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的湖北，致命的軟肋在哪里？

季節變遷，風云變幻。

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南下參加慶典，意外地在武漢停留一兩天，“為湖北改革發展擘畫藍圖、指引航向。

緊接著，另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6月30日至7月4日率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在湖北檢查長江保護法實施情況。

在過去的一年，湖北GDP突破5萬億，位居全國第七，人口增量全國第三，經濟發展顯示出強大的韌勁。

現在中央領導如此密集視察湖北，是不是傳遞出加快發展湖北的某種信號？

1

“新發展格局”是什么局

中央媒體報道中有以下四點：

（1）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湖北工作，多次到湖北考察調研，為湖北改革發展擘畫藍圖、指引航向；

（2）特別是6月28日視察時強調的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升我國發展獨立性、自主性、安全性，立意高遠深刻，事關重大。

（3）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要求，努力建設全國構建新發展格局先行區。

（4）要貫徹中央人大工作會議精神，認真做好立法、監督、代表等工作。

對于湖北來說，最重要的是第（3）點“努力建設全國構建新發展格局先行區”。“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新詞，是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此后， “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被廣泛關注，熱烈討論，“新發展格局”反而被作為一般性詞匯，不受關注。也就是說，大家都提“內循環”，很少提“新發展格局”。今年5月中共中央推出建設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也被認為是實現內循環的關鍵。

最先活用“新發展格局”這個詞的地方政府是南京。去年11月南京提出建設“全國構建新發展格局先行示范區”，要標“新”立“范”。

湖北提出“全國構建新發展格局先行區”是在今年6月的省兩會上，而湖北的新省委書記王蒙徽是在今年3月上任的，顯然，這個“先行區”是王蒙徽來了湖北之后，為湖北發展所作的重要規劃布局。湖北媒體報道是他“親自主持、全程指導”：

湖北提出這個先行區不久，就被領導人肯定，這對湖北和王蒙徽都是一大支持。

不過，這個“先行區”能否上升為國家戰略，與深圳的“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區”相提并論，還要看湖北能為這個“口袋”裝進什么真材實料。

近年來，南京都市圈、福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長株潭都市圈、西安都市圈等幾個國家級都市圈先后獲批，武漢“1+8”城市圈和鄭州“1+8”都市圈遲遲未批，并非實力不夠強，而是裝的內容實在太大了。

2

湖北是如何崛起的

湖北位于中國中部、長江中游，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又是魚米之鄉，經濟發展水平也一直居中游。且湖北人有“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之稱，精明能干，很有頭腦，但也擅長窩里斗，不能發揮合力。改革幾十年來湖北的發展充分體現了這一大特點，時機來了就抓緊干，時機不對就窩里斗。

改革開放之初，湖北曾有一段快速發展的時期，但90年代全國都開放的時候，本該中部崛起的湖北卻“中部塌陷”，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典型的是省會武漢，曾經的工業大市，但在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初，卻排在全國十幾名，落在無錫、青島、佛山、寧波、東莞等一批沿海新興城市之后。

對于全國發展格局來說，中部塌陷可謂非常不利。當時三農問題非常突出，不僅對國家糧食安全形成威脅，也造成社會不穩定，因此需要從全局的戰略高度理順農業農村的生產關系矛盾。

新世紀伊始，湖北從建設部迎來一位新書記俞正聲。對于這位新書記，湖北人剛開始沒什么感覺。但是沒想到的是，這位書記在2002年十六大的時候當選政治局委員。這一部署對湖北乃至整個中部都意義非凡。改革開放以來，各省市書記由政治局委員擔任的，除了直轄市就是經濟大省廣東，另外，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則是在2007年以后由政治局委員擔任。

俞正聲在湖北那7年穩打穩扎，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和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更關鍵的是發揮武漢的龍頭作用。在俞正聲的努力下，本已塌陷下去的武漢重新獲得戰略性地位——鐵道部把武漢作為高鐵樞紐站，力壓鄭州，而以前武漢只是鄭州鐵路局下面的一個分局。

武漢、鄭州都位于中部，但鄭州因為京廣、隴海兩大鐵路干線交匯而一直是中部鐵路樞紐，鄭州站擁有亞洲最大的鐵路編組站、中國最大的鐵路集裝箱貨運中心。

高鐵時代，武漢升級成為中部交通樞紐，除京廣客運、貨運鐵路之外，從上海到成都的沿江鐵路進一步鞏固了武漢的樞紐位置。

由于政治地位高，俞正聲在湖北更容易處理內部關系，解決黨政機關的作風問題，以及部門之間的扯皮問題。可以說，俞正聲在湖北這7年，調整了干部，理順了機制，讓湖北厚積而薄發。

2006年國家正式實施中部崛起戰略，成為繼東部沿海開放、西部大開發之后的又一重大國家戰略。率先提出“中部崛起”的湖北終于迎來天時、地利、人和等諸多利好，開始走上發展的快車道。

2005年-2021年中部六省均實現快速增長，其中安徽、湖北、江西的增長六倍以上，增速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2005年湖北省GDP為6590億元，全國排名第12位，2015年為29550億元，全國排名第八，2019年更是升到第7位，超越了福建省，2020年因為疫情影響而有所跌落，2021年又回到第七位，不過全省GDP突破了50000億元，達到50012.94億元，凈增量為6569.78億元，排名全國第5，實際增長率為12.9%，排名全國第1。

中部六省GDP十六年增長倍數

從人均GDP看，2010年湖北排名全國第12位，2019年排名全國第八。位于湖北前列的除了排在第一的北京，其余均是沿海省市（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天津）。2020-2021年受疫情影響，重慶超過湖北，湖北降為第九位。

從湖北省內各地市來看，2007年武漢在全國排名第17位，2010年就升至13位，2011年雖仍然是十三位，但是與前面的無錫、佛山、青島的差距已經很小不大，2012年武漢GDP超過8000億元，排名第九，這是闊別22年后武漢首次回到全國前十的位置，2019年又升至全國第八位。

除武漢外，湖北其他地市在全國的排名更是有二十幾位到三十幾位的大幅提升：

湖北終于擺脫中部塌陷的夢魘，實現中部崛起！這個指標意義重大，表明中國已經開始均衡發展，中部發展水平已經向東部接軌，與湖北接壤的重慶、安徽、湖南、河南也緊隨其后，2019年人均GDP分別排名全國第9、13、14及17位。

3

二十年一輪回

20022年3月，湖北又從建設部（2008年“建設部”改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迎來一位書記，這便是清華大學規劃專業出身的博士王蒙徽。

作為恢復高考后的“新三屆”，王蒙徽17歲參加高考就考上了清華大學建筑系。畢業后留校任職，在清華待了15年，后來以副教授的職稱來廣東掛職鍛煉，從此步入仕途。

王蒙徽廣東云浮市委書記時曾接受媒體采訪，談到當時清華的學風：“中國傳統建筑大多講究中軸對稱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倫理營構，以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展開，形成中華傳統建筑的獨特性格。而作為中國的建筑師，應不應該拋棄傳統，學習西洋？設計如此古怪、如此西化的火車站，是不是在向資本主義諂媚？一時間，清華建筑系的師生紛紛發表見解，一場大辯論就此展開。”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建筑百花齊放，各種建筑風格比比皆是，令人耳目一新。回頭看當年的大辯論，我們可從這個角度，感受到中國因改革開放而發生的巨大變化。”

王蒙徽說，當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書記對云浮有一個評價，他認為云浮“主業突出，生活富足，生態優良，民風淳樸，潛力巨大，前景看好”。

而王蒙徽在住建部的五年（2017-2022年）則是中國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的五年，因此被稱為最難當的部長。

履職湖北，讓他站上了一個新起點上——起點不錯，挑戰也不小。

起點不錯，是指湖北省已經擺脫了中部塌陷的困境，成為經濟大省，而且經濟表現出很強的韌勁。即便是遭受疫情的沖擊，武漢在2020年一季度GDP下滑40%的情況下也能逆襲，在當年重回全國前十。

同時，湖北是全國科教文化大省，綜合科技創新水平處于全國第一方陣，武漢也被列為全國第5個科創中心。（6月25日，科技部在武漢宣布，國家將在武漢布局建設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這是繼國家推動建設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成渝區域科創中心之后的第五個國家科技創新中心。

更重要的是，過去二十年來湖北大力發展交通和物流，夯實交通區位優勢，現在已是連接全國“鐵水公空”交通大動脈的中心結點，能夠輻射全國近1/3人口的市場。

今年一季度，湖北省完成交通投資284.2億元，同比增長22.6%，達到歷史同期最高水平。與此同時，亞洲第一個、世界第四個專業貨運樞紐機場鄂州花湖機場即將在年底開通,“超級高鐵”沿江高鐵武宜段全線也進入大建設階段。

沿江高鐵設計時速350公里，是橫貫東中西部，串聯長三角、長江中游、成渝3大城市群的超級工程。沿江高鐵全線貫通后，將極大提升武漢中部交通樞紐的地位。

4

湖北的幾大弱勢

經過這十幾年的發展，湖北在中部崛起，重新回到了全國經濟大省的位置，優勢還是那些優勢，但弱勢也非常突出：

1、人均收入弱

這些年湖北的GDP、人均GDP都已經位居全國七、八名，但是人均居民收入的增長卻落后很多，2011年湖北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8374元，排名全國16位，2015年排名全國13位，2019年仍排名13位。2021年則排到19位。

相比之下，湖北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較快，2019年以16390元排名第九。人均收入增長慢，一方面難以拉動消費，刺激內需，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民間資本積累，導致經濟不平衡更加突出。

2、財政自給能力較弱

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湖北財政收入也迅速增長，增長速度持續超過經濟增長速度。但是湖北的財政自給率卻還不能與沿海省市相比。

2018－2020年，湖北省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逐年增長，財政自給率逐年下降，財政自給能力較弱。不過，一般預算收入中稅收占比較高，土地財政依賴度不高。

不過，據中銀證券2022年8月3日發布的研究報告《土地財政依賴度高的城市都具有什么共性？》，在中部省會城市中，武漢市對土地財政依賴程度較高，達到52%。

如果財政不能自給，那就還算不上經濟強省。

3、武漢吸附能力太強

過去湖北一直是武漢獨大，全省資源基本上都吸附到省會武漢，這十幾年有所改觀，強省會帶動了整個武漢都市圈的興起。但是從人口流動來看，人才還是大量吸附到武漢。

2021年湖北常住人口為5830萬人，新出生40.4萬人，凈增54.7萬人口，位居人口增量榜第3，但是湖北人口增量很不平均，省會武漢成為最大受益者，多數地級行政區的人口增長率是負數，尤其是武漢周邊城市。

2010年-2020年武漢人口增長率為25.97％，而隨州為-5.29％，荊門為-9.63％，荊州為-8.09％，孝感為-11.3％，三個省直轄市也是負數……

武漢吸附能力太強，客觀上壓制了其他地區的發展空間。2003年9月,湖北省政府《關于加強城鎮建設工作的決定》要求“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襄樊和宜昌的發展”。從現在來看，這個成效不是太突出。

在今年6月湖北十二次黨代會上，對襄陽、宜昌重新定位：

——支持襄陽打造引領漢江流域發展、輻射南襄盆地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支持宜昌打造聯結長江中上游、輻射江漢平原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也就是這兩個副中心要跨出省域，避免在一個省里內卷，從整個角度來看，宜昌向西拓展，吸納重慶乃至四川方面的資源，襄陽向西北要空間，與河南南陽協同發展。其實，歷史上，襄陽、南陽本來就是一家嘛。

如果襄陽、宜昌這兩個副中心真的能與省外打通聯結起來，那么湖北在中國中部崛起就能長久撐起來。

5

金融實力，致命軟肋

經過二三十年的布局與經營，湖北在中國的大交通格局終于初具規模，以水路為核心的“九省通衢”格局終于升級為水陸空一體的現代物流商貿樞紐，武漢這個華中重鎮，也才可以真正實現李崇淮教授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兩通起飛”戰略（依靠大交通、大流通兩翼來“內聯華中、外通海洋”）。

然而對于現代經濟發展來說，湖北卻存在一個致命軟肋，那就是金融實力太弱。金融不僅是經濟實力的重要構成，而且在現代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對于經濟發展起著優化資源配置、提供經濟杠桿的功能。

湖北省擁有長江證券、天風證券兩家上市本土券商，省內最大的三家本土銀行為漢口銀行、武漢農商行和湖北銀行，截至2020年末，三家銀行的總資產規模均在5000億元以下，地方銀行規模偏小。

2018－2020年末，湖北省本外幣各項存款規模逐年增長，分別為55371.19億元、59747.70億元和67159.32億元，年均復合增長10.13%，其中2020年末本外幣存款規模在全國排第11名，低于GDP排名。

湖北金融實力弱，主要表現在省會城市、經濟強中心武漢的金融太“疲”太“軟”。

據證券時報聯合新財富日前發布的《2021中國內地省市金融競爭力排行榜》顯示，2021年武漢金融競爭力總分值險勝長沙，位列中部首位及全國第12位。在中部都只是這個樣子，那武漢更不能與排在前面的沿海城市相比。

相比于長沙、合肥，武漢的金融戰略還不甚明晰，金融支柱產業也不夠突出。即便是鄭州、南昌，也有實力挑戰武漢的金融地位。

中部省會城市中，長沙金融競爭力與武漢差距很小，得分距武漢僅差0.07分。這點差距說明長沙金融實力與武漢半斤對八兩。從上圖可以看出，長沙的金融強，主要強在資本市場上。

由于中國資本市場首先從國企改制上市開始，武漢因為國企多，上市公司數量一直是領先長沙的，而且位居中部六個省會城市第一位，占了先機。但是2010年前后武漢上市公司數量一度“原地踏步”，這表明優質國企基本上市了，而優質民企成長緩慢，而長沙則因為民營經濟活躍，優質企業不斷涌現，最終在2015年底，長沙超越武漢，成為中部城市A股第一城。合肥與武漢的差距，也從12家縮小至9家。

從湖北全省來看，湖北共有131家A股上市公司，排名全國第11位，中部第3位，排名相對落后。而且湖北的上市公司基本集中在武漢，武漢上市公司數量占全省55%，上市企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

湖北搞金融也曾有過一段瘋狂時期，80年代沙市成為全國第一個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點城市，90年代又成為股份制改革的先鋒，那個時候僅沙市一地的股份制公司就超過安徽全省。當然，那時湖北的股改都帶有“九頭鳥”式的取巧，在資本市場日益規范的21世紀，這種取巧顯然沒有了空間。

為推動經濟高品質增長，湖南正實施“強金融強省會”戰略，在上市資源上，長沙今年有上市后備企業350家。而武漢只有145家。而且長沙的上市資源集中在中小企業上，以專精特新為主。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當前已成為城市經濟競爭的新賽道。目前長沙擁有高新技術企業4100多家，專精特新企業培育和發展空間潛力無限。在專精特新企業數量方面，長沙擁有74家專精特新企業，位居全國第12，中部省會城市第一，較武漢多出超四成。

當然，湖北也在積極推動企業上市，2018年推出“上市公司倍增計劃”之后，今年年初又宣布進行新一輪“金種子”企業征選，全省主力上市后備企業擴容至300家以上。此外，相比長沙，武漢在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上更具優勢，2020年武漢創投基金管理規模2144億元，全國第四，資本市場參與度全國第八。在新三板市場上，2021年武漢共有新三板掛牌企業185家，排名全國第七。

顯然，無論從金融發展來看，還是從長遠的經濟動力來看，湖北民營經濟的落后已經影響到湖北未來發展的基礎。2019年武漢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2.9%，合肥2020年這一比例則為53.3%。而合肥的目標是到2025年民營經濟占GDP比重將超過55%；長沙的目標則是，2026年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超過80%！

對于湖北和武漢來說，在推動民營經濟發展上已經落后很多了，這也許是未來湖北發展的最大不確定性。

6

新書記的挑戰

王蒙徽面臨的挑戰不小。

從中部省份經濟崛起的歷程來看，主要是前二十年全國乃至全球經濟處于一個快速成長期，湖北的發展也是這一全球化的紅利所帶來，現在全球經濟面臨衰退風險，也就是說在經濟下行的趨勢下如何逆勢成長呢？

就國內形勢而言，過去十年的發展相當程度上是城市化背景下的投資拉動，對湖北來說，既有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也有城市化過程中的房地產投資。房地產實際上是過去一二十年來內循環的資本提供者，但現在房地產被打趴，對全國經濟、金融形成沖擊，如何激發經濟活力是個大問題。這對剛從住建部過來的王蒙徽來說，有點尷尬。

當然，湖北也不是沒有更大的作為空間。抓住湖北經濟結構的弱點與軟肋，從民營經濟與金融創新等領域著手突破，不但會在短期拉動內需，而且還能補足長期發展的短板，對于中部經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二十年前的中國，需要一個穩定的中部；

二十年后的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腰部。

圖片來自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