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飛談黃巢起義與唐末大變局

胡耀飛

黃巢起義是唐末歷史轉折的關鍵樞紐，它沖擊了李唐統治秩序，重塑藩鎮格局，更直接開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年初，因為《太平年》的熱播，該劇歷史顧問、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胡耀飛接連在不同平臺發聲，使觀眾、讀者得以更多地了解這一段歷史。而作為歷史學者，胡耀飛對這一段歷史的深入思考正是從黃巢起義的研究開始的。近期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黃巢新探》，正是基于其博士論文《黃巢之變與藩鎮格局的轉變（875-884）》增訂而成，本書以扎實史料考辨與全新研究視角，重返歷史現場，厘清黃巢之死的文獻分歧，剖析黃齊政權的成敗邏輯，并揭示了黃巢事件與南方割據形成的深層關聯。

《黃巢新探》，胡耀飛著，陜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413頁，89.00元

您為什么會選擇研究黃巢？

胡耀飛：這本《黃巢新探》是在我的博士論文《黃巢之變與藩鎮格局的轉變（875-884）》（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15年）基礎上增訂而來。我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讀博期間，博士論文題目的確定一波三折。

準備考博時，我寫的考博計劃為“宋人的五代十國史認識”，打算研究宋人如何認識五代十國的歷史。因為我在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寫的學士論文是《從揚州到金陵——三十年間吳唐禪代歷程》（2008年），在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寫的碩士論文是《南唐兩都制研究》（2011年），都是五代十國史，更確切地說是楊吳、南唐史。而要研究楊吳、南唐等五代十國政權，必不可少的參考文獻是宋人的著述，如馬令、陸游兩種《南唐書》，路振《九國志》等。在此基礎上，考博時選擇的讀博計劃便是進一步關注宋人對五代十國史的認識。

不過入學后逐漸發現，宋代的材料實在太多，若要全面關注，并不現實。而且入學后查學術史發現，前一年已有山東大學陳曉瑩的博士論文《兩宋時期關于五代十國史的研究》（2010年）上線知網。如此，我便打算繼續研究五代十國歷史本身，特別是南方政權的興衰。于是我擬從兩條線索來研究南方歷史，南北之別和文武之別。南北是指南方政權中有南人崛起者，亦有北人南下者；文武則是武將有上下層、南北、蕃漢等區分，文人亦有文、吏之分，可大對比。或者按時間順序，打算分為：黃巢前的南方、黃巢南下時南方的應對、黃巢北上后南方的發展、五國之成立、五國之發展、五國之兼并、五國之衰亡、宋初的南方。所謂“五國”，指的是楊吳·南唐、吳越、閩、楚·荊南、南漢，其中楊吳、南唐是取代關系，荊南太小，附屬于楚。之所以沒有前蜀、后蜀，當然是因為黃巢未曾入蜀。

在準備開題報告時，為了查學術史，又發現無論如何都要涉及黃巢話題。而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農民戰爭視角下的黃巢研究學術史豐富，一時之間無法窮盡，也就無法推進到南方政權成立期。因此，我干脆將博士論文定位在黃巢，當時取的題目是“黃巢再研究”。確定主題之后，又與幾位師兄和同仁交流了一下，大家都覺得可以嘗試。當時新浪微博剛剛興起，我在上面說了自己的打算，不久就有一位網友留言說：“一切農民戰爭史的題目都值得重做。”又有人說：“并且農民戰爭史的題目現在重做難度也不算大，因為當年資料收集整理都較用心，較齊整，解放了思想就行。”于是便定下來了。

在上編中，您就“黃巢之死”對各種史料作了細致的解析。黃巢史事，以及其后的五代十國時期，史料缺失都是影響研究的一大因素。可否對這一時期的史料情況做一整體性的評述？

胡耀飛：十一年前，中華書局新修訂本二十四史之《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出版時，在仇鹿鳴師兄推薦下，我在《文匯報》發表過《五代十國史研究的主要史料與論著》一文，基本梳理了當時所能利用到的五代十國史主要史料與相關論著。大致而言，十一年后的今天依舊可以延續當時的框架，將相關內容加以增補。2023年，在鳳凰出版社支持下，出版了我碩士導師杜文玉先生與我一起主編的《五代十國研究論著目錄》，其中包括“史料整理”一類，分“史料點校”和“史料校箋”兩小類，基本收齊了截止于2019年底的相關史籍整理。以上這兩種，大家可以先行翻閱。

《五代十國研究論著目錄》，杜文玉、胡耀飛著，鳳凰出版社，2023年6月，587頁，198.00元

至于如何來評述唐末五代十國的史料情況，則可以大致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史料的多寡是相對而言的。相對于時間長，研究豐富的唐代、宋代來說，五代十國的史料自不足道。但相比于同一時期的大理政權、西夏政權前身定難軍、安南李朝之前諸多地方勢力等，五代十國各個政權的史料已經算比較豐富的了，只是大家不太了解和利用。比如以吳越國為例，就有由吳越宗室撰寫，專門記錄政權歷史的《吳越備史》，該書采取的是實錄或國史的體例。從整個十國而言，則有《九國志》《五國故事》等霸史文獻，《廣成集》《騎省集》等文人別集，《祖堂集》《宋高僧傳》等佛教僧傳。文獻之外，則是豐富的歷史遺跡、出土文物，這些文本史料之外的物質史料，也非常豐富。

第二，史料的內容需要分層次梳理。以傳世文獻所得到的史料來說，關于政治史的材料自有其生成過程，比如從起居注到實錄、國史再到正史，便有一種文本生成的過程。在信息傳播不發達的古代社會，依靠手寫抄錄的史料在傳抄過程中出現訛誤十分常見，若各個環節的史料都流傳下來，那么就可以互相對比，從中看出不同環節的史料作者如何取舍，這本身也是一種對歷史信息的展現。我在《黃巢新探》中，對黃巢起義相關史料的分階段梳理，就是出于這種考慮，包括當時人的文書、五代人的回憶、宋以后史家的撰述等等。

第三，史料的價值在于從何角度看待。正如不同時期關于同一件事的史料放在一起可以進行關于這件事的歷史書寫探討，我們對單一史料的不同視角解讀也能產生不一樣的看法。比如我在本書中探討了敦煌文獻中的S.2589號文書，我的切入點是黃巢之死這一消息從泰山腳下傳到敦煌的過程中，相關信息如何變化走樣。即大部分傳世史料明確記載黃巢被外甥林言所殺，而在敦煌收到的情報中，黃巢是被投降唐廷的舊部尚讓所殺。甚至原本的記載可能是被尚讓和黃巢的兩個弟弟所殺，卻因文書作者無法把握，便將“共黃巢弟二人”刪去。同樣是這件文書，在敦煌學者眼中的觀察點則不同，他們往往就此文書探討絲綢之路河西走廊段上的各種部族勢力活動情況。

敦煌文獻S.2589號文書（局部）

您在書中明確區分“黃巢之死”和“黃巢逃為僧”兩大內容，但并沒有將“黃巢逃為僧”的討論放入書中。您是否有興趣談談為什么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沒有納入此書的寫作？

胡耀飛：黃巢之死，目前我們能夠確認的，是相信當時參與對黃巢追殺的人。如前所說，根據不同史料的記載，黃巢被外甥林言所殺，雖然并非唐軍將領所親見，但在大規模的圍剿之下，而且參與圍剿之將很多也是來自黃巢軍隊如尚讓等，讓黃巢脫身而逃的可能性不大。林言獲得黃巢首級之后，向武寧軍節度使時溥的將領李師悅、陳景瑜等投降，后來被函送至成都的唐僖宗行在之所，也是明確記載的事情。時溥因為得到黃巢首級，還向各道節度使發送狀報，其中一份送到淮南的被崔致遠看到，寫入了節度使高駢向唐廷所上的《賀殺黃巢表》中。即便是遠在河西走廊的敦煌，也有S.2589號文書記載了“于西川進頭”，這雖然是輾轉而來的消息，其核心事實可與中原的文獻相印證。因此，黃巢遇難，尸首分離，在當時人看來無可辯駁。

黃巢之死是事實，不代表關于黃巢“逃為僧”的傳言不可信，但這屬于歷史傳說層面，與我這本書的主旨無關，所以我沒有展開。當然，主要還是我還沒有做好準備去寫這些事情，雖然已經收集了許多方志記載、傳說故事、演義小說。關于黃巢的后世形象和地方傳說，相關文獻非常多，足以另外寫一部書。只不過我在讀博期間已無多余時間去著手，工作以來又關注其他議題，也沒有繼續探索，所以只能付諸闕如。簡單來說，“逃為僧”所反映的是后世民眾對于悲劇人物的一種樸素的同情心態。就像楊貴妃在馬嵬驛被殺，也有很多傳言說她逃出生天，渡海去了日本。而黃巢逃為僧，除了反映悲劇人物不應該死，還有一種為殺人如麻的人開脫罪責，乃至讓已造就孽障之人為自己的過往行為追悔終生的意味。就像我們在古典小說《水滸傳》里看到的武松在六和塔出家，這是對一生殺人無數的武松一種救贖式安排，既滿足讀者對暴力英雄的道德寬恕期待，又有佛教因果報應的思想邏輯。黃巢“逃為僧”的傳說，也是這種民間心理投射的延伸——不是回避歷史罪責，而是試圖在信仰維度上完成對暴烈生命的終極安頓。于是我們看到了在洛陽天津橋上吟誦“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的超脫塵世之黃巢，看到了在雪竇寺含珠林間坐化而去的黃巢。

《黃巢起義》連環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0年出版

在“黃王集團成員考”中，您指出，黃齊政權建立后，應政權需要，納入了唐廷舊臣和地方藩帥，但這兩類人都沒有和其舊有核心成員融為一體，因此影響了黃齊政權的生命力。請您展開談談黃齊政權不能將他們融為一體的原因？

胡耀飛：黃齊政權的創立，其實是試圖憑空開創一個王朝，我覺得可以稱之為“自立開國”。這在漢魏以來的“禪讓開國”傳統中是少見的。而且從王莽以來，并未遵循禪讓傳統的開國者，能夠成功延續下去的少之又少。前一個試圖“自立開國”的，應該是自稱秦帝的朱泚，再往前則有安祿山、史思明等。安祿山在洛陽稱大燕皇帝后，表面上成功開創了一個王朝，并且還傳給了兒子安慶緒，但實際上內部紛爭不斷，安慶緒也是殺了安祿山才即位的。史思明稱帝后也差不多，而且也是被兒子史朝義所殺。安、史父子先后“自立開國”建立兩個燕國時，唐朝正統尚在，人們并未覺得是一種改朝換代。朱泚也是如此，他在長安城被涇原將士擁立稱帝時，不僅未能壓制在外的唐德宗，而且還將在長安的唐朝宗室悉數斬殺，等于為唐德宗反攻長安提供了動力，為天下民眾歸心于唐德宗給足了理由。若安、史、朱能夠有隋末宇文化及、王世充、李淵一半的想法，將某個李唐宗室奉為皇帝以作傀儡，挾天子以令諸侯，然后進行“禪讓開國”，或許還有一定的機會真正實現改朝換代。可惜的是，黃巢建立大齊政權也沒有延續禪讓傳統，反而學去了安、史、朱失敗的經驗。

“禪讓開國”當然并非中古時期唯一成功的建國手段，諸如十六國時期“自立開國”的北魏王朝，其實就是成功的例子。但北魏之后分裂為東魏、西魏，這兩個魏又分別為北齊、北周所繼承，則又回到了“禪讓開國”的老路上來，唐朝本身就是這一脈絡下，從北周、隋朝繼承而來，唐朝滅亡后，朱溫建立后梁，又將此傳統延續了下去。五代十國時期各個王朝和政權的開國，則或為“禪讓開國”，或為“自立開國”，不一而足，但結束五代分裂的北宋依舊是遵循“禪讓開國”的。當然，無論是哪一種開國，其實也都是表象，真正起到決定作用的是開國者的強大內核，自身實力。故而即便是表面上的“禪讓開國”，如李淵篡隋，朱溫篡唐，其實內在的權力來源依舊可以算“自立開國”。黃齊政權選擇了“自立開國”，可以說是完全去掉了“禪讓開國”這一表象的開國模式，這本身也是可以的。但是，在黃齊政權長安立都時，一方面唐朝正統尚在，另一方面受制于周邊各個藩鎮的圍攻，無法得到人員和物資的補充，并未堅持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政治號召力，最終只能失敗。

在本書的第五章、第九章都提到了“宦官系武人”問題。黃齊政權的軍政制度中已經要擯棄唐后期盛行的宦官掌軍方式，黃巢史事后，宦官勢力衰退，但您還是提到，宦官勢力作為一股潛流一直持續到北宋。宦官勢力有如此生命力的原因何在？

胡耀飛：王仙芝、黃巢起兵于微末，對于宦官群體最初沒有多少接觸。但宦官在晚唐時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無論是中央的內諸司使，還是地方上的宦官監軍。黃巢軍隊在轉戰全國的過程中，不時會讓地方藩帥給唐廷上表求官；在占領長安，建立大齊政權后，則會派出使節讓地方藩帥來歸。這些時候，都會與各個藩鎮的宦官監軍打交道。但黃巢對于宦官的態度并不像朱溫那樣，眾所周知，后者在與岐王李茂貞爭奪唐中央控制權的時候，與南衙宰相崔胤合謀，罷內諸司使，殺中央與地方宦官數百人，幾乎將唐前期以來發展起來的宦官體系悉數毀滅。黃巢與宦官幾無冤仇，故不會像朱溫那樣殺宦官；但黃巢與宦官也沒有過深的結合，故在大齊政權中，沒有宦官的身影。當時，隨著唐僖宗入蜀，唐中央的宦官群體大部分隨同入蜀，剩下的如“閹官后冗”雖附于黃巢，但非要職，其姓名亦不可知其詳。黃齊政權作為“自立開國”的政權，本身有自己的組織體系，不會像“禪讓開國”者那樣全盤接受前朝的政治制度。反而表面“禪讓開國”，實質“自立開國”的朱溫所建立的后梁，其實也沒有完全不用宦官。

黃巢史事對于宦官勢力的影響，主要體現于黃巢軍隊入關之時，將舊有的神策軍體系基本打散，導致跟隨唐僖宗避難的宦官不得不重新組建神策軍，并進而造成了宦官勢力與西北和西南地區地方藩帥的結合。黃巢失敗之后，唐廷的政治生態大變，朱溫為爭奪對唐朝皇帝的控制權，大殺宦官。但這一行為并未將宦官勢力徹底清除，一是地方上主要藩帥依舊藏匿宦官監軍，二是唐代以來已經根深蒂固的宦官家族勢力盤根錯節，難以根除。根據我的碩士導師杜文玉先生《宦官家族與唐代政治》的梳理，許多晚唐的宦官家族在五代依然有后人可尋。當然，宦官本身并無生育能力，其后人是以養子身份延續家族事業，但這也更加方便宦官家族的勢力縱向延續。不過相比于晚唐，五代北宋的宦官勢力在政治上要弱得多。

《宦官家族與唐代政治》，杜文玉著，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9月，564頁，158.00元

您指出，黃巢史事之初，藩帥任上一半是文臣，而經過黃巢史事，全國基本陷入武人當權的局面。這一歷史過程的揭示，您的做法是考證、區分了黃齊政權的直接政區、間接政區，梳理了不同階段參與鎮壓王黃集團的藩鎮力量，并由此觀察黃巢史事前后不同藩鎮的文武格局變化。可否請您向讀者做一簡要的整體說明，并談談區分直接政區、間接政區的用意何在？

胡耀飛：我在梳理黃巢史事研究史時，看了許多前輩學者的著作，少有將黃巢建立的大齊當成一個政權來研究的，大都將之視為黃巢起義的輝煌階段，而沒有怎么細致梳理黃齊政權的中央和地方官制、行政區劃，以及政權運作等內容。因此，我在研究過程中，專門整理了黃齊政權的建國情況，梳理其開國禮儀、名位制度、中央官制、地方官制、文書行政、軍事制度，以及人口、經濟等相關政策。通過這類梳理，再對比唐朝和其他同時代政權的運行情況，可以清晰地看出黃齊政權在政權建設方面的優缺點，有助于了解為何黃齊政權未能長久存續下去。此外，黃齊政權的政區也是重要的研究內容，只不過我進一步將黃巢稱帝之前的王仙芝和黃巢行軍路線也順帶整理了一下，以“（未）占領地”稱之，正好也是對王黃史事過程的一個交通史梳理。而黃齊政權建立之后，則從政區的角度來梳理，正好也是對當時天下各種地方勢力動向的一種整合。

讀博期間，我經常去歷史地理研究所旁聽一些歷史地理方向的沙龍，與史地所的同好交流，從而也開始從歷史地理視角來看黃巢史事。一開始，我曾考慮將王仙芝、黃巢流動作戰時期短暫占領后又放棄的州縣稱為“流動政區”，而黃齊政權建立后的州縣則視之為“固定政區”。但在史地所舉辦的第三屆“禹貢”歷史地理博士生學術論壇上，我的報告受到了專門研究政區地理的史地所同仁的詰難，最終放棄了這種提法。簡單來說，政區本身就是固定不變的，不存在流動的政區。不過，關于“直接政區”和“間接政區”的提法依舊保留了下來，用以區分直接接受黃齊政權中央管轄的地方州縣，以及只是名義上向黃齊政權稱臣的地方勢力。從這一區分來看，主要是將黃齊政權的勢力范圍做一個簡單的劃分。“直接政區”便是接受黃巢任命，主動向長安城負責的；“間接政區”自然屬于空頭支票，一旦形勢逆轉，必然會撇清關系。這兩類政區的區分，可以看到這個政權的走向。其中，黃齊政權的“直接政區”僅僅是立都長安時期圍繞在長安附近的一些州縣，且一直處于戰爭狀態。而“間接政區”則不僅在黃齊政權所能控制的“直接政區”范圍之外，且基本位于北方地區，最遠不過山東半島的平盧節度使轄區。由此可以看到，黃齊政權在當時的號令確實是不出潼關，也側面揭示了全國范圍內許多藩鎮對于黃齊政權采取的是觀望態度。黃巢及其軍隊退出長安后，更遭到河南道及附近各藩鎮的圍攻。對于黃巢的圍剿行為，也促成了北方地區各藩鎮事實上的自立。

至于武人藩帥對文人藩帥的取代，主要源于黃巢軍隊在流動作戰過程中所帶動的地方勢力對原本由唐朝任命的文人地方官的取代，以及唐廷通過在原本由文人治理的藩鎮任命武人藩帥來為鎮壓黃巢服務。這兩種渠道，使得全國范圍內武人勢力全面壓倒了文人官員。當然，這種轉變，并非完全在王仙芝、黃巢起兵時才有，而是在之前龐勛、裘甫之亂時已有類似情況。特別是在龐勛、裘甫、黃巢三場動亂所共同波及的東南財源型藩鎮，地方武裝的崛起和武人藩帥的任命共同導致了武人對文人的取代。

黃齊政權建立前的流動作戰期間，王黃集團主要針對中原長期防遏型和東南長期財源型藩鎮加以進攻，特別是南方藩鎮經過黃巢史事后，走向地方獨立，并造就了“十國”的大部分政權。您認為，以唐末的形勢而言，如果沒有黃巢史事，南方藩鎮還會走向地方割據嗎？

胡耀飛：我們常說歷史不能假設，又說如果沒有趙某某，還會有錢某某、孫某某。對于黃巢史事而言，也是如此。黃巢是歷史進程的推動者，但并不是非他不可。唐末南方的地方割據政權，每一個都有各自的建國歷程，這些并非都是由黃巢的流動性作戰所直接造成的。比如王審知建立的閩國，源于光州固始人王潮三兄弟隨王緒一起因蔡州秦宗權的侵逼而南下，而秦宗權則是受退出長安之后的黃巢軍隊的影響，每一個事件都是一環扣一環。又如馬殷建立的楚國，則直接來自于孫孺軍隊，因孫孺被楊行密所敗而進入湖南，而孫孺則是受秦宗權派遣南下的秦宗衡的部將。其余如吳國楊行密、南漢劉隱、荊南高季興等，都與黃巢南下沒有直接關聯，而是在數年之后逐漸發展起來的。

當然，黃巢作戰的高峰是占領長安，這導致了唐僖宗入蜀，李克用崛起，河北藩鎮加入鎮壓黃巢的行營體系，以及朱溫、張全義等從黃巢集團脫離出來成為地方實力派。如果黃巢史事的規模像龐勛那樣局限于徐州及其周邊，或者像裘甫那樣局限于浙東地區，那么應該不會造成全國性的連鎖反應。但黃巢之所以能夠占領長安，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地方藩鎮的姑息之政，也就是在黃巢達到頂峰之前，全國范圍內已經是地方藩鎮各自走向自立的趨勢，這就注定了黃巢能夠掀起更大的亂局，從而更進一步影響全國的政治局面。但也要看清楚，當時政治走向的主導權并不在黃巢手中，故黃巢也只能成為歷史演進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