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魏涵：1971年印巴戰爭如何鍛造印度最高效的軍政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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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涵

整理|崔洛賓

編輯|宋可馨

審核 |朱依林 陳玨可

摘要

作為尼赫魯之后印度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理，英迪拉·甘地從執政初期的弱勢總理逐漸成長為獨攬黨政大權的強勢總理，其任內的軍政關系也從初期的弱文官控制型發展為中后期的強文官控制型。1971年印巴戰爭期間，印度的軍政互動達到了其獨立以來最有效率的狀態：在開戰問題上，文官政府決定了是否開戰及作戰目標，軍隊則確定了開戰時間點；在作戰過程中，軍政官員保持著密切溝通，及時調整作戰計劃，但軍種協調問題仍舊凸顯；在停戰問題上，文官政府綜合國內和國際政治因素，主導停戰決策。整個戰爭期間，印度軍政雙方在戰略問題上大體保持一致，且溝通順暢、配合有序，加上軍力優勢明顯，為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關鍵詞：英迪拉·甘地；軍政關系；文官控制；1971年印巴戰爭；東巴基斯坦

圖源：網絡

1971年年初，穆吉布拉赫曼（Mujibur Rahman）領導的東巴基斯坦政黨人民聯盟掀起了大規模“不合作運動”，尋求建立獨立的“孟加拉國”，遭到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Yahya Khan）的鎮壓，大量東巴基斯坦難民進入印度境內。11月，印度與巴基斯坦在邊境地區不斷發生武裝沖突。12月3日，巴基斯坦在其西線與印軍交火，第三次印巴戰爭全面啟動。至12月16日，巴基斯坦軍隊投降，隨后東巴基斯坦宣布獨立并建立孟加拉國，印度在這次戰爭中取得完全勝利。印軍之所以取勝，除軍力優勢明顯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良好的軍政關系。作為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之后印度執政時間最長的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執政早期對軍隊的把控力度不夠，然而到了中后期，她通過多種政治手腕一步步實現了較強的權力集中，印度的軍政關系也從初期的弱文官控制型發展為中后期的強文官控制型。1971年印巴戰爭中，她給予軍隊領導充分的尊重和充足的對話空間，對軍隊建設和作戰指揮等事務亦未過多干涉，為戰爭的最終勝利發揮了正面作用。

針對英迪拉·甘地執政時期軍政關系的評價，學界總體上呈現兩種態度。一部分學者認為，英迪拉執政時期的軍政關系處于“最好的年代”：“緊急狀態”下，軍隊未有發動政變的跡象；印度在1971年印巴戰爭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軍政官員還保持著嚴格的職責分野，軍隊沒有參與到核試驗的相關決策過程中；1971年印巴戰爭的勝利掩蓋：軍隊被頻繁用于國內維穩行動；英迪拉重視個人關系，不重視組織的作用，任免軍事將領政治化；國防部文官權力過大，與軍隊高層矛盾頻發；國大黨的分裂削弱了文官統治力；軍政關系的評價標準，難以簡單用好壞來形容，在不同場景下，特定模式的軍政關系會發揮不同的作用。本文以1971年印巴戰爭為例，探討印度軍政關系對當時戰爭決策、作戰指揮和停戰決策的影響，側面窺探特定階段印度軍政關系影響對外戰爭的模式和特征。

一、英迪拉·甘地執政時期

印度軍政關系概況

1966年，印度總理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在塔什干進行印巴和談時突發心臟病去世，英迪拉·甘地被“辛迪加派”推上政治舞臺，并歷經1966至1977年、1980至1984年兩屆執政時期。在執政早期，由于政治根基薄弱、執政經驗不足，英迪拉在印度政府內的權威不高，更多地是作為政治“傀儡”存在。到執政中后期，英迪拉通過一系列政治手腕在印度政壇樹立了威信。受此影響，英迪拉執政時期印度的軍政關系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一是早期的弱文官控制型軍政關系，二是中后期的強文官控制型軍政關系。英迪拉執政中后期的軍政關系又可細分為兩個階段：1971年印巴戰爭前后，軍政關系呈現較為和諧的狀態，處于“最好的時候”；而印度進入“緊急狀態”時，軍政關系進入“至暗時刻”———軍隊雖然沒有顯露出政變的跡象，卻過度參與到國內維穩行動中，給當時的軍政關系蒙上了陰影。

（一）

執政初期

作為尼赫魯獨女，英迪拉·甘地在國內擁有良好的聲譽，但政治資本薄弱，辛迪加派甚至稱其為“笨女人”，視之為易受控制的、絕佳的總理繼任者。執政初期，英迪拉政治根基不穩，受其影響，印度軍政關系隱患重重。

一方面，國內埋藏了軍事政變的隱患。時任內政部部長的査萬（Y．B．Chavan）曾稱，陸軍總參謀長喬杜里（J．N．Chaudhuri）將軍有可能發動政變。時任印度總統的薩瓦帕利·拉達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與其任內的3位總理關系緊張，因此鼓動喬杜里將軍推翻英迪拉。尼赫魯逝世后，國大黨內一些精英著手挑選執政接班人。這批小團體主要由國大黨地方勢力構成，之后開始操縱中央決策，被稱為“辛迪加派”。盡管最后相安無事，但這無疑會增加英迪拉政府對軍隊的擔憂與提防。與英迪拉關系密切的記者英德爾·馬爾霍特拉（Inder Malhotra）描述道，英迪拉其實很擔心軍方勢力，一旦讓軍隊參與進政治，就很難再將他們支開。

另一方面，尼赫魯的逝世及英迪拉激進政策的推行，削弱了國大黨的凝聚力，客觀上降低了文官對軍隊控制的力度。在尼赫魯執政時期，強大的國大黨是預防軍事政變的有力因素，但尼赫魯逝世后，國大黨失去了一位具有強大凝聚作用的領導人。為在黨內排除異己、樹立權威，英迪拉推行個性化、集權化領導方式，將黨政大權和司法權總攬于一身，事實上削弱了國大黨的組織實力。1969年國大黨的分裂，以及來自反對派不斷突出和極端的聲浪，標志著該黨已失去絕對大黨的地位，過去以國大黨意識形態作為支撐的文官控制力變弱。當然，這一變化恰好給了軍隊一個適應的機會———印度政治制度下，軍隊不能有黨派傾向，應當扮演一個服從于政府和國家的暴力工具角色。

（二）

“最好的時候”

1967年，英迪拉任命梅農的親信哈克薩爾（P．N．Haksar）為總理秘書，試圖通過建立自己的團隊來對抗黨內的辛迪加集團。在哈克薩爾提議下，英迪拉政府發起了建設“忠誠型官僚”運動，即官僚要對政黨及其領導人和意識形態忠誠。英迪拉早期曾反對這種運動，認為該運動所宣揚的理念與她父親的反政治化路線相悖。但后來，英迪拉還是推廣了這項運動，并將其運用到軍隊中，強化了軍隊對英迪拉政府的忠誠和服從。當時軍隊高層也是英迪拉一手扶持而上的，同時英迪拉親自提拔了一批高級將領，從而加強了其與軍隊高層的個人聯系。例如，薩姆·馬內克肖（Sam Manekshaw）按照級別是無法擔任陸軍總參謀長的，英迪拉竟以馬內克肖曾受梅農迫害而未正常晉升為由，對其破格提拔。

1971年印巴戰爭期間是英迪拉執政時期軍政關系“最好的時候”。其間，軍政各司其職，總體協作良好，英迪拉給予了軍隊充分的決策空間和獨立性，在涉及戰略決策和作戰指揮的重大問題上，雙方沖突矛盾較少。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但由于巴基斯坦戰爭準備不足，且東線作戰實力遠落后于印度，使印軍擁有了較大的容錯空間。戰爭的勝利大大提高了英迪拉的威望，以至于民眾稱其為“梵天”“濕婆”?？梢哉f，英迪拉通過此次戰爭樹立了一個軍政合作的良好范本，軍隊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同時，軍事政變的風險卻大大降低。

當然也應該看到，英迪拉這一時期對印度軍政關系的塑造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由于她偏重利用個人關系，不重視組織的作用和民主協商原則，政府運行的個人特質明顯。此外，英迪拉執政期間，軍事議題地位上升，國防部成為一個龐大的集權機構，各軍種的獨立性相對下降，軍種所有的報告和建議都要經國防部之手才能通過，“國防部內的文官將自己視作國防政策運轉的軸心”。而且，戰爭的勝利掩蓋了軍隊建設、戰略部署和作戰指揮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減弱了政府自我反省的力度，諸多問題在1999年卡吉爾戰役中依舊存在。

（三）

“至暗時刻”

1971年印巴戰爭后，巨大的經費開支、大量孟加拉國難民的涌入使得印度本就困頓的經濟更加舉步維艱，英迪拉推行的激進經濟改革措施激化了國內社會矛盾，1974年開始，印度全國逐步掀起了一系列反英迪拉的運動，政府內外要求英迪拉下臺的聲音日益高漲。為了維護其執政合法性，英迪拉實行為期19個月的全國緊急狀態。1973至1975年，英迪拉出動軍隊14次，以平息工人罷工、選舉暴亂、學生示威和社群沖突，每次出動通常持續一周至一月不等，這個數據還不包括軍隊在動蕩地區執行反叛亂任務的次數，以至于有人稱印度軍隊成了英迪拉執行黑色恐怖統治的“禁衛軍”。受此影響，印度軍政關系進入“至暗時刻”。

首先，軍方對政府產生不滿情緒。一般而言，國內維穩并不是軍隊的責任。在印度聯合軍種研究所的一次演講中，前陸軍總參謀長夏爾馬（V．N．Sharma）指出，維護國內秩序穩定本來是警察應當做的事情，政治領導人、官僚和警察應當共同協作解決問題，出動軍隊只能是最后不得已的選擇，政治領導人如果每次都在第一時間將軍隊調動出來解決問題，那么他們將很難找到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人們應當看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并在必要時刻確保腐敗的領導人被趕下政治舞臺。

其次，軍隊干涉地方事務的可能性增大。在米佐拉姆、那加蘭、特里普拉和曼尼普爾等邦，軍隊為了鎮壓武裝叛亂投入了較大兵力，其結果是這些地區的軍官權力蓋過了當地文官，進而對文官控制形成了威脅。20世紀80年代，為鎮壓錫克教分離主義運動，印度中央政府甚至將旁遮普邦的行政權移交給軍隊。阿薩姆、旁遮普、米佐拉姆和那加蘭等邦約4000萬印度居民事實上生活在地方軍政府統治下。

最后，英迪拉的任人唯親也給軍政關系蒙上陰影。英迪拉的小兒子桑賈伊·甘地（Sanjay Gandhi）在政界口碑不好，曾以國大黨青年組織的名義在基層推行極端政策，引發眾多老派國大黨黨員的不滿，英迪拉還是有意將其培養為接班人。1977年，國大黨在大選中失利，一度陷入管理混亂，桑賈伊試圖調軍隊維持黨內秩序，遭到陸軍總參謀長萊納（T．N．Raina）將軍的拒絕。英迪拉還任命桑賈伊的密友班辛·拉爾（Bansi Lal）為國防部部長，對軍政關系也產生了負面影響。班辛上任后試圖限制各軍種首長的權力，切斷了他們與總理直接對話的渠道。軍種首長們對此怨言頗多，認為班辛打破了之前軍政平衡的傳統，對他們的行動干預過多，主管國防生產的秘書森（M．M．Sen）差點為此辭職。

這一時期，雖然軍隊有干預政治、發揮更大影響力的潛在空間，學者庫恩甚至認為“軍隊是少數幾個能夠一次性結束英迪拉·甘地民主獨裁實驗的機構之一”，民間也有力量不斷鼓動軍隊反對當局的“黑暗統治”，但軍隊始終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可以看出，印度軍隊仍然處于文官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

二、1971年印巴戰爭前

印度軍政雙方在開戰決策中的互動

此次印巴戰爭爆發前，印度當局在開戰決策上需要解決三大問題：是否要將印巴沖突升級成一場全面戰爭？通過戰爭實現哪些目標？什么時候開戰？印度文官政府相關部門、官方和民間學者對前兩個問題進行了充分討論，并定下了開戰的決心。軍方則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確定了開戰的時間，并制定了具體的作戰目標。

（一）

戰爭的必要性

針對是否要干預東巴基斯坦問題，印度國內曾展開熱烈的討論，印度政府不同部門也為英迪拉提供了各類評估報告。1971年1月中旬，印度專門負責對外情報的研究和分析局出具了一份詳細的形勢評估報告。該報告認為，1971年1月中旬，情報部門提交的形勢評估報告認為，東巴基斯坦的局勢存在緩和的可能，因為穆吉布和巴基斯坦人民黨主席、外交部部長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已達成諒解，均同意不以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同時葉海亞也在尋求一個務實的解決思路。為避免激化印巴矛盾，印度政府決定不主動干涉東巴問題。

3月，英迪拉召集由內閣主要成員組成的臨時委員會討論東巴基斯坦問題。由于東巴局勢仍不明朗，葉海亞與人民聯盟仍有望通過協調解決問題，加上印度情報人員已無法直接聯系穆吉布，很難對局勢有緊密的跟蹤和觀察，因此委員會只討論了巴基斯坦對克什米爾發動襲擊的可能性，以及中國軍事干涉的可能性，并未涉及對巴基斯坦采取軍事行動問題。委員會最后給出的建議是繼續觀望和等待，因此英迪拉決定不干預東巴基斯坦問題。

考慮到議會和公眾輿論對政府的壓力，英迪拉于3月下旬會見了所有反對黨領袖，澄清了她深層次的考慮，并請求各黨不要讓政府在這項議題上的決策成為“公開辯論的議題”。?在這次會面中，外交部部長斯瓦朗·辛格（Swaran Singh）因為陳詞不夠具有說服力，遭到議會兩院代表的質疑，但是最后英迪拉用慷慨激昂的演講重新獲得了反對黨的信任。在處理公眾輿論方面，英迪拉也早有準備。政府有意指示國大黨和部分地方黨派人員前往巴基斯坦駐印度機構進行示威，并召集學生游行抗議武裝暴力行為。通過對議會和公眾輿論的操控與引導，英迪拉一方面減少了執行決策的阻力，另一方面創造了將來調整政策的輿論空間。

3月25日，東巴基斯坦單方面宣布獨立，印度北方、比哈爾、阿薩姆、那加蘭、特里普拉等邦及一些反對黨聯名請求中央政府公開承認“孟加拉國”。議會內反對黨將此事與尼赫魯應對西藏獨立相提并論，批評英迪拉政府優柔寡斷。尤其是印度共產黨（英迪拉在議會內的主要盟友）亦持這一立場，令英迪拉倍感壓力。此外，東巴基斯坦動亂導致大量難民流入印度境內，其中有不少是印度教徒，給印度帶來不小的經濟壓力。

在政治、經濟及社會輿論三重壓力下，英迪拉政府決定承認孟加拉國獨立。英迪拉很清楚這必然導致印巴關系破裂甚至兵戎相見。正如外交秘書考爾（T．N．Kaul）在寫給哈克薩爾的信中所說：“德里一旦承認孟加拉國獨立，就會引發不切實際的愿望，希望印度通過直接的武裝干涉來支持獨立新政府。”于是，評估印巴戰爭可能帶來的影響成為英迪拉政府的當務之急。7月，英迪拉的經濟問題顧問達爾（P．N．Dhar）在其提交的評估報告中認為，印巴戰爭并不會使印度經濟受到嚴重沖擊，受影響最大的是印度的外匯儲備，其次是對外貿易和國際對印援助。外貿的影響并不具有緊迫性，至于國際援助，達爾認為，“印度作為借債國，并不需要擔心自己的未來；真正要擔心的是那些放款的國家，我們如果不還，那他們麻煩就更大了”。達爾的這份報告堅定了英迪拉政府以戰爭手段解決東巴基斯坦問題的決心。

由上可見，英迪拉政府在決定承認孟加拉國獨立的同時，已經做好與巴基斯坦開戰的準備。縱觀整個決策過程，印度文官政府是主導者，其中又以英迪拉領導的內閣秘書團隊為核心。國內政治、經濟利益和社會輿論是英迪拉政府決策的主要依據，軍隊在整個過程中鮮有參與機會。

（二）

開戰時間的選擇

由于印度軍事實力和戰爭潛力明顯優于巴基斯坦，英迪拉政府對于打贏這場戰爭信心十足。但印度軍方認為如果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倉促開戰，也會導致諸多不利后果甚至付出重大代價。1971年4月，在決定承認孟加拉國獨立后，英迪拉就希望啟動公開的軍事干涉，但被陸軍總參謀長馬內克肖將軍制止了，這是1971年印巴戰爭中最著名的橋段。馬內克肖對這個故事的敘述有若干個不同版本。在其中一個版本里，馬內克肖形容英迪拉的命令“令人氣憤又沮喪”：“你就不能做些什么嗎？你為什么不能做些事情……我希望你們能配合……我無所謂會不會有戰爭。”馬內克肖認為印軍并沒有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他在內閣會議上對此做出解釋后，對總理說道：“如果你還是要我往前沖的話，我保證百分百會輸?！彼踔翐P言，如果總理不同意他的意見，他就辭職。最終，英迪拉對軍方的專業意見還是給予了充分的尊重。

在文武官員一致同意不立即對東巴基斯坦進行公開武裝干涉后，印度政府轉變策略，轉而暗中為東巴基斯坦獨立武裝運動提供武器支持，并幫助其訓練游擊隊。同時軍隊為對巴開戰進行全方位準備。在軍隊部署上，馬內克肖發現，印軍在東部的兵力主要集中在從北孟加拉至印度東北部的一個窄長的走廊中，為了方便進攻東巴基斯坦，需要重新部署，將主要兵力集中到東部戰區。在后勤和裝備準備上，印軍加快了武器彈藥的生產和儲備，尤其重視裝甲車和造橋設備的補充。根據印軍的兵力部署和裝備條件，馬內克肖認為，對東巴基斯坦的軍事干涉行動應當在夏季季風結束之后進行，最好是在11月之后，屆時冰雪覆蓋的喜馬拉雅山麓可以阻礙中國的軍事行動。

由于英迪拉沒有向外公開自己具體的作戰計劃，國內指責其有限干預政策的聲音此起彼伏。英迪拉堅持不公開軍事行動計劃，但為應對來自黨政內外的壓力，她特意邀請馬內克肖出席內閣會議，從軍事角度做出解釋和說明，為政府的決策背書。

根據形勢的發展和印軍的準備情況，英迪拉政府最后決定于12月4日對巴基斯坦開戰。但令印度驚喜的是，巴基斯坦于12月3日從印巴西部邊境發起進攻，提前拉開了戰爭的帷幕。

（三）

戰爭目標的確定

東巴基斯坦危機爆發后，基于對自身軍事實力的信心，印度政府認為這是一勞永逸解決印巴問題的好機會，正如東部戰區指揮官賈格吉特·辛格·奧羅拉（Jagjit Singh Aurora）將軍所說：“這次機會送上門了，我們能有個了斷?！?strong>對于戰爭的具體目標，英迪拉政府內部經歷了一番討論，最終確定印度的戰略目標是：盡可能占領更多土地，“解放”東巴基斯坦，迫使巴基斯坦軍隊撤出東巴，推動孟加拉國成為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根據戰爭要實現的政治目的和戰略目標，印度軍方制定的作戰目標涵蓋3個部分：一是占領兩大主要港口———吉大港和庫爾納，防止巴基斯坦軍隊對該地區進一步滲透；二是占領可以阻礙巴基斯坦兵力調遣的重要據點，包括主要的河流交匯點和機場；三是打散巴基斯坦軍隊，防止小單位部隊整合。

對于是否要占領東巴基斯坦首府達卡，軍方高層經過討論認為該目標難以實現且沒有必要。第一，印軍向達卡進軍難度大，因為要跨過東巴基斯坦的三大河流———帕德瑪河、賈木納河和梅格納河。第二，辛格將軍認為占領達卡需要采取非傳統的作戰方式，對行軍速度要求也很高，印度軍隊難以適應這樣的作戰要求。第三，軍隊高層預估這次戰爭不會超過3周，按照以往印度的作戰經驗，要求?；鸬膰H壓力會很快跟上，所以印軍并沒有充足的時間占領達卡。因此，軍方決定占領東巴基斯坦的主要部分，而不是占領全境，這足以達到瓦解巴基斯坦軍隊抵抗的目的。但由于軍方沒有在指令中明確說明不需要占領達卡，導致后來在作戰過程中軍隊與文官政府產生分歧。

三、作戰過程中印度的軍政互動

本次戰爭中，以英迪拉為首的文官政府，包括國防部部長加格吉萬·拉姆（Jagjivan Ram）、外交部部長達爾（D．P．Dhar）、國防秘書拉爾（K．B．Lall）等主要文官，與軍方互動頻繁、合作良好。文官主要負責制定政治目標、規制軍方言行、爭取國際支持。事實上在戰前，英迪拉就曾提醒馬內克肖：“我們必須謹慎處理在西線戰場和巴基斯坦的作戰行動，我們的政治環境非常復雜?！彼€叮囑國防部部長：“軍隊的行動、部署和宣傳會影響其他國家對我們的看法，他們可能會覺得我們想分離西巴基斯坦、占領克什米爾地區，并改變既有現狀?！睘榻o印軍備戰爭取時間和國際輿論支持，英迪拉出訪多個國家，渲染東巴基斯坦內部的人道主義問題及難民危機給印度帶來的不利影響，與英、美、蘇等國進行戰略溝通，以避免大國軍事干預。在作戰過程中，文官政府除積極配合軍隊作戰外，還不時告誡軍方務必謹慎處理作戰事務，以免招致不必要的輿論壓力和外部干涉。軍方負責制定并執行具體的作戰計劃，文官有時會旁聽軍方的討論，但一般不會干預。當然，在出現分歧時，雙方能從實際出發進行協調。

前文述及，以馬內克肖為代表的軍方高層未將攻占達卡設為作戰目標，對此文官政府是贊同的。文官們認為持久的作戰會增加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因此沒有必要解放東巴基斯坦全境，只需占領關鍵據點即可。但前線部隊一些指揮官并不這么認為。1971年7月初，陸軍總部草擬了作戰計劃，未提及占領達卡之事。馬內克肖視察東部戰區總部時，東部戰區總參謀長杰克·雅各布（JackJacob）提出了攻占達卡的目標，認為只要拿下達卡，解放東巴基斯坦全境都是沒有問題的。但馬內克肖否定了這個提議，他認為只要拿下庫爾納和吉大港，達卡和東巴基斯坦其它地區就會相繼淪陷，攻占達卡不是首要目標。軍隊內部一些更具野心的指揮官對不占領達卡的計劃表達了不滿。駐守在特里普拉邦的第四軍團指揮官薩加特·辛格（SagatSingh）中將認為，他的部隊可以迅速跨過梅克納河，直擊達卡。但軍隊高層并沒有采納他的建議。

在實際作戰過程中，前線部隊根據戰場形勢靈活把握戰機，并推動文官政府適時修正作戰目標。1971年8月，東部戰區指揮部根據陸軍總部作戰指令制訂了具體的對東巴基斯坦作戰計劃（未提及占領達卡），不知是故意還是無意，該計劃被泄露，巴基斯坦軍方根據這份作戰計劃調整了軍力部署，未在達卡方向嚴密設防，印軍卻沒有按照既定計劃實施作戰，因而取得節節勝利。為了不影響進軍速度，東部戰區部隊一路上只占領了杰索爾和克米拉兩座城市。為增加將來?；鹫勁袝r印度的籌碼，馬內克肖命令軍隊回頭重新占領迪納普爾、朗布爾、錫萊特、米拉馬提、庫爾納、吉大港等城市，但雅各布認為此舉會分散部隊的力量，遲滯進軍勢頭，因此沒有執行馬內克肖的命令，而是率軍繼續向達卡前進。12月9日，印度第四軍團進至梅克納河東岸，指揮官讓全軍做好向達卡進軍的準備。由于過河大橋已經被撤退的巴基斯坦軍隊炸毀，也找不到合適的船只，薩加特·辛格在沒有得到明確授權的情況下，命令第四軍團所屬直升機部隊空運士兵過河。12月11日上午，約650名印度士兵抵達梅克納河西岸，逼近達卡。

此時，以英迪拉為首的文官政府開始重新審視占領達卡問題。考慮到美國干預和蘇聯變卦的可能性，英迪拉認為只有取得占領達卡、迫使巴基斯坦軍隊投降的決定性勝利，才能更快地實現印度的政治目標。于是，英迪拉于12月11日頒布書面指令，要求印軍解放孟加拉國全境。當日下午4時，印軍一支部隊空降坦吉爾市，開啟了攻占達卡之戰。

此戰，印軍前線部隊作戰行動大膽果斷，一度偏離了既定的政治目標和作戰目標，雖然結局是好的，但無疑是對規則和制度的挑戰，其潛在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在文官專業性不足的情況下，作戰部隊的自主行動尚可理解，但如果文官有較強的專業性且堅持自己的判斷，則軍政關系勢必受到影響。

總體看來，由于實力占優、準備充分，印軍在這次戰爭中取得重大勝利。但也應該看到，由于聯合作戰指揮機制不健全，文官政府囿于自身專業性亦未能發揮應有的協調作用，印軍在聯合作戰方面仍然暴露出很多問題。比如馬內克肖與空軍元帥拉爾（Pratap Chandra Lal）之間的不和廣為人知，拉爾曾抱怨在西線戰場沒有詳細明確的陸空協同作戰計劃。?12月9日，印度空軍與海軍聯合炸毀卡拉奇石油基地，但事后發現這次“聯合作戰”只是一次巧合而非事前有意的安排。按照計劃，從“維克蘭特”號航空母艦上起飛的海軍戰斗機本應為南部的陸軍作戰行動提供空中支援，但在戰爭開始前，海軍高層卻說他們的飛行員還沒有接受空中支援陸軍的訓練。此外，軍種之間的溝通協調僅局限在高層，下級單位之間缺乏直接溝通的渠道，這一方面增加了軍種間聯合作戰的難度，也導致在實戰過程中經常出現誤傷戰友的意外。

四、停戰決策中印度的軍政互動鉤

戰前，印度政府對停戰問題有所思考，認為確定停戰時間需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國際輿論的壓力程度，二是印軍擊潰巴基斯坦軍隊的速度。隨著戰爭的推進，印度面臨的國際輿論和軍事干預壓力逐步增加。蘇聯擔心印度占領他國領土所帶來的惡劣國際影響，對印度表達了關切。12月12日，蘇聯第一副外交部部長瓦西里·庫茲涅佐夫（Vasily Kuznetsov）前往德里與印度領導人磋商，強調美國維護巴基斯坦領土完整的決心，催促印度盡快停戰，且不要有占領任何巴基斯坦領土的野心。美國則直接派遣海軍特遣部隊前往孟加拉灣“觀察形勢”。關于美國實施軍事干預的可能性，印度外交部組織的專門委員會評估后認為，基于1959年與巴基斯坦簽訂的《巴美雙方防御協定》，美國很可能履行該條約的義務。12月10日，印度海軍獲得重要情報，稱美國特遣隊有了新行動。還有情報稱3支美軍部隊已經整裝待發，隨時空運至南亞半島參與作戰，美國的海外部隊也已經得到總統授權，必要時可向印軍發起進攻。在此形勢下，印度政府要求軍方加快在東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同時，英迪拉指派達爾于11日會晤蘇聯最高領導人，并向蘇聯澄清道：“我們對別人的領土沒有任何圖謀，沒有摧毀巴基斯坦的任何意圖。如果巴基斯坦能從孟加拉國撤軍并與之達成和平解決方案，我們明天就可以?；鸩⒊坊匚覀兊能婈?。如果不這樣做，一千萬難民將無法返回家園。”隨著12月11日印軍抵達達卡，巴基斯坦軍隊于16日投降，印度隨即宣布?；?。

英迪拉做出這一決策，一方面是受到國際輿論和大國施壓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綜合考慮整體戰爭形勢后的必然選擇。首要考慮到，繼續延長戰爭可能并不會擴大印度軍隊的作戰優勢，印軍在東巴基斯坦停留時間越長，軍隊的消耗和士氣也會發生變化，可能會有不可控的意外產生。此外，作戰時間越長，西線的作戰壓力也會越大，印度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很難抵御巴基斯坦西線火力的集中攻勢，對印度的邊境穩定和領土完整恐怕會有不利影響。

總體來看，在此次印巴戰爭的停戰決策中，印度文官政府是主導者，國際政治和整體戰局是主要考慮因素。軍方配合文官政府的決策，一方面盡可能快速取得決定性軍事勝利，另一方面注重選擇恰當的作戰方式，避免引發負面國際和國內輿論。

五、結語

1971年印巴戰爭中，印度軍政關系處于“最好的時候”，雙方各司其職、緊密配合，為印度贏得了獨立后一次重大勝利。盡管如此，戰爭中印度軍政互動仍存在一些深層的問題。首先，印軍一直遺留的軍種協同作戰的問題依舊凸顯。軍種競爭和矛盾天然存在、無法避免，如果沒有在軍內設立協調三軍作戰的部門，那么文官就應當充當協調者的角色。此次戰爭中，印軍從高層到中層都很難看到有計劃的協調和配合，顯然文官還是沒能挑起協調軍種作戰的重擔。其次，軍隊在執行作戰計劃時與政府的戰略目標和作戰目標有部分偏差，反映出兩個問題：一是文武高層在制訂相關目標和計劃時，對現實考察不足；二是作戰部隊在執行任務時，并不能完全遵循上級的指示。好在文武官員之間的合作還是比較靈活的，在軍隊實際作戰超出了既定計劃后，文官政府及時調整作戰目標，通過占領達卡進一步擴大了勝利成果。此次印度優勢的軍事實力使其擁有了更大的容錯空間。但也應當看到，勝利的喜悅極大地抑制了印度軍政當局針對作戰問題的反思和改進，印度大規模的國防改革還要等到1999年卡吉爾戰爭之后。

作者簡介：魏涵，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研究員。

本文整理自《軍事歷史研究》2004年第4期文章，原標題為《1971年印巴戰爭中印度的軍政關系》。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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