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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普里皮亞季,游樂園的摩天輪早已銹死;小樹林里野鹿穿行,池塘里的青蛙卻帶著更深的膚色。人類撤離40年后,這座距離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僅3公里的烏克蘭北部城市,仍在以自己的方式,記錄一段尚未結束的歷史。
一切始于一個按下按鈕的簡單動作。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3分40秒,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一名操作員在一次例行安全測試中按下了標有“AZ-5”的按鈕。
短暫的寂靜之后,1時23分49秒,現場傳來雷聲般的轟鳴。4號反應堆發生劇烈爆炸并引發大火,大量放射性物質形成煙柱,并迅速擴散至歐洲大部分地區,甚至遠至英國。
事發當晚,英國外交部負責核事務的官員埃格爾接到一通電話。“聽到‘核’這個詞時,我第一反應是核攻擊。”他后來回憶說。在冷戰背景下,這樣的恐懼并不夸張。
這是人類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嚴重的事故,據估計放射性物質釋放量約為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總和的400倍。
災難造成的傷亡規模,至今無法精確統計。可以明確的是,31名核電站工人和消防員在事故當晚及隨后數周內死于急性輻射損傷;此后幾十年間,與輻射相關的健康影響持續顯現,逾300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長期侵害。
事故發生后,蘇聯方面最初將責任歸咎于人為失誤,認為在違規操作下,反應堆功率失控、溫度與壓力迅速攀升,最終引發蒸汽爆炸,并造成放射性物質外泄。
但后來多方調查表明,問題不止于此。反應堆本身存在關鍵設計缺陷:特定條件下,緊急停堆所用的控制棒反而會短暫提升反應性,而不是立即終止鏈式反應,放大了系統的不穩定性。
與此同時,事故初期信息披露明顯滯后,風險評估與防護措施啟動偏慢。距核電站約100公里的基輔,在5月1日仍按計劃舉行閱兵活動。
此后數月,當局不得不啟動大規模應急工程,用鋼筋混凝土建造“石棺”,將4號反應堆整體封存,才基本遏制了放射性物質的持續釋放。核電站周邊約2600平方公里區域,也被劃定為長期封閉的禁區。
蘇聯最后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曾坦言,這場核事故或許是促使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之一……在那之前是一個時代,災難發生后則是另一個時代。
從這個角度看,切爾諾貝利的影響遠不止于事故本身。它留下的“核能兩難”,40年過后仍未真正化解。
一方面,這場災難迫使國際社會重寫核安全規則。
國際原子能機構推動建立核事故通報機制,并持續完善安全標準;各國監管者與專家開始徹底反思輻射防護、應急準備和嚴重事故管理。
另一方面,核能并沒有因此退出歷史。相反,在氣候目標、能源安全的雙重壓力下,核能正在全球范圍內迎來復蘇。近期的中東局勢,更是進一步強化這一趨勢。
目前,約31個國家運行著超過400座核反應堆,另有約70座正在建設中,核電約占世界發電量的10%,歐洲多國重啟或延長核電計劃。
不過,回歸后的核能,并不會天生對風險“免疫”。
2011年福島核事故前,日本社會存在“重大事故不可想象”的普遍假設,但這種自信并不牢靠。
隨著地緣沖突不斷爆發,新的核風險正在舊創傷之上繼續疊加。
2022年,俄烏沖突波及切爾諾貝利區域,核電站一度失去外部電力供應,只能依賴柴油發電機維持關鍵系統運行。
2025年2月,國際原子能機構又指出,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新安全防護罩”部分功能受損,相關設施存在潛在風險。
今年2月美以聯合打擊伊朗以來,外界對伊朗核設施安全的擔憂明顯上升。
多家智庫警告,對核基礎設施的“預防性打擊”正在被逐步正常化,這會侵蝕原有軍控架構,也可能觸發新一輪核擴散沖動,讓更多國家懷疑,僅靠條約和監督機制是否足以提供安全。
在這種趨勢下,核設施的性質也在悄然改變——當它本身成為沖突的一部分,核安全問題就不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整個治理體系面臨的挑戰。
人們總愿意相信,技術越進步,風險就越可控;但現實反復證明,當復雜技術、人為失誤、制度缺陷和政治沖突疊加時,沒有任何單一維度的進步,能徹底消除核風險。
40年后的今天,回到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周圍,曾經荒涼的土地似乎重煥生機:野馬在建筑物間吃草,狼、猞猁、駝鹿又回來了。
這算得上是自然自愈的小小奇跡,也或許是時間的反諷,當人類退場之后,世界反而開始自我修復。但那些潛藏的陰影,從未真正消散。
(編輯郵箱:ylq@jfdaily.com)
原標題:《快觀察 | 一座空城,40年未散的警告》
欄目主編:楊立群
文字編輯:楊立群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安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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