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我叫林小禾，在這條弄堂里租了三年房子，在弄堂口的面館吃了兩年飯。
面館沒有招牌，大家都叫它“老陸面館”。
女掌柜姓陸，五十八歲，寡居，手上全是燙傷留下的疤。
她做的雪菜肉絲面，是我在這座城市里吃到的最像家的味道。
兩年了，她每天早上六點開門，我七點十分進門，一碗雪菜肉絲面，多加一個荷包蛋。
我不說話，她也不說話。
我們之間的交情，就隔著那一碗面。
今天早上，我照常推門進去，店里沒有客人。
陸阿姨站在灶臺后面，看了我一眼，臉色變了。
我把錢放在桌上，說阿姨，老樣子。
她沒動。
她走到我面前，鼻子抽動了兩下，忽然抓住我的手腕，力氣大得嚇人。
她壓低聲音說：“姑娘，快走，你身上這味兒不對。”
我愣住了。
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一直盯著門口，像是在怕什么東西追進來。
我第一次走進老陸面館，是二〇〇三年的春天。
那年我二十二歲，從老家坐了一整夜的綠皮火車到了這座南方城市，在城東的城中村租了一間隔斷間，在一家服裝廠找到了剪線頭的活兒。工廠在弄堂外面的大路上，每天上下班都要經過這條窄弄堂。弄堂不長，兩百來米，兩邊是老式的磚木結構房子，墻皮剝落，屋檐下掛著醬鴨和臘肉。弄堂口有一棵歪脖子梧桐樹，樹下擺著幾張塑料凳子，幾個老頭老太太坐在那里曬太陽。
老陸面館就在梧桐樹旁邊，門臉很小，兩扇木門，門板上刷著暗紅色的油漆，油漆起泡了，像老年人臉上的老年斑。門口立著一塊小黑板，上面用粉筆寫著今天的面食種類，字跡工整，一筆一劃，像是小學生練字。
我頭一回進去，是因為那天下了雨，沒帶傘，跑進面館躲雨。店里有三張四方桌，鋪著藍白格子的塑料桌布，桌布上壓著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壓著幾張老照片和一張泛黃的菜單。墻上掛著一把舊算盤和一面圓鏡子，鏡子邊上的水銀掉了不少，照出來的人臉缺一塊少一塊的。
陸阿姨從灶臺后面探出頭來，問我吃什么。
我說躲雨的，不吃飯。
她說躲雨也坐，沒關系。
她倒了一杯熱茶給我，杯子是搪瓷的，杯身上印著“先進工作者”的紅字，漆都磨沒了。茶是茶葉沫子泡的，有點苦，但熱乎。我端著杯子，看著窗外的雨，雨打在梧桐樹葉上，啪啪響，葉子被雨水沖得發亮，綠得刺眼。
等雨小了，我說走了，謝謝阿姨。
她說不客氣。
我走出了門，走了幾步，她追出來喊了一句：“姑娘，你衣服破了，后面肩膀上，回去縫一下。”
我回頭看她，她已經轉身回去了。
這是我跟陸阿姨的第一次見面，前后不到二十分鐘，她沒賣給我一碗面，但給我倒了一杯茶，還看到了我肩膀上那個我自己都沒發現的破洞。
那一杯茶，五分錢都不值，但我記了二十年。
后來我就開始去她家吃面了。
不是刻意的，是有一天加班晚了，工廠食堂關了門，弄堂外面的小飯店也都打烊了，只有老陸面館的燈還亮著。我推門進去，陸阿姨正在擦灶臺，看到我，問我吃飯了沒有。我說沒有。她說給你下碗面，你先坐著。
那碗面是雪菜肉絲面，面條是手搟的，粗，有嚼勁，湯頭是骨頭熬的，上面飄著一層薄薄的油花，雪菜切得碎，肉絲切得細，面條上面臥了一個荷包蛋，蛋黃半生，戳破了流出來，混在湯里，湯就變得濃稠了。
我吃第一口的時候，眼淚差點掉下來。
不是因為它有多好吃，是因為它像我小時候我媽做的面。我媽以前在鎮上開過一個小面館，后來不開了，再后來她生病走了，我就再也沒有吃過那個味道的面。
我低頭把一碗面吃得干干凈凈，連湯都喝完了。吃完之后我把碗放下，看到陸阿姨站在灶臺后面，手里拿著一塊抹布，沒擦，就站在那里看著我。
她說：“慢點吃，別噎著。”
我說多少錢。
她說三塊。
我給了她五塊，說不用找了。她沒推，把錢收下了，從抽屜里找出兩個硬幣，放在桌上，說下次來。
我下次就去了，再下次也去了，從那天開始，我在這家面館吃了兩年的面。
兩年里我摸清了陸阿姨的作息。她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和面，熬湯，切雪菜，六點開門。中午兩點關門休息兩個小時，下午四點再開門，晚上八點收工。店里只有她一個人，沒有幫工，沒有徒弟，所有活都她自己干。
她包的餛飩也很好吃，皮薄餡大，湯里放紫菜和蝦皮，撒一把蔥花。夏天的涼面也好吃，芝麻醬調得稠，拌上黃瓜絲和豆芽，澆一勺蒜水，吃完了整個人都涼快了。
我跟她說過的話，兩年加起來可能不到一百句。每天早上的對話都是固定的——“阿姨，老樣子”，“好，你先坐”。偶爾多幾句，比如“今天荷包蛋要熟一點”，“今天雪菜多放點”。她從來不跟我閑聊，不問我是哪里人，不問我在哪里上班，不問我有對象沒有。她就像那口灶，一直在那里燒著，不燙不涼，剛剛好。
但我觀察過她。
她的左手手背上有很大一片燙傷的疤痕，皮膚皺巴巴的，像燒過的塑料紙。右手虎口也有疤，但小一些。她端碗的時候從來不用左手端，都是用右手托著碗底，左手扶著碗邊，但左手一碰到熱氣就會哆嗦一下，哆嗦完了繼續端。
她有一條圍裙，藍底白花的，洗得發白，系帶斷了又縫上，縫了好幾道，針腳歪歪扭扭的。她頭發不多，花白，每天用兩個黑色發卡別在耳后，總有幾縷掉下來，她就用手背往上一抿，抿完繼續下面條。
她有一個女兒，在外地工作，很少回來。我見過一次，過年的時候，那姑娘燙著黃頭發，穿著皮靴子，站在店門口跟陸阿姨說了幾句話，聲音很大，像是吵架，后來走了，陸阿姨一個人在灶臺后面站了很久，一動不動，鍋里煮著面，面都快糊了她也沒撈。
我有時候會想，一個人的日子，到底是怎么熬過來的。
今天早上，是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號，星期一。
我記得這么清楚，是因為那天早上下了很大的霧。霧從弄堂口涌進來，填滿了整條巷子，梧桐樹的枝丫在霧里若隱若現，像一幅沒畫完的水墨畫。路上的腳步聲聽得到，人看不到，只看到霧里面影影綽綽的影子在移動。
我七點十分到了面館門口，推門，門沒鎖，但店里沒人。
灶臺上的鍋蓋蓋著，蒸汽從蓋子的縫隙里往外冒，呲呲的，像是在提醒什么人。碗櫥里的碗碼得整整齊齊，筷子插在鐵皮筷籠里，桌布是新換的，玻璃板擦得锃亮，能照見人影。
我喊了一聲：“阿姨？”
沒人應。
我又喊了一聲：“陸阿姨？”
灶臺后面的小門吱呀一聲開了，陸阿姨從里屋走出來。她穿著一件暗紅色的棉襖，頭發沒梳，散著，臉色發白，眼圈發黑，像是沒睡好。她看到我，腳步頓了一下，站在小門口沒動，就那樣看著我，看了好幾秒。
那種看跟以前不一樣。以前她看我，是眼睛掃一下，知道我來了，轉身就去下面條了。這次她是盯著我看，從上到下，從下到上，最后目光停在了我的肩膀附近，鼻翼輕輕扇了兩下，像是在聞什么東西。
我沒在意，走到老位置坐下，從口袋里掏出五塊錢放在桌上，說阿姨，老樣子，雪菜肉絲面，加個荷包蛋。
她沒動。
我又說了一遍，她還是沒動。
我抬起頭看她，她還站在小門口，一只手攥著門框，指節發白，另一只手垂在身側，微微發抖。她的眼睛沒有看我，看的是門口，透過門上那塊臟兮兮的玻璃，盯著外面的霧。
我覺出不對勁了，問她：“阿姨，你沒事吧？”
她像是被什么驚醒了，猛地轉頭看我，然后快步走過來。她走得很快，快得不像是五十八歲的人，腿腳利索得像年輕人。她走到我跟前，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
她的手很涼，涼得像剛從冷水里撈出來的。指頭粗糙，繭子硌著我的皮膚，有點疼。
她把我的手腕翻過來，看了看我的掌心，又湊近了聞了聞。她的鼻子在我袖口處停了一下，抽了兩下，又湊近了一些，抽了三下。然后她的臉色徹底變了，像是被什么東西燙了一下，猛地松開我的手，往后退了一步。
她壓低聲音說了一句話。
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嘴唇幾乎沒怎么動，聲音是從喉嚨里擠出來的，悶悶的，像隔著一堵墻傳過來的。
她說：“姑娘，快走，你身上這味兒不對。”
我愣住了。
我抬起胳膊聞了聞自己的袖子。工廠車間里的機油味，洗衣粉味，還有一點潮濕的霉味。沒有別的味道。
我說：“什么味兒？”
她沒有回答。她轉身走到門口，把門推開一條縫，探出頭看了看門外，又迅速把門關上，插上了門閂。插閂的鐵銷子插進鐵扣里，發出哐當一聲，沉悶的，像是什么東西落了鎖。
她背靠著門板，看著我。
我的后背開始發涼。
“阿姨，”我站起來，“你到底怎么了？我身上有什么味道？”
她沒有直接回答。她走到灶臺后面，從碗櫥最下層的一個鐵盒子里翻出一樣東西，用手帕包著，手帕是白色的，已經發黃了。她把手帕打開，里面是一塊像石頭一樣的東西，灰黑色的，表面粗糙，聞起來有一股淡淡的藥味。
她把那塊東西遞到我面前，說：“你聞聞這個。”
我低下頭聞了一下，一股濃烈刺鼻的氣味沖進鼻腔，像是樟腦，又像是某種草藥，說不上來。嗆得我后退了兩步，咳了兩聲。
她說：“這是我男人留下來的。他是采藥人，在山里摔死的。這東西叫‘追魂草’，曬干了是這個味道。你身上沾了活的味道。”
她把那塊東西重新包好，放回鐵盒子里。
她看著我，說了一句讓我渾身汗毛豎起來的話：“有人在你身上下了東西。”
那天早上，陸阿姨沒有賣給我面。
她給我倒了一杯熱水，讓我坐在最里面的那張桌子旁邊，靠著墻，從屋里看不到我。她自己站在門口，貼著門板聽外面的動靜，聽了一會兒，才走回來，在我對面坐下。
她把聲音壓得很低很低，像怕驚動墻壁里面的什么東西。
她說：“你最近有沒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有沒有人給你送過什么東西？有沒有人碰過你的衣服？”
我使勁想了想，說沒有。
她說：“你好好想想。”
我說：“我每天都一樣，上班下班，吃飯睡覺，不認識什么人。”
她沉默了一會兒，說：“你身上的這個味道，不是一天兩天能沾上的。這東西要反復接觸，要滲透到布料里面，才會發出這么濃的氣味。你的外套，最近有沒有脫下來放在什么地方？有沒有人幫你洗過？”
我的腦子嗡了一下。
我想起了一件事。
上個月，廠里來了一個新工友，姓李，男的，三十出頭，說是從外省來的，住在廠里的集體宿舍。他在車間里干活很勤快，不怎么說話，但經常看著我笑。有一次我加班晚了，他把一個塑料袋放在我的工位上，袋子里裝著一件疊好的衣服，說他多買了一件，尺碼不合適，讓我幫他試試看能不能穿。
我當時覺得奇怪，但沒有多想，把衣服還給了他，說不要。
后來那件衣服就一直放在他的工位上，隔了幾天就不見了。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陸阿姨。她的臉色變得很難看，像一塊抹布被擰干了水。她說：“這個人現在還在廠里嗎？”
我說在，今天還上班了。
她從口袋里摸出一個老式的諾基亞手機，翻到通訊錄，找到一個號碼，看了半天，又把手機合上了。
她抬起頭，看著我說：“姑娘，我跟你說個事，你別害怕。”
我說你說。
她說：“我以前不是開面館的。我男人活著的時候，我們住在山里，他是采藥的，我幫人看跌打損傷。那個活兒干了十幾年，見過一些東西。有一種東西，叫‘引子’，是某些人用來找人的。把那個東西下在別人的衣服上、頭發上、或者皮膚上，就會散出一種人聞不到、但某種東西聞得到的味道。那種味道會順著風飄，飄出去幾里地都散不掉。我男人活著的時候，教過我辨認這些味道。”
她停了一下，端起灶臺上的一個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杯底的水垢被她咽下去了，喉嚨動了一下。
她說：“你身上的味道，就是引子的味道。而且是新下的，不超過三天。”
窗外面的霧還沒有散，梧桐樹的影子貼在窗玻璃上，像一只攤開的手掌。
我沒說話。
她接著說：“下引子的人，不是要你的錢，是要你的人。”
“姑娘，你今天別去上班了。你先在我這兒待著。”
我在老陸面館里坐了整整一個上午。
陸阿姨把那碗欠我的面下了，放在我面前。面條還是那個面條，湯還是那個湯，但我一口都吃不下去。我用筷子攪著面條，面條在湯里打轉，荷包蛋的蛋黃破了，黃澄澄的汁液流出來，染黃了湯，像秋天的落葉泡在水里。我盯著那碗面看了很久，能聞到醬油和豬油的香氣，但也能聞到自己的袖口里那股若有若無的、以前從未注意過的氣味。不是香水，不是洗衣液，不是任何我聞過的味道。它像是從布料深處滲出來的，帶著一點甜，又帶著一點苦，最后變成一種說不清的、讓人心里發毛的東西。
陸阿姨把門閂拔了，但沒有開門。她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門后面，手里織著毛線，毛線是深灰色的，她織的是一件背心，針腳很密，一針一針的，速度不快不慢，每織幾針就停下來，側耳聽一聽門外的動靜。織針碰在一起的聲音很細，很脆，像冬天樹枝斷落的聲音。
她沒再說話。我也沒有。
墻上的掛鐘在走，嘀嗒嘀嗒的，每一下都清清楚楚。掛鐘是老式的“三五”牌，鐘擺是銅色的，左右晃著，左邊撞一下，右邊撞一下，像一個人來回踱步。
到了十點多，門外有人敲門。
不是那種用手指頭敲的“篤篤”聲，是用手掌拍的，“啪啪啪”的，很急，很大聲。陸阿姨織毛線的手停住了，針懸在半空中。
門外有人喊：“老陸！老陸在不在？開門啊！”
是隔壁雜貨鋪的老劉頭。陸阿姨松了一口氣，站起來開了門。老劉頭站在門口，手里拿著一封信，說郵政送來的，你家信箱塞不下了，我給你帶過來。
陸阿姨接過信，道了謝，關了門。
她把信放在灶臺上，沒拆。
她轉過身看著我，說：“姑娘，你聽我一句勸，你今天別回去了。你那個宿舍，不能住了。”
我說：“那我住哪？”
她說：“住我這兒。里屋有一張床，是我女兒以前睡的。你先住著，等事情弄清楚了再回去。”
我想拒絕。我跟她非親非故，不過是吃了她兩年的面，怎么能住到人家家里去。但我張嘴的時候，看到了她的眼神。
那個眼神不是客套，不是同情，是一種很堅決的東西，像她手里那根織針，直直的，硬硬的，不會彎。
我答應了。
我在陸阿姨家住下了。
里屋不大，七八個平方，一張單人床，一個衣柜，一張桌子。床上的被褥是剛換的，曬得蓬松，有陽光的味道。桌子上擺著一盞臺燈，燈罩是綠色的玻璃，開關是那種老式的拉線開關，一拉，咔嗒一聲，燈泡亮了，暖黃色的光鋪滿了整間屋子。
墻上貼著一張獎狀，是陸阿姨女兒小學四年級得的，“三好學生”，名字被涂掉了，看不清是誰。獎狀旁邊掛著一串干辣椒和幾辮子大蒜，辣椒紅得發亮，大蒜干癟癟的，皮都裂開了。
陸阿姨給我拿了一套干凈的衣服，說是她女兒的，放著也沒人穿。衣服是純棉的，洗得發軟，有一股肥皂的味道。她讓我換上，把我換下來的外套、襯衫、褲子全部塞進一個黑色塑料袋里，扎緊口子，拎到院子里去了。
我跟出去看，她蹲在院子一角，把塑料袋里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來，攤在水泥地上。她從廚房里拿出一瓶白醋，擰開蓋子，往衣服上澆。醋味很沖，嗆得我眼睛發酸。她澆完之后，又撒了一層鹽，鹽粒在醋里化開，變成了灰白色的糊狀物。
她說：“這東西能解掉一部分味道，但解不干凈。最好的辦法是把衣服燒了，但你現在不能燒，燒了會打草驚蛇。”
她從口袋里掏出那個手帕包著的“追魂草”，捏了一小撮，碾碎了，灑在衣服上，用手拌勻，像在腌什么東西。
我蹲在旁邊看她忙活，心里說不清是什么滋味。這個人跟我沒有任何血緣關系，連親戚都算不上，就是一個灶臺后面的老板娘，她的大半輩子都在跟鹽和醋打交道，跟面粉和堿水打交道，跟燙傷和油煙打交道。她手指頭粗得像胡蘿卜，指甲縫里永遠嵌著白面，圍裙上的油漬洗不掉，說話的聲音沙沙的，像砂紙。
就是這樣一個人，在聞到一股她說不上名字的味道之后，二話不說，留我住下了。
她不怕麻煩，不怕惹事，不怕得罪什么人。
我問她：“阿姨，你就不怕我連累你？”
她頭都沒抬，把手上的鹽和醋搓了搓，在圍裙上擦干凈，說了一句：“我怕什么？我這輩子什么沒見過。”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像是說“今天天氣不錯”一樣平。但我看到她的手在抖，不是害怕那種抖，是手上有老傷的人用力之后的那種抖。
第二天，我沒去上班。
我讓同宿舍的小敏幫我請了假，說我感冒了，在親戚家住。小敏問我在哪個親戚家，我說了弄堂面館。她說哦那個老板娘啊，你跟她什么關系？我說老鄰居。
掛了電話，我坐在里屋的床上，看著窗外的天。天放晴了，霧散了，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被子上，照在我穿著的那件舊棉布衣服上。陽光里有細細的灰塵在飛，像是無數顆極小的星星。
陸阿姨在外面忙活。面館今天沒開門，門口的小黑板上什么都沒寫。她早上去了趟菜市場，買了排骨和蘿卜，說是燉湯喝。廚房里傳來砧板切菜的聲音，咚咚咚的，有節奏，像心跳。
第三天的傍晚，老劉頭又來敲門了。
這次不是送信，是送消息。
他站在門口，壓低聲音跟陸阿姨說：“老陸，你面館這幾天怎么沒開門？”
陸阿姨說：“身體不舒服，歇兩天。”
老劉頭說：“歇也好。對了，你家門口這兩天老有個人轉悠，騎個電動車，穿著藍色的工裝，戴口罩，看不清臉。昨天下午在這條弄堂里來回騎了三趟，今天上午又來了一趟。我跟他說這巷子是死胡同，走不通的，他不理我。”
陸阿姨的手攥著門把手，攥得緊緊的。
老劉頭又說：“我看他車簍子里有個塑料袋，袋子里裝著衣服。你說奇不奇怪，一個大男人，車簍子里放件女式的衣服干什么？”
陸阿姨問：“什么樣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