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晉劇“留影”，為匠心“立傳”：武忠《我演跑城》的文化啟示

中國傳統(tǒng)戲曲的傳承，長期以來依賴“口傳心授”的師徒模式。這種模式保留了藝術的鮮活與個性，卻也存在著天然的局限——一代人的悟性與記憶，往往成為技藝存續(xù)的唯一載體。一旦老藝術家離場，那些精妙的程式動作、細微的唱腔處理、獨門的絕技絕活，便可能隨之湮滅。

流派不是自封的：武忠何以“開宗立派”?

這一論斷絕非溢美之詞。郭士星指出，構成一個流派需要四個條件：藝術上的獨創(chuàng)性、豐厚的群眾基礎、代表性的劇目、以及傳承有序的藝術集體。武忠先生恰恰都具備。他學習丁派而不死守，而是根據(jù)自己的條件“取長補短”——嗓子不如丁老師那般高亢，便在唱腔上開辟“低回婉轉、豪放舒展、蒼勁沉穩(wěn)、以柔閉剛”的中低音區(qū);氣質陽剛、表演見長，便以做功戲為主，將《徐策跑城》《賣畫劈門》等劇目打磨成不可復制的經(jīng)典。

更重要的是，武忠先生的創(chuàng)新從未脫離戲曲的本體。他的帽翅功不是炫技式的雜耍，而是“快慢交替、輕重結合、錯落多變”，精準服務于徐策從焦急憤懣到釋懷振奮的層層心境。正如謝濤所言：“讓程式不空洞，讓表演有靈魂。”這種“功為人增色”的美學追求，正是武派藝術最本質的特征。

在當前戲曲界不乏“自封流派”之風的背景下，郭士星這番“武忠的流派不是自吹的”之論，尤其發(fā)人深省。流派的形成，終究需要時間與觀眾的檢驗。武忠先生七十余年的舞臺耕耘，以及《我演跑城》出版后所引發(fā)的廣泛關注，恰恰證明了這一流派的生命力與感召力。

留住“瞬間”即是留住“永恒”：老藝術家搶救性記錄的時代緊迫性

謝濤在發(fā)言中談及一個令人深思的細節(jié)：戲曲最大的遺憾，是舞臺藝術轉瞬即逝。“很多老一輩藝術家的獨門絕技、舞臺心得、口傳經(jīng)驗，只留在舞臺，留在記憶里，如果不及時整理留存，就會徹底消散、失傳斷代。”

年輕人與晉劇：不是“不喜歡”，而是“顧不上”

在探討傳統(tǒng)戲曲傳承時，“年輕人不喜歡”幾乎成了一個無需論證的前提。然而武忠先生對此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讀：“他也不是不喜歡，是接觸的少……實際上你把所謂的山西年輕人放到香港、深圳，他就非常想念我們的鄉(xiāng)親、鄉(xiāng)音了。”

《我演跑城》的出版，是武忠先生個人藝術生涯的深情回望，更是晉劇非遺傳承創(chuàng)新的生動實踐。它以“專業(yè)、圖解、視聽、科技、傳承”為核心，打造了一座可觸摸、可研習、可傳播的“活態(tài)晉劇基因庫”。

在國家高度重視傳統(tǒng)戲曲振興、五部委出臺戲曲振興三年行動計劃的時代背景下，武忠先生的自發(fā)自覺尤其可貴。他用一本書，回應了時代對老藝術家的呼喚;他用一生的堅守，詮釋了何為“退而不休、守藝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