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競選：美阻擊親華，特朗普先否掉親華候選人

還有八個月古特雷斯才卸任聯合國秘書長，但接班人的爭奪戰已經悄悄卷起來了。四個人，四張牌，表面是西裝革履的外交面試，底下藏著大國掰手腕的暗戰——尤其是美國，已經提前亮了牌：親華傾向的候選人，直接pass？

現在浮出水面的四個候選人里，三個來自美洲（按聯合國區域輪換慣例，下一任本該選美洲人），一個來自非洲。分別是塞內加爾前總統薩勒（非洲獨苗）、前智利總統巴切萊特（拉美左翼）、前哥斯達黎加副總統格林斯潘（女性）、國際原子能機構負責人格羅西（阿根廷外交官）。

面試現場四個人都忍不住吐槽聯合國的現狀——格林斯潘說得最直白：“國際社會對聯合國的信任正在掉，留給我們重建公信力的時間真不多了。”這話聽著像競選口號，但誰都知道是大實話。

烏克蘭打了三年多，加沙的硝煙還沒散，波斯灣隨時可能炸鍋。聯合國能干嘛？發聲明、開會、再發聲明，循環往復。霍爾木茲海峽被威脅封鎖，連一份有實質約束力的決議都拿不出來，這不是搞笑嗎？

別賴古特雷斯能力不行啊，他干了九年多，在大國之間跑斷腿斡旋，已經算盡職盡責了。聯合國的問題在根上——安理會是“大國一致”原則，五常只要有一個反對，任何決議直接作廢。2024年通過的加沙停火決議，以色列明確說“我不執行”，結果就成了一張廢紙。

美國更是頻繁用否決權，只要涉及自己或盟友的利益，直接否，把安理會的權威一點一點耗沒了。這套1945年設計的架構，冷戰時還能撐住，現在多極化碎片化的世界里，已經嚴重脫節了。

錢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美國是聯合國最大會費承擔國，本該交約五分之一的常規預算，結果連續多年拖欠，累計欠款超過30億美元。帶頭拖欠的示范效應太壞了，截至2026年4月25日，193個成員國里還有92個沒交當年會費。

錢不夠怎么辦？聯合國只能全球裁員、壓縮援助項目，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進一步萎縮，形成惡性循環——越沒錢越沒能力，越沒能力越沒人信，越沒人信越沒錢。

候選人從2016年的13人銳減到現在的4人，這個數字本身就說明問題了。很多資深外交官早就看透了：現在接聯合國秘書長這個活兒，能做的事越來越少，背的鍋卻越來越重，誰愿意接這燙手山芋？

聯合國秘書長的選舉從來不是單純比能力，五常的一票否決權才是關鍵——不管候選人多優秀，只要一個大國不點頭，結局就是出局。這次美國的態度已經提前亮出來了。

28位共和黨議員聯名致信國務卿盧比奧，明確要求美國否決巴切萊特的提名。理由很簡單：巴切萊特是左翼政治家，當智利總統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時，對中國始終保持溫和立場，親華傾向明顯。

現在特朗普政府大力壓制拉美左翼力量，巴西和墨西哥還聯合提名巴切萊特，美國對這個組合的警惕程度可想而知。親華+左翼，這倆標簽加起來，幾乎是致命傷。

格羅西目前在競選中暫時領跑，原因很簡單——他長期活躍在國際舞臺，各國對他最熟悉，面孔最可信。但聯合國內部選出第一位女性秘書長的呼聲不低，這給了格林斯潘反超的空間。

薩勒是唯一來自非洲的候選人，按區域輪換本來占理，但這次美洲候選人占了三個，他先天處于劣勢。畢竟區域輪換是慣例，不是硬規定，大國話語權才是王道。

說白了，這場選舉的核心邏輯只有一條：誰能同時過五常這五道關，誰才有資格坐那把椅子。候選人的能力、資歷、政策主張，都是次要變量。美國已經率先出手劃定了紅線——親華傾向是硬傷，左翼背景是減分項。

這道篩選標準一出，剩余候選人的空間已經大幅收窄。不管最后誰勝出，都必須直面一個殘酷的現實。

聯合國的問題不是管理層的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一個在大國高度對抗環境里運轉的多邊機構，能指望它做的事情，其實已經越來越有限。

下一任秘書長要面對的第一道難題，就是如何說服各大國推動安理會改革，同時解決會費拖欠這個積年沉疴。這兩件事單拿出任何一件，都足以讓最老練的外交官頭疼，更別說同時推進。

更大的考驗在于，如何在美國的單邊主義沖動、大國之間的結構性博弈、全球南方國家日益強烈的話語權訴求之間，找到一條能讓各方勉強接受的中間路徑。

奇跡當然不是不可能，但指望一位新秘書長帶來脫胎換骨的改變，未免過于樂觀。更現實的期待，或許是找到一個能在大國夾縫中守住多邊主義最后一道防線的人——不求力挽狂瀾，只求不讓這個80年的多邊機制在亂世中徹底失去存在的意義。

畢竟，在當前的國際格局下，守住底線本身，已經是一種勝利。特朗普陣營的否決牌握在手里，親華候選人的路已經越走越窄。這場選舉最終選出的，大概率不是最有能力的那個人，而是最不被否決的那個人。這，就是當下聯合國的真實處境。

參考資料：

中國新聞網《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亮相闡述自身優勢與愿景》

新聞網《聯合國發言人:美國若繼續“欠費”或失去聯大投票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