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批評都叫反猶？無視加沙苦難！以色列這層遮羞布，被自己人掀開

以色列政府于2017年通過第2315號決議，采納了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制定的“反猶主義”定義。該定義包括：以極端意識形態或極端宗教觀點為名，煽動、呼吁或為殺害及傷害猶太人的行為辯護；提出虛假指控，剝奪猶太人的生而為人的尊嚴；將真實或虛構的罪惡歸咎于整個猶太民族；以及否認猶太人享有民族自決的權利。

建國以來，我們的處境已然發生根本性轉變。作為一個擁有實際主權的國家，我們如今能夠自主掌控民族命運。尤其在近些年，一種強烈的“受害者心態”在以色列國內蔓延。許多人堅信，我們的所有舉動都完全符合道德與正義的標尺，而外界的指責僅僅源于毫無根據的、盲目的反猶主義。

這種認知慣性甚至被投射到那些直到最近仍對以色列抱有同情、如今卻提出嚴厲批評的國家和群體身上。

如果我們將上述反猶主義定義中的“猶太人”替換為“阿拉伯人”，便會得出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今天我們在以色列國所做的一切，正是世世代代非猶太人被指控對我們犯下的罪行。

在以色列部分政客和意見領袖的刻意引導下，受彌賽亞意識形態和種族優越感的驅使，一場針對阿拉伯人的系統性“去人性化”運動正在展開。這種敘事為傷害甚至殺害阿拉伯人提供了正當性，且施暴者毫無悔意。外界分析指出，所謂“加沙地帶居民全都是哈馬斯”的絕對化概括，實際上為大規模無辜平民提供了借口。

這種邏輯不僅變相鼓勵了強制流離失所，還默許了未經審判的長期羈押以及對酷刑的漠視。在這一機制下，對全體民眾的饑餓封鎖被合理化，數以千計的重病兒童因此被剝奪了獲取救命醫療資源的權利。

在約旦河西岸，每天針對巴勒斯坦人發生的暴力事件——破壞財產、侮辱人格乃至殺人——在本質上與歷史上歐洲哥薩克人針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迫害并無二致。在這里，暴徒的行徑幾乎不受任何約束。安全部隊往往未能采取必要措施保護受害者，有時甚至被指控協助襲擊者。肇事者極少被逮捕，即便被捕，司法系統也往往對他們展現出極大的寬容。

部分拉比公開宣稱，禁止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出租房屋或雇傭他們工作，其拋出的理由竟是為了“維護猶太血統的純潔性”。此外，近期推動的死刑法案也被批評為僅針對阿拉伯人適用。回顧歷史，當我們在古代擁有獨立王國時，那個每七十年才執行一次死刑的猶太最高評議會，便已被古代經典《密西拿》稱為“致命的公會”。

這些極端現象客觀上為反猶主義者提供了攻擊的彈藥。他們借此宣稱：看吧，這些標榜愛好和平的猶太人終于暴露了真面目；在被統治時，他們顯得可憐而卑微，可一旦掌握權力，他們就展現出了所謂的“猶太教真相”——種族主義、野蠻、粗暴、殘忍、專橫，以及對人類尊嚴和生命神圣性的極度蔑視。

猶太暴徒襲擊阿拉伯人時的外在形象，進一步強化了反猶主義者的刻板印象：他們手持鐵棍和武器，公然炫耀自己的猶太人身份，頭上戴著巨大的針織猶太帽，衣角的流蘇在風中飄蕩。看到拉比們在一旁煽風點火的場景，不禁讓人聯想到那些臭名昭著的反猶漫畫中對猶太人的刻板描繪。

尤為危險的是，暴徒及其背后的政治支持者所發表的言論。他們固守著一種虛妄的彌賽亞意識形態，以“猶太上帝的旨意”為名，為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暴力行徑辯護。有一個令人不安的場景至今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在胡瓦拉的沖突中，一些人群在未發出任何警告的情況下縱火焚燒民居。

在熊熊烈火的映照下，他們竟聚集在一起進行晚禱。那些為巴勒斯坦兒童之死歡呼、伴隨著針對阿拉伯人的仇恨口號和“燒毀你們的村莊”口號的畫面，已經傳遍了全世界。

10月7日的慘劇發生后，對加沙發動軍事行動最初具備充分的正當性，并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當這場沖突逐漸演變為一場無情的、殘酷的報復性戰爭時，國際輿論的轉向便不可避免。

正是在這一轉折點上，即便是一開始支持我們的國家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種批評聲浪席卷全球，涵蓋了政治家、知識分子、大學、學者和藝術家，甚至演變為對以色列及以色列人的抵制運動。

盡管當前的仇恨浪潮部分受到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推波助瀾，但以色列政府代表及其支持者的本能反應卻是：“看，那種熟悉的反猶主義又回來了。”將一切歸咎于反猶主義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極其便利的策略，這使他們能夠心安理得地無視自身造成的苦難。

他們不斷自我催眠，堅信自己永遠站在正義與道德的高地，而所有的指控僅僅源于反猶偏見。分析人士指出，這種防御性姿態極其危險，因為它徹底切斷了自我反省的可能，也掩蓋了外界批評的核心訴求。

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發生的暴力與破壞，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后果是對全球猶太社區的連帶傷害。世界各地的反猶主義再次抬頭，導致財產受損和人員傷亡，讓全球猶太人陷入了深深的焦慮與不安全感之中。

以色列的先知們以及這個國家建立之初的愿景，曾要求我們成為一個模范社會和“萬國之光”。我們必須停止將世代遭受的反猶主義作為逃避現實責任的借口，并堅決防止這種極端主義的毒素在我們的社會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