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嶺: 郭道暉老師, 一代學人的啟蒙者

郭道暉 （1928年-2026年4月11日）

作者簡介：馬嶺，1960年生，1975年初中畢業于長沙市第一中學，1977年高中畢業于桂林市第八中學，同年到桂林郊區插隊。1979年考上西北政法學院法律系，1983年畢業。之后長期在學校任教，2020年退休。原題為《 與郭道暉老師的一些零星交往 》

4月11日驚聞郭道暉老師辭世，因種種原因未參加 15日的告別儀式，甚為遺憾。

郭老師一生著述頗豐，尤其是他上世紀 80-90年代發表的大量論文和著作，在改革開放初期，開思想解放風氣之先，具有極大的影響。和今年1月去世的李步云老師一樣（江平、李步云、郭道暉并稱“法治三老”），他的許多觀點振聾發聵，至今還記得年輕時拜讀他們文章時的那種欽佩、那種深受教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們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啟蒙者。

我家書架上郭老師的著作

我第一次見到郭老師，是在 1994年9月成都的憲法年會上。他發言時，坐在我旁邊的羅躍培老師不斷點頭表示認可，夸贊他到底是搞過立法工作的（曾任全國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思維縝密，摳得細，善于發現問題。

記得我在會下曾問郭老師對中國法治的前途怎么看，他笑著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當時對國家法治建設的前景充滿憂慮，郭老師鼓勵說會有很多困難，但前景是好的，要有信心！其實郭老師這一代人經歷的磨難比我們多得多，但卻對未來抱有如此樂觀的精神，令我印象深刻。

1994年憲法年會合影，2排左11白發長者為郭老師，最后一排左1為筆者

第二次見到郭老師是 1997年6月下旬，郭老師應邀到西安參加陜西省“中國西部經濟發展和法制建設”研討會，我當時在陜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任教，也參加了會議。會后組織大家參觀黃帝陵，當時郭老師已年近七旬，但身體硬朗，步伐矯健，我們年輕人有時都跟不上。我贊嘆他的好體質，他說這得益于他抗戰時從湖南到重慶的流亡，跋山涉水數千里，身體受到很大磨煉，為后來度過三年困難時期和文革中的干校生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97年黃帝陵，作者與郭老師合影

2000年我到北京后，經常在各種會議上見到郭老師，還曾邀請他到我任教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做講座，他欣然應允。2011年5月5日，在中青院大階梯教室，他向學生們語重心長地講人權、講法治。當時我已多次聆聽郭老師的高見，因此那次作為主持人印象最深的是，郭老師每每講到一種比較開放的觀點或新的數據時，總要加一句，這不是我說的，是某某報刊發表的，或者是某某權威人物說的。這固然反映了他嚴謹的表達（明確出處），但也令我深深感受到他們那一代人在歷次運動中挨整后留下的心靈創傷。連郭老師這樣敢于大膽直言、領時代潮流之先的人，內心都還是有顧慮的，可見當年那些專政手段對人性的摧殘有多么嚴重，給整個民族的精神傷害真是難以撫平！

和郭老師一起參加會議，前排右 5為郭老師，左2為作者

平心而論，郭老師的顧慮是有緣由的。有一次我回娘家時，爸爸問我： “有個郭道暉是個什么人哪？”我一聽就知道在他們那個圈子里有郭老師的負面信息，沒好氣地說：“他人特別好，我們經常在一起開會，大家都很尊敬他。”嗆得爸爸不再說什么。其實我當時應該冷靜一點，平和地介紹郭老師的主要觀點和為人處事，相信能多少化解些許偏見，也順便了解下他們“看不慣”的主要是什么內容。可惜在一個沖動型原生家庭里長大的我們（具有普遍性），很難改掉沖動的毛病。

2012年5月30日，作者（前排左2）應北大法學院張老師之邀，與郭老師（前排左3）等共同參加博士生答辯

李步云和郭道暉兩位前輩對中國法理學和憲法學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我個人在學術成長中也深受其教益。如郭老師對階級斗爭理論的反思，關于權利與權力關系的闡述，以及用社會權力制約國家權力的主張，等等，都對我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我在撰寫《對我國現行憲法中 “階級斗爭”問題的反思——兼與1954年憲法作比較》一文(載張慶福、韓大元主編：《1954年憲法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時，多處引用了 郭老師的 文章；在拙著《憲法權利解讀》和《憲法權力解讀》兩書中，有的地方直接引用了郭老師的觀點，有的地方雖沒有直接引用，但思路顯然受到其影響，明顯有長期潛移默化的熏陶痕跡；即使有的觀點不完全同意，也深受其啟發，獲益良多。

郭老師晚年住在療養院，我們曾有過一些郵件來往，有時互相發一些資料，有時互通一點信息。記得我 2019年告知他 法學所王家福老師去世的消息后，他很快回信說：

>甚為嘆息、感慨。我們這一代都已90歲左右，我們經歷了兩個社會、跨過了兩個世紀，受過不少折騰，也作了一些貢獻。家福是法學界老學長，又曾擔任法學所的領頭人，對新中國的法學、法治事業貢獻尤著。

同年溫曉莉老師去世，我也告知了郭老師，他回信感慨道 ：

>曉莉 過早仙逝，令人痛惜。我與她在湖大一度同事，又同在法理學會，和她比較接近，知她為人正直，敢愛敢說，我們可算知音。她的父親鄭伯克、兄長鄭成思我都認識，我還曾為了了解解放戰爭時期昆明的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而訪問過當年領導昆明學運的鄭老；和鄭成思更常一起開會。成思還曾說只要有我參加的會，他都愿參加（說是愿意聽聽我的 “高見”），反之我也如此。可惜知音者未能假以天年！

2020年9月在“教授加”舉辦的“法治三老談人生”會上，我最后一次見到郭老師，最后一次聆聽他的演講。吃飯的時候，江平老師和李步云老師被眾多弟子圍繞，一直沒有在高校任教、沒有帶博士的郭老師那一桌有點冷清；我沒有弟子身份，就正好坐到郭老師那一桌，并與郭老師留下最后的合影。

不過我們的郵件往來一直持續到 2022年左右，那年夏天我發給郭老師三篇自己的文章，請他指教（現在想來真是給已經高齡的他增添負擔），他回信鼓勵我：

>草讀一遍，深感你在治學和教學、科研等方面都是勤奮求知、力求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來詮釋法學原理；年輕人能有如此態度和毅力，實為難得，可欽可佩。

郭老師和李老師對年輕人都是很平等相待的，沒有一點架子，對后輩晚生總是鼓勵有加，甚至謙遜有禮得讓我們難為情，他們是完全沒有官腔的學者，沒有空話套話。他曾發給我一篇4萬多字的“自傳”：“我在80歲時曾寫過一篇自傳，現奉上一閱，十多年前的文稿，現在恐因時勢不同，而有不妥之處，請予指教。”

他在郵件中還諄諄囑咐道：

>你們年輕，健康精力都勝過我，正是有為年齡，令人羨慕！好自為之，前途無量！

>你們所處客觀條件好多了，加上你們的思想氣質的優越，已取得重大成就，再加把力，超越我們老朽，不在話下。

同時也表露出對生命的豁達：

>像我這樣已年過九十，來日無多，就難預測了。訓其自然，亦可告慰！

郭老師的私生活與身后事

郭老師還有一點特別令人尊敬，他們夫婦白頭偕老，感情深厚，郭老師感念夫人在他被打成右派時不離不棄，一直寵著、讓著老伴，呵護有加。

郭老師和朱镕基曾是清華同學，還是朱的入黨介紹人

2019年1月13日郭老師在郵件中群發了一條消息：

>1月12日是張靜嫻逝世周年紀念日，我和家人前往祭奠，同時找出她生前自述的《八十紀程》，想起諸位在她生前多有來往，彼此關照，特奉上此稿（見附件），請存閱。祝諸位新年萬事如意！

今天讀來可謂情深意重，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