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審判和谷壽夫伏法

谷壽夫/たに ひさお，著名乙級戰犯，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在歷史上的今天被槍決。

筆者以前講過歷史上的東京審判，我們現在再來講一下南京審判。南京審判與東京審判作為二戰后對日本戰犯的兩大重要司法程序，雖有內在聯系，但角度上存在顯著差異。

第一張表格是性質和管轄范圍↓

第二張表格是法官組成和證據、模式、語言的區別。↓

南京的主犯，根據歷史記載，谷壽夫是日本陸軍中將，侵華日軍乙級戰犯，時任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1937年12月，他率領的第六師團從中華門攻入南京，參與制造了南京大屠殺，其部隊在南京犯下大量屠殺、強奸、搶劫等暴行。

在最初占領南京這座城市期間，日軍進行了大規模的縱火和暴力行為，摧毀了住宅、商業場所和歷史地標。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中國士兵和平民。日軍士兵完全無視人類生命，犯下了難以想象的暴行。強奸是南京大屠殺中最令人發指的方面之一。各個年齡段的女性，從年輕女孩到老年婦女，都遭受了殘酷的性侵犯。許多人遭到輪奸，通常是在公共場合，在家人面前……受害者在被侵犯后經常面臨毀容、折磨和死亡。猖獗的性暴力不僅限于女性；男性和兒童也成為目標。大規模處決是大屠殺中另一個恐怖的方面。日軍士兵在整個城市進行了大規模殺戮，經常將一群人圍起來集體槍殺。有報道稱有人被活埋、斬首或被刺刀刺死。受害者不僅包括士兵，還包括手無寸鐵的平民，包括婦女、兒童和老人。

在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審判中，面對鐵證如山的證據，谷壽夫最終被判處死刑。1947年4月26日行刑當天，南京市民群情激憤，刑場周圍人山人海，據記載有上萬民眾前來觀看。谷壽夫被押赴刑場時已被嚇癱，由憲兵架著面對中華門方向跪下，隨后被槍決。

“在谷壽夫部隊駐南京之期間內，計于中華門外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并焚尸滅跡者，有單耀亭等19萬余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尸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15萬余具。被害總數達30萬人以上。尸橫遍地，慘絕人寰。其殘酷之情形，尤非筆楮所忍形容。”

“會攻南京之日軍各將領，共同縱兵，分頭實施屠殺、強奸、搶劫、破壞財產之事實，已屬眾證確鑿，無可掩飾。”

“被告與各會攻將領，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縱兵肆虐，遭戮者達數十萬眾。更以剖腹、梟首、輪奸、活焚之殘酷行為，加諸徒手民眾迂夫無辜婦孺。窮兇極惡，無與倫比。”

?節選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法庭當場判處谷壽夫死刑，于1947年4月26日在南京雨花臺執行。

東京審判特點↓

確立"侵略戰爭屬于國際犯罪"的國際法原則。

首次明確國家領導人須為發動侵略戰爭承擔個人刑事責任。

為戰后國際秩序奠定法律基礎，與紐倫堡審判共同構成國際刑法里程碑。

但存在未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等歷史缺憾。

南京審判則是

首次以國家司法程序對南京大屠殺罪行進行法律定讞， 奠定"30萬以上遇難者"這一歷史定論的法理基石。 與東京審判相互印證，形成對日本侵華罪行的立體司法清算，南京審判 更直接回應中國人民的正義訴求，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感意義。

東京審判著眼是宏觀的，確立國際法原則，南京審判聚焦微觀，清算具體暴行，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對日本軍國主義罪行的完整司法回應。南京審判，就是1946–1947年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所依據的證據體系極為嚴密。據檔案記載，“搜集征集到的物證達數千件，證人多達500余人”，形成多角度互證性強的完整證據鏈。“京字第一號證據”就是所謂南京照相館的羅瑾沖洗、吳旋冒死保存的16張日軍自拍暴行照片，含屠殺、侮辱婦女等鏡頭，1946年10月由南京市臨時參議會認證為“日寇施行暴行時所自攝”。庭審時谷壽夫受到震撼，“兩手發抖，以致本子掉到地下”。本來他死不認賬的。另一證據是約翰·馬吉16毫米影片，由美國牧師馬吉秘密拍攝的暴行影像，2002年由其子捐贈回南京，含受害者傷情、尸體堆積等畫面。

庭長石美瑜親赴中華門外挖掘受害者骨骸，把萬人坑的骸骨拿出來，有不同的死法，當庭陳列。日軍原始文件也有士兵日記、書信、《東京日日新聞》“百人斬”報道等，是加害方自證材料。

量刑標準，屠殺平民與戰俘的數量如谷壽夫案認定"30萬人以上"，還有暴行的殘忍程度，剖腹、活焚、輪奸等，極其殘忍，所以要從重！《波茨坦公告》也是依據，根據第十條虐殺戰俘等情節，所以必須從重。

還有慈善機構檔案證據如下↓

崇善堂負責人周一漁證詞，“經手收尸首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六具”…… 紅十字會、中國山堂等埋尸記錄，累計超15萬具。 判決書據此認定“零星屠殺……十五萬余具”。 集體屠殺地點實證例如花神廟、寶塔橋、石觀音、草鞋峽等地的現場勘查與遺骸記錄，支撐“十九萬余人”集體屠殺認定。所以說統計三十萬只少不多。

還有人證等↓

中國幸存者/親歷者李秀英（身中37刀幸存者）、伍長德、梁廷芳等講述個人受害經歷、目睹暴行細節。

中方機構負責人許傳音（紅十字會）、周一漁（崇善堂） 講述收尸規模、尸體分布、暴行普遍性。

國際安全區成員貝德士、金陵大學斯邁思、約翰·馬吉、明妮·沃特林講述“滿城各街盡具死尸”、“安全區人民受非常虐待”等第三方客觀記錄。

日本懺悔者有部分戰后反省士兵講述暴行實施細節，雖較少，但具加害方視角。

最后是文書與調查材料↓

市民呈上萬份南京市民控訴書，經篩選“誓證”后作為正式證據，都是血淚的控訴。

國際委員會文件→安全區委員會數百份抗議書，含日期、地點、受害者姓名，特別真實。

國民政府系統調查→1946年成立“南京大屠殺調查委員會”，匯總1840余件確證材料。

東京審判關聯證據→如高文彬發現的“百人斬”報道，經盟軍引渡，使向井敏明、野田毅至南京受審等。這些證據不僅支撐了谷壽夫、向井敏明等戰犯的死刑判決，更奠定了30萬人以上遇難的司法定論。需警惕的是，將日本右翼政治性否認包裝為學術爭議，實為歷史虛無主義。總有人討論死多少人，記住，只少不多。

例，笠原十九司在《南京事件爭論史》中所言“否定派所持論據中的破綻、識破其花招，拷問滋生如此‘爭論’的日本人之歷史觀。”

真正的學術精神在于尊重證據、敬畏生命。南京審判的正義性與歷史價值，早已鐫刻于人類追求和平與正義的共同記憶之中。2015年，“京字第一號證據”等核心檔案作為《南京大屠殺檔案》組成部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該證據原件現藏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復制件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公開展示，持續發揮歷史教育與和平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