對方記進了公式。后來,由昆回憶:“他開口慢,但一談數學就像急行軍。”戀愛過程倒顯得笨拙且單刀直入。某個傍晚,醫院花圃旁,陳景潤輕聲說:“如果你不同意,我就不結婚了。”由昆怔住,心臟砰砰,下一句竟脫口:“那我答應!”對話短得可憐,卻終結他的單身時代。
1980年1月,新婚照在北京電影制片廠沖洗出來。隨后,公寓里的燈常亮到深夜。由昆把保溫壺、眼藥水、止痛片排在桌角;陳景潤反復在演算紙寫下密密麻麻的級數。1981年,他們迎來兒子陳由偉。陳景潤提議:“讓孩子隨你姓,由家單傳。”由昆婉拒,兩人商量改復姓“由陳”,又覺得拗口,最后取名“陳由偉”,取“源自父母,也走出父母”的意思。
1984年8月,北京西直門十字路口,一聲金屬車鈴剎不住,陳景潤被撞倒,后腦著地。昏迷醒來,醫生診斷腦部受損。一年未滿,又在公交車上被人潮擠倒,帕金森癥狀開始顯現。藥物控制副作用強,他寫字會抖,可依舊用右手勾勾畫畫。護士好奇:“您還寫?”他只搖頭笑,指指太陽穴,“里邊還有事沒做完。”
1993年,病情加重,說話斷斷續續。朋友勸他暫時放下研究。遺憾的是,哥德巴赫猜想核心部分“1+1”仍未攻克。有人暗暗期待奇跡,他卻在日記里寫,“恐怕來不及了。”1996年3月19日清晨,呼吸機提示最后一條波形。63歲的數學家離開人世,遵囑,遺體捐獻給醫學機構。告別廳內,黑底白字挽聯寫著:“以數論為燈,照破千年疑窟。”
次年春天,廈門大學為他立像。揭幕儀式結束,人群慢慢散去,校園廣播輕放《送別》。由昆撫摸那雙被雕刻得略顯粗糙的手,眼眶發紅,卻強忍住淚水。有人湊近安慰,她只擺手:“別勸,我怕一開口就要哭。”
此后幾年,她把全部精力傾注在兒子教育上。兒子中學時學小號,往返中央音樂學院,她總提著飯盒跟車。同行笑她緊張,她不辯解。大學畢業,陳由偉遠赴加拿大,主修商務,劃清與數學的界線。直到30歲那年,他忽然迷上金融模型,開始啃父親的舊書。朋友問原因,他說:“血脈里的東西,繞一圈還是會回來。”
今天翻看那張1997年的合影,雕像靜默,花影斑駁。由昆抱著的,是一段中國數學史最熱烈的章節。陳景潤留給世人的,不只是“陳氏定理”,還有那句在病房里一字一頓寫下的話:“數學值得以命相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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