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暖氣爐壞掉的那天晚上，多倫多正下著十年不遇的暴雪。我穿著兩件羽絨服，打著手電筒在地下室搗鼓那臺老舊的機器，滿手都是黑色的機油。妻子林敏抱著裹成球的兒子站在樓梯口，說話時嘴里呼出一團團白氣。
打給維修公司的電話已經撥了四個，對方的答復出奇的一致：出車費兩百加幣，零件費另算，而且那晚全城的師傅都在忙，最快也要明天下午才能來。如果在國內，只要在手機軟件上下個單，不到半小時，滿身煙味的師傅就會帶著工具箱敲響家門，幾十塊錢就能搞定。但在加拿大，人工是最昂貴的奢侈品。
我咬了咬牙，打開手機里的YouTube，搜索“如何重啟燃燒器”。視頻里的印度大叔操著濃重的口音一步步演示，我拿著扳手，凍得發僵的手指幾次都沒擰動那顆生銹的螺絲。那一刻，地下室陰冷得像個冰窖，我突然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疲憊。這就是我們費盡心機、考雅思、湊資金、辭去國內體面工作換來的“國外美好生活”。
來到加拿大快五年了，我修過馬桶，補過屋頂的瓦片，通過下水道，甚至自己換過汽車的剎車片。而在出國前，我是一家互聯網公司的中層，林敏是外企的HR。我們在國內的生活，是被外賣、快遞、保潔阿姨和無數個便捷服務包裹著的。回國休假的朋友總是羨慕這邊的藍天白云和大別墅，但他們看不見大雪封門時，一個人拿著雪鏟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風中鏟冰的狼狽。
很多人問過我，既然落差這么大，當初為什么非要出來。
原因很簡單，為了孩子，也為了逃離那種讓人窒息的緊繃感。出國前的最后一年，我的體檢報告上多了三項指標異常，每天晚上十一點下班是常態。兒子的幼兒園開始布置各種手工作業，周末奔波在英語班和樂高班之間。我們看著彼此日漸稀少的頭發和孩子越來越少的笑容，覺得生活不該是一臺永遠停不下來的絞肉機。
加拿大確實給了我們想要的“慢”。這里沒有996，沒有半夜打來的奪命連環call，下班后的時間完全屬于家庭。兒子樂樂在這里如魚得水，每天三點放學，書包里除了一個干癟的三明治飯盒，什么都沒有。沒有鋪天蓋地的作業，沒有排名。他在草地上打滾，去森林里撿松果，臉蛋曬得黑里透紅，笑聲比在國內任何時候都大。
但這種“慢”的代價，是我們兩個人職業生涯的斷崖式墜落。
我至今記得剛來時的找工作經歷。帶著國內光鮮的簡歷，投出去了上百份，如同石沉大海。偶爾有幾個面試，HR微笑著問我：“你有加拿大本地的工作經驗嗎？”這是一個死循環：沒有本地經驗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永遠沒有本地經驗。
后來，我終于在一家本地的物流公司找到了一份數據分析員的工作，薪水只有國內的三分之一。我的頂頭上司是一個比我小五歲的白人小伙，每天下午四點半就準時拎包走人。工作內容簡單到枯燥，沒有任何挑戰，也沒有任何晉升空間。國內的舊同事在朋友圈里慶祝公司上市、拿到期權、買二套房，而我每天面對的，是Excel表格里永遠對不上的庫存數據。
林敏的遭遇更讓人揪心。她英語口語一般，在國內引以為傲的人力資源管理經驗在這里毫無用處。為了貼補家用，她去過華人超市做收銀，去過代購倉庫打包。有一次我下班去接她，看到她正費力地搬起一箱沉甸甸的保健品，手背上被紙箱劃出了一道長長的血口子。回家的車上，她看著自己粗糙了許多的雙手，眼淚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不僅是職業上的落差，醫療系統的巨大差異也曾讓我們體會過什么叫絕望。
去年冬天，樂樂半夜突然高燒不退，伴隨劇烈的腹痛。我們嚇壞了，連夜開車帶他去了附近醫院的急診。國內的習慣讓我們以為，到了急診就能馬上見到醫生，抽血化驗打點滴，但加拿大的急診是按病情危急程度分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