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代人走入“奧德賽時期”：一個90后的生存報告

作者 /左希

責編 /清和

題圖 /《國道29號》

2026年3月，朱翊完成了一份題為《年輕人正在陷入意義危機》的報告。這份報告既是對自己迷茫的記錄，也是對同代人漂泊的觀察。

回望過去幾年，深圳的寫字樓燈火通明，也見證了行業的變化。2022年冬天，他的辦公室異常安靜：合作多年的品牌陸續暫停，有的縮減預算，有的解散團隊。行業里流行起一個詞：“降本增效”。戰略咨詢，曾被視作創業者未來指南的工具，如今顯得奢侈，也顯得脆弱。

“何以至此？”

“當是如何？”

他習慣為別人拆解困局、制定路徑，卻發現自己的方向也開始模糊。2026年，他35歲。收入尚可，但不安始終存在：這些努力，最終通向何處？他開始在深夜閱讀，從經濟學到認知科學，從行為心理學到社會學，把每個概念拆開，再重新拼接。最初的動機像一場自我救援。

后來他意識到，自己正在經歷一種長時間的懸置。“我經歷過那種既非少年、也未完全成年的時期。更準確地說，我仍在其中。”

他為別人做戰略，卻失去了自己的戰略

朱翊出生于1991年。大學時代，他迷戀一切復雜而宏大的知識體系——經濟學模型、品牌邏輯、社會結構。他愛看《海賊王》，也愛跳街舞。朋友們記得他身上那種很典型的“90后自信”：相信知識能解釋世界，也相信行動可以改變路徑。

2017年，他在深圳創辦“偉大航路”戰略咨詢公司。那幾年，確實像一段航行。移動互聯網紅利仍在，消費升級敘事占據主流，新銳品牌頻頻出現。人們愿意為“戰略”付費，也愿意相信，只要路徑設計得當，增長是可以被規劃的。綜藝里反復出現一句話：“說出你的夢想。” 仿佛只要愿意努力，只要找到方法論，成功只是時間問題。

轉折發生在2022年。泡沫退去，資本收縮，品牌倒閉，中小企業一夜散落。創業者普遍關心“怎么活下來”。行業流行起一種更直接的邏輯：

“有沒有一招鮮？”

“有沒有確定有效的增長方法？”

戰略顧問朱翊

朱翊的腦海里不斷浮現疑問：如果增長不再可設計，如果未來無法預測，那么“戰略”還能成立嗎？真正令他不安的，并不是收入的波動，而是方法論的松動。在他的數字筆記里，他開始記錄關鍵詞的變化：“迷茫”“停下來”“想一想”“沒有意義”“空心”。這些詞，在2023年之后明顯增多。

起初，他以為這只是互聯網情緒的波動。但當這種變化持續出現，他開始懷疑，問題并不只是個體狀態。他逐漸意識到，這種漂泊超出了個人心理層面：教育擴張創造了大量高學歷人口，但行業回報與職業期望開始脫鉤；城市生活成本高企，社會期待卻并未降低；鼓勵自由選擇，卻把風險責任交給個體承擔；擁有信息優勢，卻難以形成穩定判斷。

他向自己確認：這不是某些個人的失敗，而是一代人在結構性壓力下的集體漂泊。于是，他把這些觀察整理成更系統的思考。那份后來被稱為“意義危機”的報告，也是在這個判斷之上形成的。

朱翊把這些觀察轉化為內容輸出：撰寫報告、錄制對談視頻，做案例分析和復盤，從成功與失敗中尋找規律，試圖幫助更多年輕人理解自身所處的狀態，同時映照出背后的社會結構。

他的社交高頻詞匯從“CEO”“戰略”“麥肯錫”“德魯克”等，逐漸延展到“年輕人”“奧德賽”“豐容”“意義”“解離”等理論詞匯。到2026年3月，他完成了一系列萬字報告文章，其中“年輕人的奧德賽時期”在小紅書上引發數千條留言，分享各自的漂泊經歷。

他在互聯網上，看見一代人的疲憊

朱翊最初并沒有打算研究“年輕人”。他只是想確認，這種結構性的松動如何具體作用在個體身上。一個帖子抓住了他的注意。

一個985畢業、在大廠工作的年輕人，決定辭職去云南租間小院。沒有明確計劃，也沒有下一份工作，只是想“停下來想想”。評論區迅速分裂。有人嘲諷：“是不是燒壞了？”有人羨慕：“至少他有勇氣。”也有人勸：“別沖動。”發帖者只回了一句：“我不是不想努力，我是不知道為什么要努力了。”這句話與他筆記中的關鍵詞互相印證。

他注意到，漂泊的形態是多樣的：有人在考研、考公與創業之間反復切換，把“再讀一次書”當作暫時的出口；有人買房結婚，卻在深夜懷疑這條路徑是否屬于自己；有人在流水線、外賣平臺上掙扎，卻無力把這種狀態轉化為語言或敘事。學歷不同，城市不同，困惑卻高度一致。

朱翊把這種觀察稱為“一個人的數字田野調查”。過去，他需要走進商場、門店，面對面觀察、訪談消費者；這一次，他的田野在屏幕上：每一條評論，每一次轉發，都像一塊漂浮的碎片，映出社會結構的細微裂縫。

他把這些片段記錄下來，并不急于給出解釋。他寫下，努力與回報之間的關系開始變得模糊。當“只要努力就會更好”的敘事不再穩固，人會出現遲滯，既缺乏行動的動力，也妄論行動的方向。這是一種謹慎的認知：個體的困惑是可感知的，但社會結構才是決定漂泊的根本力量

朱翊的觀察逐漸清晰。數字平臺并非單純的情緒出口，它提供了一種鏡像，呈現出現代性對個體的要求：既要自主、要選擇，又要獨自承受風險。這恰恰是年輕人的日常寫照，漂泊、試錯、懸置，每一次行動都帶著自由的重量，也承載著結構的壓力。

為什么是“奧德賽”

當朱翊把“意義危機”記錄下來時，他意識到，命名還不夠。“危機”意味著問題，但不指向路徑。

在一次翻閱舊文章時，他看到一個詞——“Odyssey Years”。這個概念最早由美國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2007年提出，用以描繪現代二十多歲年輕人的漂泊階段：不斷嘗試，卻遲遲找不到歸處。布魯克斯借用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戰后十年漂流的意象，把人生的過渡期描繪成一段探索與實驗的旅程。朱翊說：“它不像一種病癥，它像是一個過程。”

這一區別對他很重要：“危機”意味著崩塌，而“奧德賽”意味著航行；“迷茫”意味著失控，而“漂泊”保留了方向的可能。

他繼續往下追溯。讀到阿諾德·范熱內普（Arnold van Gennep）的過渡禮儀理論：個體在不同人生階段之間，需要通過儀式完成身份轉換——分離、閾限、整合。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在此基礎上提出“閾限狀態”：個體既不屬于過去，也尚未進入新的身份，懸浮在開放的混沌之中

朱翊逐漸意識到，也許這代年輕人經歷的，并不是簡單的失敗或脆弱，而是一段被不斷拉長的“閾限期”。大學畢業典禮越來越難意味著一種穩定的開始，婚姻也非默認選項。舊的成人儀式在形式上存在，但難以完成身份確認。他把“奧德賽時期”視為一種緩沖，把“我是不是不行”轉化為“我正在航行”。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才意識到，這個詞提出已近二十年，最近才在中國語境中變得常見。它似乎并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是在某個時刻變得貼切。隨著閱讀深入，他開始追問：誰能夠把自己的漂泊稱為奧德賽？

奧德修斯最終會歸航，漂泊被寫入史詩，他的艱難成為英雄敘事的一部分。現實生活中的漂泊，卻往往沒有歸途。朱翊注意到，能夠使用“奧德賽時期”的，多是具備教育、經濟和表達優勢的中產年輕人。他們擁有解釋困境的語言，但未來仍然不確定。

朱翊提醒自己，“奧德賽既是理解工具，也可能是一種階層話語。它緩解羞恥感，也可能遮蔽結構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奧德賽時期”既是一種心理支撐，也是一種社會選擇性可見：讓一部分年輕人找到歸屬，也讓另一部分的困境沉默

當漂泊有了名字

朱翊第一次明顯意識到“奧德賽時期”正在流行，是在一個周末的晚上。

他在小紅書搜索這個詞，本意只是確認是否有人使用。頁面刷新后，相關筆記不斷跳出來——辭職日記、間隔年記錄、裸辭計劃、轉行清單。

有人寫：“我也在奧德賽時期。”

有人寫：“原來這不是失敗，是航行。”

也有人在簡歷的空窗期直接標注：Odyssey Years。

這個詞像一枚暗號，成為彼此確認的標記。在評論區里，陌生人迅速識別同溫層，分享相似經歷：頻繁換工作、不敢結婚、延遲生育、對穩定產生懷疑、對成功失去興趣。

“它至少完成了一件事，”朱翊說，“去病理化。”過去，迷茫常被解釋為個人能力不足、抗壓性差或選擇錯誤，而當“奧德賽”進入公共語境，它不再指向個人缺陷，而被理解為一種階段性現象。羞恥感被削弱，孤獨感隨之減輕。

這種集體命名本身就具有安撫功能。當一個概念帶有某種理論的權威感，人們更容易接受自己的狀態。“如果它有理論支持，我就不必懷疑自己。”這是一種微妙的心理轉移。

但他很快注意到另一面。在社交媒體的算法機制下，更容易獲得傳播的，往往是帶有“成長弧線”的敘事：迷茫，探索，找到方向，達成自洽。奧德賽的敘事天然帶有歸航的暗示。但現實中的漂泊，并非都能通向伊薩卡。在他的數字田野中，他很少看到來自流水線、外賣平臺、縣城青年或農村打工者的“奧德賽記錄”。

他們可能同樣漂泊，同樣懸置，卻沒有時間、語言或資源，把這種狀態轉譯為史詩。這使朱翊意識到：“奧德賽時期”這套語言，更像是一種中產階層的解釋工具，它需要教育背景，需要表達能力，也需要對未來仍存某種想象的余裕。

朱翊并不否認，“奧德賽”提供了一種解釋的方式。但他也提醒自己：如果迷茫被講述為成長敘事，那么那些沒有方向、沒有意義、沒有答案的時間，是否真的被允許存在？“它可能延續了績效邏輯，只是把考核對象，從結果轉向了敘事。”當漂泊被浪漫化，是否也在掩蓋更嚴峻的現實？

朱翊沒有結論。他把這種微妙的變化記錄下來。因為當一個概念廣泛流行，它不僅描述現實，也開始塑造現實。

這是心理問題，還是結構問題？

“意義危機”這個詞，一旦被說出來，很容易滑向心理層面。焦慮、空心、內耗、拖延、自我懷疑，這些都可以被解釋為個人狀態。在社交平臺上，年輕人的表達往往以自我為中心：

“我不夠努力。”

“我沒有找到方向。”

“我是不是太脆弱？”

朱翊一開始也嘗試從心理學角度理解這種困惑。他讀認知科學，讀行為經濟學，研究情緒調節機制。但一個問題始終揮之不去：如果這是心理問題，為什么會如此大規模地出現？

這讓他重新回到社會理論。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指出，現代社會正在經歷一種“個體化進程”：傳統的家庭、階層、組織等集體結構正在消解，個體被要求為自己的命運負責。

聽上去像自由，但自由的另一面，是責任的轉移。當行業周期收縮，失業不再被解釋為經濟結構波動，而是“你沒有提升能力”；當職業路徑模糊，迷茫不再被視為社會轉型的陣痛，而是“你還沒找到自己”；不是“大環境不好”，而是“你不夠好”。

風險被個人化了，困境被內在化了。“我們把結構問題，轉譯成了自我修行問題。”朱翊說，“這或許解釋了一個現象：為什么在行業收縮、機會減少的背景下，自我提升課程、AI效率工具、心智成長類的教培項目卻持續流行。”

當外部秩序變得不穩定，個體傾向于向內尋找確定性。齊格蒙特·鮑曼曾形容這種狀態為“液態現代性”：在一個不斷流動的社會里，穩定性不再來自制度，而來自自我調節。社會不再提供清晰路徑，個人卻被要求設計完整的人生方案，這幾乎是一種悖論。在這種背景下，“奧德賽”顯得尤其合理，它為不確定性提供了一種敘述方式。

但敘事本身，并不能降低現實壓力，無法改變城市房租，也無法延緩行業周期。朱翊逐漸警惕一種傾向：用成長語言掩蓋結構壓力。如果漂泊只是階段，是否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獨自完成這段航行？如果意義是自我建構，是否意味著失敗也是個人責任？

他并沒有否認心理層面的真實存在。焦慮是真實的，困惑是真實的。但當一代人反復出現相似癥狀時，是否應該把目光從個體內心，轉向社會結構？“當一代人集體漂泊時，不能只問他們是否想通了。”朱翊說，“還要問，海水為什么變得更冷。”在這個問題上，他始終保持某種猶豫。

他理解年輕人需要意義框架，但也不愿意把所有困境解釋為“自我探索”。“不是所有的漂泊，都會通向成長。”

在籠子里，為自己做一點“豐容”

在“奧德賽時期”流行之前，朱翊注意到另一個詞在年輕人之間悄悄傳播：“豐容”。這個詞原本屬于動物行為學。

在動物園里，為避免圈養動物出現刻板行為，飼養員會人為增加環境刺激：把食物藏進紙箱，讓老虎費力撕開；在熊貓館加裝繩網與木架；給大象準備輪胎和蹭癢柱。這種人為制造的變化，被稱為“環境豐容”。

朱翊第一次在社交平臺看到這個詞時，并沒有立即把它與年輕人聯系在一起。直到他看到類似的提問：

“每天和同事下樓買烤腸算不算豐容？”

“換一條路線回家算不算豐容？”

“給房間換個燈光算不算豐容？”

評論區的回答幾乎一致：算。

還有人整理出一份“人類刻板行為清單”：

無目的刷手機；

反復滑動同一個界面；

機械地咬指甲、抖腿；

深夜打開又關閉社交軟件，卻不知道要看什么。

當年輕人開始用動物行為學的語言描述自己，他們仿佛承認了一件事：生活正在高度重復。不同的是，看不見籠子。“自己是自己的飼養員。”

朱翊在調研筆記中寫下：“豐容，是對結構內部的微調。”它不改變職業路徑，不降低房租，不延緩行業周期。它在有限空間里，增加一點變化。

有人點香薰蠟燭；

有人在房間里添幾盆綠植；

有人刻意繞遠路走一段安靜的小巷；

有人報一門短期課程，只為讓時間看起來更有去處；

有人在高強度工作間隙，給自己留一杯咖啡的時間。

這些動作都很小。卻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即在高度壓縮的結構中，恢復一點感官主權。如果說“奧德賽”是對意義的重建，“豐容”則是對日常的重建。前者回應的是敘事，后者回應的是體驗。

朱翊不急于評價這種實踐。它顯然不是結構性的反抗，也不觸碰所謂邊界，它提供了一種最低限度的自主感：在高度流動與不確定的環境中，人仍然需要在可控范圍內制造差異

“豐容”之所以流行，并非因年輕人幼稚，而是因為宏觀結構無法快速改變時，個體只能在微觀層面調整節奏。這甚至算不上什么抵抗，它更像是一種自我保溫。當大敘事難以兌現，小動作成為現實

朱翊并不浪漫化這種方式。他知道，換一條路線回家，并不能改變必須準時打卡的現實；增加一盞落地燈，也無法降低城市租金。但他也不輕易否定。因為在結構未變之前，人仍然需要某種呼吸方式。

寫完報告之后

2026年3月，朱翊完成了那份報告。

它似乎沒有改變什么。行業仍在波動，項目時有反復，城市生活成本依舊高企。他的咨詢工作照常進行，閱讀也沒有停止。書桌上堆著社會學與人類學著作，旁邊放著街舞耳機和動漫周邊。他不否認，自己仍然處于“奧德賽時期”。

這幾年，他見證過品牌的崛起，也目睹過它們的消亡；聽見過創業者的雄心，也呼應過深夜電話里的沉吟。他越來越少談“成功方法論”，也越來越謹慎地使用“確定性”和一系列“創業時代”留存的大詞。

那份最初寫給自己的“意義危機”報告，在社交媒體上持續發酵。有人留言說，被那幾段文字擊中了；有人私信他，說第一次覺得自己的困惑不是個例。

朱翊很清楚，這些討論并不能改變就業市場，也無法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但它至少完成了一件事：把某種彌散的感受聚攏成被共享的語言。當一代人開始嘗試用概念解釋自己的處境，這本身就是時代的信號

教育仍在擴張，回報卻趨于收縮。選擇看似更多，路徑反而更加模糊。個體被鼓勵自由，卻要獨自承擔風險。這種結構性的張力，不會因為一個概念而消失。奧德修斯最終回到伊薩卡，但史詩真正漫長的部分，是航行。現實中的“過渡期”，也許比想象中更長。

朱翊并不確定，自己是否會迎來一個清晰的“歸岸時刻”。他更愿意承認，這段時間正在迫使他重新思考，關于工作、關于成功，也關于自我價值。類似被迫的重估，并不只屬于他個人。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中，“奧德賽”既不是答案，也不是借口。它只是一個中間詞，一個用來描述懸置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