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珮琛：文物大工匠的“新”樂趣丨文化中國行

張珮琛在上海博物館東館開放式文保修復館。受訪者供圖

很多人覺得張珮琛看起來不像從業30多年的文物修復師。

和人們印象中一身塵土、白發佝僂的工匠形象不同，70后的他愛健身，穿白大褂，常給文物做“手術”。他在互聯網上的400多萬粉絲，也多少注意到了他的“反差”特質，忍不住對他的工作感到好奇。

多看幾條博文便會發現，這位常和各類健身器械打交道的博主，多年來從事的是個細致活。他是上海博物館（以下簡稱“上博”）研究館員，修過全國各地至少上千件青銅文物，需要拿著細小的鋼針、刻刀一點點剔修，比如，整平三星堆里青銅人像上的黃金面具。

最近，張珮琛入選國家文物局聯合全國總工會共同開展的首屆“全國文物大工匠”，和他共同入選的工匠，有人復原過曾侯乙墓皮甲胄，有人常常面對秦始皇帝陵的陶俑。

在張珮琛看來，文物修復師雖然總和動輒幾千年前的文物打交道，卻從不缺少“新”樂趣。

張珮琛和徒弟一起在三星堆考古遺址進行清理與修復工作。受訪者供圖

修文物，像“破案”

很多時候，張珮琛的工作像探案。案件講求還原案情，文物修復也是一樣，講求復原而非創造。

他曾修復過一件商晚期的獸面紋斝，最早拿到時，外形長得像盂，里面刻有“盂”的銘文，館里不少人也覺得這是盂（斝有三足，盂為圈足或平底——記者注）。

但張珮琛看了X光片后卻覺得不對勁。做完X光，文物修復師能清晰看到青銅器內部的裂紋、銹蝕和修補痕跡。

他發現，這件青銅器底部有切割的痕跡，原本應有三足，“盂”的銘文也不是原裝，是被人先切下一塊，刻完字后再焊接上去的。舊時古董商為了賣個好價錢，常做這樣的造型改造。

后來，館里一名同事在海外一家博物館里看到了一件與它形制一樣的青銅器，才確認這是一只本該有三足兩柱的“斝”，在過去常被用作酒器。

眼前這只“斝”，沒了三足，也缺了兩柱，在修復時，張珮琛需要重新安上。傳統的修復方法多采用焊接，將新材料與文物盡可能牢牢焊死。

但張珮琛不想這樣做，他想保留這些舊修痕跡。他用了一個“有趣”的新方法——用磁鐵吸附的方式，使得三足兩柱可以隨時拆裝。有人來參觀時，他就可以更清晰地講述這件文物的經歷。在當時，還沒有人這樣修文物。

后來，他作為一所高校的校外導師指導一個學生做畢業設計，學生碰到一個元代的道教銅像，缺損了兩只手與法器。道教神像中有特定的手印，不同手印代表不同寓意，有的手里還會持法器，比如方鞭。這尊銅像的手印，史料里記載了好幾種樣式，都能說得通，學生沒法確定到底是哪一種。

張珮琛建議學生，不如做可拆解的手印，把不同手印用磁吸的方式裝在袖子的斷口處，像玩具一樣能拆換。畢業展時，這一作品大受歡迎，不少人都來體驗。

不同材質的文物中，瓷器易碎，紙會發霉，木頭易腐朽……而青銅器既會腐蝕，又易變形、斷裂、缺損，幾乎集多種病害于一身，必須綜合施治。

上博擁有全世界跨時代、跨區域、跨器型最完整的中國青銅文物展陳展廳，藏品覆蓋夏商至明清三千余年，坐擁大克鼎、晉侯穌鐘等一眾國寶級重器。在這里，張珮琛接觸到各種時代的青銅器，見識不同病害，積攢了不少經驗。

2023年年初，上海博物館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開展了“三星堆出土青銅文物保護修復項目”，圍繞三星堆最新發現的七號坑、八號坑出土文物開展清理、修復、檢測等工作。從那時起，張珮琛帶領團隊往返于上海和四川廣漢。

但當這位資深修復師進入三星堆祭祀坑時，還是“有點傻眼”——“青銅、象牙、貝殼、黃金、玉器”都有，文物粘連在一起，有的看起來就是“一坨泥巴”。他們也不知道里面藏著什么，只能一點點“抽絲剝繭”。

眼前的青銅器并非簡單變形、腐蝕，而是一層層擠壓在一起，祭祀坑中的象牙被地下水浸泡后，碎成象牙屑，青銅氧化物和象牙屑完全腐蝕在一起，變成了堅硬的綠色，有的青銅器上還有黃金和脆弱的彩繪。

要怎么把它們分離，還不傷害彩繪？他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帶著團隊成員來回討論。

他突然想到，自己曾清理過三葉蟲化石，三葉蟲殼上有繁復的紋飾，腿、觸手都極細，非常脆弱，將三葉蟲一點點從石頭中完整剝離出來，要用專門分離化石的氣動工具。他們特意把這套工具從上海運到三星堆，效果竟出奇地好。

他們還遇到過一個青銅人頭像，兩頰和脖子已經被嚴重擠壓變形，頭內部有大量泥土。通過受力點分析，他們判斷這個頭像極有可能在當時是被砸扁后才被投入坑里。這種行為可能包含有某種當時祭祀或者習俗的一種寓意。清理完泥土后，他們保留了原狀。

張珮琛解釋，若強行將其復原，反而干擾了它的原始信息。

在三星堆中，他常遇到驚喜。他們從一些青銅容器和頭像內部，又陸續清理出金飾片、銅龍、銅樹枝、象牙制品等一批文物，相當于在一件文物里“再發現一批文物”。這種情況，在以往項目里很少見。

張珮琛為文保專業學生講授文保修復知識。受訪者供圖

AI成為修復師的新工具

30多年來，張珮琛修復和復制過上千件文物，也參與過不少重要項目，其中不乏很多“國寶級”文物。但讓他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名氣最大”的，而是從業后跟著師傅學習幾年之后，第一次獨立完成修復的第一件青銅器——一件商晚期獸面紋高足盤。

拿到它時，他發現，盤身已經從正圓變成了橢圓形，中間還有大面積斷裂。對當時的他來說，這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高難度”。那時，他沒有太多經驗，只能一邊做一邊判斷，保持“百分百專注”。

文物在整形時，需要慢慢釋放積攢了數千年的應力，如果強行矯正，極易造成斷裂，有時每天、每星期只能像整牙一樣，調整一毫米的距離。從拿到器物到修復完成，他用了半年多時間。最后，師傅看完后很滿意，張珮琛也很開心。

剛入門時，他學的技術、用的材料都來自傳統修復技藝，到了20世紀90年代，計算機技術興起，他開始試著把兩者結合起來。

一開始，他只是用電腦畫一些紋飾，做簡單的建模；后來，3D打印、3D掃描等技術精度越來越高，更安全、更科技的新材料也出現了，很多被用到文物修復中。

張珮琛覺得，文物修復師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他當學徒時，老師教的是“修舊如舊”，“什么是頂級標準，就是修完后從各種角度看都看不出來，接近‘完美’”。那時，他們所有的技術提升都圍繞“完美”進行，比的是“參觀者看不出、懂行的人也看不出”修復痕跡。

后來，有一個意大利的團隊來參觀，卻提出這種修法不好。

“本來是壞的狀態，如果修成完美狀態，干擾了文物本身的信息”，張珮琛記得，他們認為這可能會造成今后研究者的誤讀，“不知道原來是壞的”。在海外，不少修復師在修復時，特意將粘合的部分做得和原來不一樣，保持文物的原始信息“可辨識”。

后來，館里有人提出，無論是完美的還是可辨識的，展廳里的文物要保持統一，大家修法要一致，不能有的是破損狀態，有的是完美狀態，“要把古樸的傳統金石的美感帶給觀眾”。

漸漸地，他們走出一條“折中”的路——一件有破損的器物，修完以后，外表保持完美，而器物內部仍保持原來碎片拼接的痕跡，“相當于外面的工作做到100%，里面做到50%”。

最近，他已經將AI技術用于文物修復。

一件綠松石獸面牌飾的銅牌基底上，原本鑲嵌著小綠松石，入藏時，大量綠松石松脫掉落，中間缺了一大塊。傳統的修復方法主要靠修復師的經驗和審美去填充，比如補幾顆、什么形狀、橫豎排布如何，不同修復師會有不同方案，“主觀性較強”。

張珮琛帶著團隊用AI搜集了全世界已知同類綠松石牌飾的所有資料，嘗試用AI大數據來推演，哪種修復方案最可能符合原貌。“它給出的是最中性、最接近歷史真實的科學方案，能降低主觀色彩。”張珮琛說。

希望年輕人“走自己的路”

20世紀90年代初期，國內還沒有設立文物保護專業，修復師也并不是個職業名。張珮琛是油畫專業的學生，和10多名同學一起到上博實習，恰好被分配到做文物修復工作，一開始以為就是“粘補東西”。

當時帶他的老師黃仁生已經70多歲，是上博青銅器修復第二代傳人，修復過龍紋盉等著名文物，一手修復技藝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宮。訂立師徒協議時，他和老師專門到人事部門簽字蓋章。

在上博，修復青銅器要掌握從清洗、去銹、拼接、刻紋、翻模、鑄造、補缺、打磨、做色和整體保護等十幾個步驟。一整套技藝學下來，往往要花上兩三年。這期間，他給老師打下手。

那時，市場上并沒有專門為文物修復設計的工具，稱手的工具必須要自己動手做。進師門后，張珮琛花了幾個月學打制工具，拿著錘子在火里邦邦敲打工具原料，“用多大力，怎么打都不知道”，做完后還要打磨、拋光，做好后，他覺得自己“偉大得不行”，舍不得用。

學了3年左右，張珮琛終于可以獨立修復文物。

很多青銅文物上都鑄有銘文，銘文內容很多是使用者的姓名與身份，但在現有文獻中能對應上青銅器銘文中提及的人名卻寥寥無幾，常常是“史料中的古人找不到其對應，而青銅器銘文中提及的人物又不知是誰”。遇上有名有姓的人相關的文物，機會并不多。

當拿到戰國時期的商鞅鈹時，他覺得全身“汗毛豎了起來”。

鈹形似劍，但它其實是安裝在長柄上，用時則握柄刺向敵人。這件50多厘米長的商鞅鈹上刻有銘文“大良造十六年”，是商鞅擔任大良造期間督造，也是目前海內外僅有的一件屬于商鞅的鈹形器。那時他正值權力巔峰，正在大展拳腳。

一想到兩千多年前，可能是商鞅手持的鈹，現在在自己手中，張珮琛覺得時光一下子被壓縮，“一種神圣的穿越感”襲來。在先秦文獻里，青銅被稱為“金”或“吉金”。這意味著，它在當年曾金光閃閃。

“歷史上這樣一個重要人物的東西現在在你手中，你修復它，然后把它的‘生命’延續下去，讓更多人看到，這種使命感給了我強大的動力。”張珮琛說。

成為博主后，不少人私信問他，做文物修復要學什么專業。

張珮琛介紹，他們這一代傳承人，大多是藝術院校的學生，到了他招徒弟，招來的是海外文保專業畢業的學生。他覺得，每個時代的學生都有自己的特點，學生的見識不一定比自己少。他認為，文物修復考驗的是綜合技能，“計算機建模、考古、化學、歷史等各種知識都有涉獵”，很多領域的人都能成為修復師。

近年來，文物修復師越來越熱，國內不少院校也已經開設文物保護專業。他不希望年輕人“老是踩著他們的腳印”，而是“走自己的路”。

張珮琛想起，當年大部分同學結束實習后，爭先恐后投身當時最賺錢的廣告業，只有他選擇留在博物館做文物修復。

剛到博物館工作時，他總要和人解釋文物修復。有人分不清上海自然博物館和上博，問他“是不是去修恐龍”。

現在，他終于不用再像以前那樣頻繁地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