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可能并不在于某一件事本身,不要糾結那些已經失去的東西。
配圖 |《送你一朵小紅花》劇照
透析半年,換腎成功,大家都說我是個幸運的人,因為有人透析十多年都沒能等到匹配的腎源。
但是,術后我人才剛能下地沒幾天,行走都還扭曲著小碎步,就因感染又回院,接著是移植腎壞死切除,然后成了ICU的常客,兜兜轉轉最后又回到依靠透析續命。
透析還是以前那個透析,只是人已經完全不是以前那個人了,一場手術,直立挺拔站著的人癱瘓了,面癱臉做不出表情,無法哭笑,無法正常說話,吃東西也張不開嘴,左耳聾了,左眼視力模糊。入院時上秤一百斤,出院的時候剛好六十斤,但我知道,還活著對我來說已經是奇跡了。
2016年,是我在縣城當老師的第三年,那年我二十六歲,我一直覺得自己年輕,身強力壯,所以入職體檢之后,單位的常規體檢我一次都沒有去。6月的時候,我經常感覺疲憊,早起的眼睛很腫,視力有點模糊。于是趁著女朋友體檢,我也去門診掛了號,查了幾個血常規、肝腎功能這樣的項目。
過了幾天,我接到醫院的電話,對方語速急切地說我檢查報告出來了,叫我立刻到醫院來。我沒敢絲毫怠慢,一翻身就打車火速去了醫院,見到醫生,他說:“你的血檢報告早上出來的,你這個腎臟可能有問題,很嚴重,我給你開單子你現在立馬去繳費再查一個血常規和腎功,做一個復查,對比一下此前的血檢標本有沒有問題。”
我抓著醫生開的單子,迅速地去繳了費,然后到抽血窗口,顫抖著挽起袖子把胳膊遞給護士,心想著趕緊給我抽一個,因為我抖得厲害,護士小姑娘還開玩笑地說:“別抖別抖,穩住,你這樣我沒法精準進針,這個沒那么疼的,看你一個大男生怕成什么樣子叻。”
我越想越亂,但又安慰自己,我精氣神都很好,能吃能睡,呼吸順暢,沒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肯定沒問題。
腎臟不同于其他器官,比如胃,有問題了會沒食欲吃不下東西,會不消化、脹氣、疼痛。腎臟的代償性很強,早期腎病可能只有血檢指標異常,身體卻沒有明顯癥狀。發現尿液出現泡沫時,其實腎臟已經在漏蛋白了,但很多人因為癥狀輕微并未提起重視。等到出現早起眼瞼浮腫,站久了下肢浮腫,食欲不振甚至呼吸不暢的癥狀,而到醫院就醫時,卻得知腎臟已經嚴重病變、萎縮,出現功能衰竭了。
血檢結果出來了,我拿著報告單跑到腎內科診室,醫生肯定地說:“你這個肌酐很高,這指標兩次檢查都這么高,而且這次比上次還要高,你這個腎臟已經基本壞死了,我給你開個住院單,你立馬到住院部去辦理住院,必須入院治療。”
出了診室,我忘了自己要去住院部,恍惚著走了幾步就癱坐在地上,腦子里只有害怕。緩了好久,我給我弟弟打電話,大概講了一下情況。他火急火燎地趕到醫院找到我,拉著我去住院。
腎內科住院部在十六樓,透析室在十七樓,大多是些老大爺老大媽們。腎內科住院部的床位緊張,我們只能住在病房外面的過道上,床是活動型的簡易鋼架子,這是醫院給加的床位。邊上另外一個老爺爺也是加床,他看了我們很久,最后問了幾句,然后安慰我們說:“看開些,平時好好注意飲食,按要求嚴格忌口,不要勞累,規律透析,控制得好,基本跟正常人差別不大。我六十八開始透析,到現在已經透析九年了。”
一切發生得太突然,我不理解什么叫透析,之前只是在史鐵生的《我與地壇》看過。我迷迷糊糊在床上躺了一晚上,早晨九點,醫生來查房,看了我的病歷,簡單地說了幾句,叫我等著手術,這手術就是在大腿根部內側插一根管子,叫作臨時透析管,打了局部麻醉,其實不是很痛,但是我躺在手術臺上,緊張到又開始顫抖。
我以為這個手術可能會搞上幾個小時,但過了一會兒,醫生就說:“可以了,手術已經做完,你平時注意保護管子,不能被洗澡水沖,不能濕水污染,現在你馬上去透析區,護士會給你做血液透析。”
那是我第一次透析,暗紅色的血液經過透析器凈化,再從我從大腿內側根部的臨時透析管引流出來,長長的管子纏繞著,醫生反復囑咐要求我平躺著不能亂動,不能壓著扯著管子,我覺得全身僵硬酸痛。醫生一會兒來觀察我一下,護士一會兒又來觀察我一下,不知道過了多久,護士搖晃著我,我從迷糊中醒了過來,她說:“下機了,你時間到了。”下機?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詞。
下完機后,血壓有些回落,我自己感覺呼吸都要順暢一些,心想這治療雖然難受漫長,但是效果真好,真是藥到病除,我以為住院治療就結束了,長長地舒了口氣,然后回到十七樓,躺在那張簡易的鋼架床上安靜的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值班又來查房,他們一群人先是在我面前東看西摸地說了老半天,最后對我說:“你現在抓緊時間吃點東西,一會兒馬上就去樓上的透析室做透析哈。”我才知道今天還要做,醫生說:“你昨天第一次透,是誘導適應性透析,只做了兩個小時,你現在指標肌酐毒素還高,今天必須接著做治療。”
我想到自己在網上看的那些說法,千萬別上醫院透析,一旦透析,就會一直透下去,再也甩不掉了。
我越想越害怕,于是迅速收拾好東西,一個人急急忙忙逃出了腎內科,打電話跟弟弟說:“你先吃早餐,吃了就去給我把出院辦了,我感覺好多了,我們先回單位上班。”弟弟電話里一頓怒火,但也只能幫我去辦出院。
回單位的路上,我給我爸打電話,本不想讓他擔心,可說著說著,就控制不住地哽咽了起來,我爸說:“你別緊張,身體有問題我們要先好好處理,你先回去給領導詳細匯報情況然后把假請好,我馬上請假買票坐大巴車回老家來。”
到了學校,我去了校長辦公室,和領導簡述了體檢和醫院透析的事。聽了我的匯報,他說這個病此前我們學校有個同事就是,透析了幾年,后來做了腎移植后一直在休養,他目前身體狀態似乎還不錯,此前他還要求來學校上班,后面覺得上班還是勞累,就不建議他來復工。
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我覺得自己堅決沒辦法接受透析,我不想像個怪物一樣生活,余生都被機器鉗住。我開始相信起網上搜到的那些秘方,病急亂投醫,每天都要吃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那幾天再惡心、再難以下咽的東西,我都強迫自己吃下去。但是癥狀也沒見有任何好轉,身體的積水反而越來越多,心臟負擔不過來,連呼吸都開始變得困難,所以這些透析的病人,如果本身心臟功能還不錯,最后也會慢慢壞死,如果本身心臟條件不好,可能就會早早掛墻上了。
一周后,我的身體情況愈加惡化,我甚至總是出現幻覺,完全吃不下東西,嘔吐得厲害。后來才知道,就是腎臟無法工作、身體完全沒有排毒的緣故。
我被父親和弟弟“押送”進市醫學院的透析室,弟弟跟值班醫生說:“他害怕透析,一周前來過,后來是偷偷逃出醫院的。”
醫生看了看癱在床上的我,遠遠地指著旁邊的病人給我說:“這個,比你小,還不到二十歲,七歲時紫癜長期沒重視,最后發展為尿毒癥,已經在這里透析兩年;那邊那個,本來是急性腎衰竭,及時科學處理可以控制住逆轉衰竭的,但是就是因為相信所謂的神醫秘方耽誤成尿毒癥,你讓他們咋辦……誰也不想得這個病,可就是得了,你說咋辦?”
我不知道說什么,醫生接著說:“這么多人都在透析治療,透析是目前唯一的續命辦法,簡單理解就是腎臟壞了沒有了排水排毒凈化血液的能力,透析就是機器代替腎臟幫你排水排毒。再說你還年輕,認真規律透析,同時生活飲食上按照要求長期堅持,我們透析室現在透析最長的病友已經二十一年了,現在狀態依舊不錯。再說以后有機會就做腎移植,換腎可以擺脫透析,不用一年四季都在醫院。”
因為腎臟壞死,患者無法正常排泄身體的水分,所以在生活上要控制水分的攝入,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口渴了大口喝水,飲食上也最好別喝湯、喝粥,水果類的也要控制,很多水果高鉀(高血鉀癥猝死是腎衰病人的常見死因之一)的同時含水量也大,這些都是隱形進水。如果身體內水分和代謝的廢物無法及時排出體外,可能會出現肺水腫,導致無法正常呼吸、氧氣不夠、胸悶氣短。心臟的負荷也會重,血壓也會升高,因腎病而透析的病人很少有血壓正常的,不是過高就是過低。
那天,我認真地觀察了尿毒癥患者透析的場景,胳膊平放在床上,上面插著兩根紅色的管子,管子連接在床旁的透析機上,病人、床和機子三個一個組合,排得整整齊齊。病友們平躺著,有的在睡覺,有的在看手機,背景音是護士們偶爾的交流聲,溫和低沉的機器運轉聲音。
這一刻,我似乎終于安靜下來,也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是人都會生病,肉體脆弱,所有人都沒有區別。就這樣,透析慢慢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一開始一周兩次,后來因為一時無法適應忌口的要求,對水控制不好,尿越來越少,半年后改成一周三次。
我開始近乎變態地小心翼翼地呵護著自己,嚴格忌口,控制水的攝入,慢慢地情況穩定了,狀態也不錯,第二年我回到了縣醫院透析,這樣方便上班。
2017年2月16日上午10點多,我突然接到市醫院專門負責腎移植的譚醫生的電話,他溫和地問我情況怎么樣,我很驕傲地回答他:“我狀態很好,縣醫院透析室正常規律透析,目前的各種檢查指標也沒什么太大的異常。”
“太好了,你狀態不錯,這邊現在有個腎源,和你之前留的資料匹配度很高,你要不要考慮一下做移植?還有經濟上怎么樣,能不能跟得上?術前最起碼要準備二十萬。”電話那頭譚醫生說。
這個電話真是讓我又驚又喜,喜的是,這種與我八竿子打不著的好事,竟然真能砸在我身上,離開醫院透析室時留的那些資料,也只是抱著重在參與的想法,對腎移植根本沒有抱什么期待,也沒有去了解過相關事宜;驚的是,竟然要花這么多錢。
電話里,譚醫生還特意跟我說:“去年透析室有個病人剛移植完,狀態還不錯,可后來感染了,在重癥監護室住了一段時間,各種費用前后花了四十多萬,家里經濟實在跟不上了,家屬只能被迫放棄救治,最終,還是人財兩空。因為你是當事人,所以我所了解的遇到的好的壞的我都有責任給你講述清楚,任何手術都是有風險的,沒有百分百的保證,你自己先認真思考一下,同時和家人好好分析商量。”
譚醫生應也感受到了我的猶豫,寬慰我道:“如果你覺得沒做好準備意愿不強烈,經濟上不到位的話,就等下一次吧,你好好透析時刻保持好狀態,以后一樣有機會,你馬上和家人認真溝通考慮一下,一個小時后給我回復。”
掛了電話,我一個人在陽臺上坐了好一會兒,讓自己平靜。做腎移植,擺脫透析,做回正常人,這是每個尿毒癥透析病人的終極夢想。我決定要賭一把,幾次深呼吸后,我解鎖手機打了三個電話——給我爸、我弟弟和女朋友,向他們詳細講述了剛剛譚醫生的電話內容,他們都一致支持我換腎。
我家全部的現錢算下來還不到十五萬,大家便開始四處打聽詢問湊錢,能借的親戚同學朋友全部都聯系了一遍,幾千幾萬不等,最后勉強籌到三十萬,一個小時后我給譚醫生回了電話,匯報了情況。
下午3點半,我們剛下高速進入城區的時候,接到譚醫生的電話,我以為他催我到哪里了,忙說:“馬上就到,進城了已經。”
沒承想譚醫生卻十分抱歉地說:“實在抱歉,讓你白跑了一趟,捐獻者家屬臨時決定不捐獻腎臟了,所以手術做不成了。”我一時不知該說什么,譚醫生又說:“你都到市里了,要不要過來,我們兩個詳細地交流交流?”
在透析室辦公室,譚醫生跟我講了有關移植手術的各種問題以及費用,特別是受體的指標狀態最為重要,為此我還特意咨詢了回家該怎么鍛煉好身體,以便隨時以最好的狀態時刻等待移植。了解和熟悉了許多信息后,我們便輕松踏實地打道回府。
下午六點半,車行到了半路還有四十分鐘路程就到縣城了。那會兒車子正在賣力爬坡的時候,譚醫生居然又打來了電話:“你在哪兒?后面和捐獻者家屬又做了溝通,他們還是決定捐獻,你馬上來醫院。”電話里他非常急切。于是我們又立馬調頭往醫院趕,這次開得更快,到了透析室已是晚上快八點了。
我們直接去了腎內住院部前臺,這兒跟上次離開時一樣,過道和走廊上塞滿了病床,護士長在詳細分配大隊伍。
術前談話時,我才知道還有兩個病友跟我一起作為手術備選對象,一個是滿臉痘疤的小兄弟,一個是走路蹣跚搖晃的老大伯,大概六十來歲。譚醫生做了說明,讓我們三個病人都做檢查,結果出來后專家小組綜合評估,誰最合適,就讓誰上。
我迫切地渴望自己能重新變成一個正常人,不用再把生命的一半時間都花在透析上。檢查都做完已經是凌晨,我們在漫長的黑夜里等待天亮。凌晨五點的時候,基本上結果都出來了,小兄弟感冒加發燒,直接就被否決了,老伯的檢查結果還可以,但是年齡大,體質比較弱,還有些低血糖,我的綜合情況最好,譚醫生最后宣布我為這次移植手術對象。
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大手術,也是我心心念念夢想了很久的手術,看著他們失望地離開,我緊張無比,又期待萬分。
備皮、灌腸,我已經有二十來個小時沒吃東西了,灌了腸肚子更空了,伴隨著前胸貼后背的饑餓感,我焦急地等待著通知。
二十分鐘后,一位護士上來領著我們坐電梯下到手術室層,那天的電梯異常快,一下子就到了,一路上也沒人說話。
入門是手術等待室,進門就讓換鞋,我一個人坐在里面,狹長的通道里沒什么光亮,兩邊是一間接一間的手術室,沒有盡頭。
手術室里溫度很低,四周一片寂靜,我能清晰地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眼前開始放幻燈片,過往的人和事,一股腦向我涌來。
我想起剛生病時的無助絕望,透析的痛苦,還想到親人為了給我續命拼命掙錢,淚腺就跟泡在醋里一樣酸脹,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我竟不知不覺地睡著了,在不知不覺中,手術完成了。
我一直以為腎移植手術就是在肚子中間開個口子,把兩顆壞掉的腎都切了,然后在切的位置把新腎手術縫合接在上面,一個新腎換舊腎。
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醫生根本沒動那兩個原裝壞死了的腎,他們在我的右下腹開刀,從正右側面和肚臍一樣高的位置,一直斜切到生殖器正上方兩厘米,傷口總長約十五厘米左右,新的腎就睡在腹窩里。
那天以后,我開始小心地動起來,希望新生的腎寶寶盡快和我融為一體,完全屬于我。腹部的透明導管有血水排出來,積存在引流袋里,這是好的征兆,全家人當時都非常高興。
我們按照要求買了量杯量筒,認真記錄每天尿的出量和進量,和小時候我期待身體長高在門柱子上刻印記一樣。慢慢的,尿量也越來越多。我滿心期待,術前譚醫生講過,恢復快的一般兩個周就可以出院了。
第十天,尿量忽然開始減少,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預感,非常害怕,焦躁不安,醫生也很緊張,給我更換了服藥方案,調整了“強的松”和“他克莫司”的藥量方案,沖擊了四天。所有人都提心吊膽,生怕剛換的“腎寶寶”出問題。
我的身體又開始腫起來,不得不又開始透析“排水”,每天透析一次,每次兩小時,在第十六天,我的尿量又逐漸多了起來,慢慢地維持,實現了進出平衡。我每天都站在隔離室的床邊看著外面的自由廣闊的世界,期盼沒有透析的美好生活。
第二十七天下午,2017年3月14號,我終于盼來了出院。譚醫生特地囑咐我,出院后要隔離居住,環境衛生一定要嚴格要求,我弟弟特地為我在廣州路找了一個很新的兩室一廳的高級公寓,房租一月兩千八租期半年,他和我父親在里面消毒打掃徹徹底底地搞了兩天衛生,四面墻、門、整個床架都用消毒液噴擦了兩遍,所有床上用品都是新買的,買來也全部徹底清洗消毒一遍。
出院后,就我一個人住在這個兩室一廳里,他們還是住在之前租的一套民房。我的房子入門處就擺著消毒液,每個人進出都要洗手消毒,還要穿上一次性隔離防護服,戴好口罩、帽子、手套,然后給我做飯、換紗布、消毒。
我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按時吃藥,家里墻上貼著時間表,手機上定著鬧鐘,我自己看,他們也會提醒我。除了吃藥,還要按時吃飯,排便撒尿做尿量記錄,稱體重做記錄。
我無數次站在窗戶邊,看外面的車水馬龍,看著遠處的青山逐漸綠起來,期待著自己早日從這個保護著我的“牢籠”中解放,去外面的世界自由自在地幸福生活,我寫了好幾個旅游計劃,甚至籌劃和女朋友結婚成家的未來。一切都小心翼翼,但后來事態還是無法控制。
出院后的第四天早上,我的左耳開始疼痛,忍了一上午,下午還是沒有好轉,我給譚醫生打了電話,他安慰我說:“不要過度緊張,吃著激素,抵抗力低容易感冒之類的。”可到了第五天,早上起來疼痛癥狀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愈發嚴重起來,又急忙給譚醫生打電話匯報了情況,他覺得情況不妙,讓我趕緊回醫院住院。這院一住,就是三個月。
3月19日住院后,先是每天都化驗觀察,再后來化驗結果越來越糟糕,其間昏迷抽搐進過一次重癥監護室,最后譚醫生也束手無策,他建議我去湘雅醫學院附屬醫院:“我老師那邊技術經驗設備都先進,肯定比這邊有辦法。”
我們一切完全聽他的安排,他立馬和那邊溝通,但是他又告訴我說我們不用過去了,因為我狀態不好趕過去一路折騰非常危險,他的導師馬上坐高鐵過來給我看診。六個多小時后譚醫生的導師到了后,風塵仆仆的,都沒休息片刻,立馬找來機器給我做穿刺化驗檢查,檢查結果很絕望——移植腎已經壞死,沒有挽回的余地了。
他們建議立即給我手術,把剛移植進去的已經壞死了的腎臟摘除,不然繼續下去會危及我的生命,現在是保命要緊。這個時候我人已經有些恍惚了,不太清醒,他們討論的這些我都不知道,然后我被推進了手術室,摘除壞掉了的移植腎。這個過程我也不知道,它悄悄地進去,然后又悄悄地離開,只在我的身體里,待了短短的30天。
此后我就陷入了半昏迷狀態,幾乎沒什么自主意識,沒法進食和進水,全靠機器和輸入各種營養液維持基本生命體征。美好如此短暫,如同放了一個漂亮的耀眼的煙花。
病歷上清晰地記錄著我在昏迷期間發生的事,4月3日,突發意識不清、四肢抽搐、牙關緊閉,呼之不應。ICU會診后不排除顱內感染,便轉入ICU進一步監測治療。腰椎穿刺,根據腦脊液白細胞計數,考慮病毒性腦病。予抗病毒、抗感染等治療,病情平穩后4月6日轉回腎內科室。
4月21日,因腎移植術后急性排異反應,行右側移植腎切除術,術后轉入ICU進一步監測治療,于4月26日再次轉回腎內科科室治療。
5月2日突發呼吸循環衰竭、意識障礙,再次轉入ICU。于5月12日病情平穩后轉回腎內科,繼續抗感染、控制血壓、規律透析、營養支持。診斷匯總為病毒性腦病,肺部感染、感染性肺不張,雙側胸腔積液,心影增大、心包積液,腹腔積液,雙腎縮小,慢性腎病,需規律透析。
我關于搶救唯一的印象是:有一次,我早上透析,上機沒多久,在透析過程中人忽然就開始難受起來,冷汗如泉水一樣不住地往外冒,汗水辣眼睛,不一會兒,頭發、衣服褲子都濕透了,身體里面的血液跟熬干了一樣,恨不得把全身的骨頭都取出來,一根根擦一遍。難受至極,人已經意識恍惚了,不自覺地亂動,完全不受控制,我弟和我父親一直在邊上把我死死按住。
后來實在沒辦法,我只能提前下機,回來躺在病房,身上插著各種管子,人意識也是模糊的,衣服也沒法脫,還是我弟趕緊買了一把大剪刀剪掉衣服,才給我換上干凈的睡衣,再后來的事,我就完全沒印象了。
第三次病危進入重癥監護室,因為重度昏迷時間長,身體體征指標很糟糕,醫生勸我家人說:“他一直這樣重度昏迷,長時間沒什么反應,全靠機器幫助維持基本的生命體征,很有可能我一直醒不來,最后弄得人財兩空。”家人不忍心主動放棄我,他們說:“就讓他在里面吧,如果他真要走都讓他在里面走。這樣余生內心都要好接受一點。”
在醫生勸說放棄的第三天,我醒了過來。醒過來后的我一直沒有睡意,全身被死死捆綁著,固定在病床上。搞衛生的阿姨進來看到我清醒著,她說我的家人白天黑夜的都有人在重癥外面守著我,大家都沒有放棄我,堅信我一定會挺住恢復清醒過來的。次日,經過評估,我出了重癥監護室,重新再次回到腎內科病房,因為術后感染了中耳炎,我的左臉成了面癱。
聽說,譚醫生在我手術后又做了兩例腎移植手術,病人恢復得都很好,順利出院邁向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6月初,我終于恢復了比較清晰的意識,但是因為長期沒有進食,營養嚴重缺失,加上各種捆綁固定沒活動,肌肉已經萎縮了,身體處于癱瘓狀態,我只能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手上一直在輸脂肪乳,非常濃稠,幾分鐘才滴一顆,一瓶五百毫升的液體,從中午十一點左右開始,要一直輸到晚上兩三點四五點,父親不定時一會兒起來看看我看看液體,一會兒又起來看看。
隔壁床的家屬老太太問父親:“大哥你有七十幾?”
我父親苦笑了一下說:“哪有七十幾,今年我才五十歲多點兒。”
從年后入院手術開始,父親已經守著我快四個月了,頭上稀稀拉拉的,沒幾根頭發了,頭皮都明顯清晰可見。臉上皺紋也越來越深,他人似乎都縮水了,矮小瘦弱了不少。
我爸的身體已經垮了,我叫他,他都要過幾秒才能做出反應。我媽一個人半夜就起來去早餐店開門忙活,店里平時兩個人忙的事現在她一個人在撐,維持著經營給我掙住院費和醫藥費,晚上收了攤還要趕來醫院看我照顧我,給我按摩活動身體。
弟弟專心回縣城上班掙錢來救我,周末他坐大巴車跑一百五十公里來醫院,周日晚上再坐大巴跑一百五十公里回縣城上班。女朋友稍微近一點,周末都在,晚上沒晚自習的時候也急急忙忙地趕醫院來照顧我。
他們都會做的一件事就是幫我熱敷、按摩、揉搓和不停地幫我抬腿、抬手、活動。醫生們查房,每天早上進來第一件事就是幫我翻身,看我屁股后背,有沒有生褥瘡皮膚有沒有潰爛,其中重點就是觀察尾椎骨那個位置,因為一米六三的我六十斤不到,就是真的皮包骨,使得那個尾椎骨看起來凸出來了一大截,六十斤的重量壓在上面使它硬生生地插在床上,加上腎性骨病,最怕的是它一不注意就斷了,我父親說那頂尖處的皮像炸了的氣球的皮敷蓋在上面,紅彤彤的。
譚醫生總是一臉揪心地囑咐我:“只要立馬有點兒好轉,就趕緊多活動活動,要不再這樣下去,肌肉萎縮,真就成癱瘓了。”可他這番話,我聽著已經有些麻木了。我感覺自己都已經適應癱瘓狀態了。
在那不死不活的煎熬里,有整整半個月,我一直不想活著了。我明白他們醫生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時候能出院,甚至能不能好起來他們都不清楚。我害怕繼續這樣拖下去,身邊人會被我拖死。
但情況終究是好轉了,6月中旬,我開始慢慢練習吃東西了,雖然人依舊癱瘓的,但只要開始進食吃東西,能自主攝入營養,就是個好消息,透析也能規律完成。6月18日,我終于熬到允許出院了。那天我父親一個人收拾了很久,住了三個多月,病房儲物柜里堆了很多東西。出院時已經是盛夏了,從大樓出來,外面的太陽明晃晃的,路上的人們都穿著拖鞋短袖背心短褲,我還裹著入院時候的厚棉衣。我窩在輪椅中間,被衣物被子床單固定著,我搖搖晃晃地移動,整個世界熟悉又陌生。
出院之后,周一到周六父親都推著我去門診中醫科針灸治療面癱,左半邊身體從頭頂開始一路向下針灸,一針三塊錢,去一次耗資一百五十左右。可我應該是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很多面癱病友生病后立馬去醫院治療,扎了一個周十來天就完全恢復了,我一周六天連續扎了三個多月,從炎熱的盛夏一直扎到涼意濃起的深秋,左臉依然完全沒什么反應。
2019年,我和女朋友和平分手了,從重癥監護室走出來的幾百天里,她一直陪著我學走路,每年就過年的幾天才回家陪陪父母,我的人生已經爛了,以后只會越來越糟糕,沒必要拉著她一起走這一條一眼就能望到頭的絕路。
也是這一年開始,我每天下午都在家學著做飯,等待爸媽店里收攤、兄弟下班回來一起吃。不管透析回家身體多么虛弱難受,只要還能站立,我都會咬牙堅持做飯。我們一家四口圍著電暖爐,聽到他們說好吃的時候,我就覺得特別幸福和滿足。
2019年9月開始,我的血壓也開始低,心臟彩超的結果顯示,我的心臟還是不太行了。 慢性心臟問題,據說這是更致命的病變,我本來計劃是春暖花開時,就恢復邊透析邊上班的生活。可如今我的心臟讓我低血壓,我常常頭暈眼花,心像碎了一樣痛。
我坐輪椅坐了將近兩年,又逐漸重新學習走路,2024年,我走路基本正常起來,這時候距離那場腎移植手術已經過去七年了。
到今天我練習走路已經有六年多了,經過無數次含淚堅持,現在平坦的路正常走起來基本沒問題了,甚至都看不出我半癱過,但是只要是有一點兒坡度的路,我走起來依舊搖晃飄浮,即使我已經非常努力地去掌控自己。
我特別珍惜現在的一切,珍惜今天自己還能做飯,珍惜自己的雙腿還能支撐起瘦弱的身體自由行走,珍惜自己能完成泡腳洗澡洗衣服,珍惜自己能獨立去拉一泡屎,珍惜能獨立去透析平安回家。這些都是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能力,可是對于我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因為我知道,也許未來不久的某一天我可能會又癱瘓得猝不及防,變成一個植物人。
我有天在家翻找東西,在箱子里發現了幾張單子,上面是同事領導們在我手術后重癥搶救的時候給我募捐的名單,我能活過來,今天依舊還活著,靠的是親朋好友同事領導同學們齊心協力搭手救過來的。
人生就是一條往前延伸的路,有的人的路可能平坦順暢,有的人的路可能崎嶇顛簸,而我的這條路走到二十幾歲就遇上了無法逾越的深淵,越陷越深,頭頂有一絲遙遠的光,時隱時現,雖然我奮力向上攀爬,可還是抓不住。
但就算死在坑底,我也一定會好好地珍惜最后的那幾口氣,因為我知道,這殘缺的肉體脆弱無比,疼痛就在下一秒等待著我,我沒有未來,更不會有下輩子,珍惜眼前,余生為家人認真活好每一天。
寫下這些回憶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幸福可能并不在于某一件事本身,不要糾結那些已經失去的東西,而是在于你所有的堅持,對所擁有的東西的珍惜。
編輯丨小滿 實習丨趙陽
團缽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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