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它荒謬，所以人們才信仰

　　歡迎來到“我書架上的神明”，在這個欄目中，我會不定期和你聊聊那些曾經影響過我的書。我不會系統地解讀這些書，而是會以清單體的方式談談它們對我的啟發。

　　今天和大家聊聊韋伯關于宗教的研究。這一期內容也同時發布在B站上，點擊文末圖片可以觀看視頻版。

　　1. 前面兩期咱們聊了韋伯的和，今天這期再來跟大家聊聊韋伯的宗教社會學。一說到這個話題，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韋伯那本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但是在我看來，這本書當然很偉大，可是跟韋伯的整體貢獻相比，這書就沒那么重要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約等于是韋伯用他那一整套非常強悍的方法論做的一道習題。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提供了一套強大的方法論，這是更有價值的。

　　2. 要解釋清楚韋伯的那套方法論，得先弄明白兩個概念，就是物理事實和觀念事實。比如“鬼”這個東西，咱們問它存不存在實際上是在物理意義上追問它到底存不存在，問的是它的一個物理屬性。可是不管它在物理上是否存在，如果一群人相信它存在，他們的行為邏輯和不相信鬼存在的人肯定是不一樣的。而相信它存在的人和相信它不存在的人他們都沒有證據，只是說我們信，這些人的“信”就是一個觀念事實。觀念事實所對應的未必有一個物理載體，但是只要一群人都有這樣一個觀念事實，就一定會影響他們接下來的行為邏輯。宗教社會學研究的就是，這群人是在怎樣的宗教觀念下形成了一個什么樣的觀念事實，又是如何影響了他們的行為邏輯。韋伯把這種方法論給完整地建構了起來，然后用它來研究一個個的宗教。那么對我個人而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關于新教和猶太教的研究了。

　　3. 咱們先來說說新教。韋伯注意到，基督新教里面提出一個觀念叫做“因信稱義”，與因信稱義相對立的是“因功稱義”。所謂的“稱義”，意思就是你是否能夠得救，是否能夠上天堂。因功稱義是說，你能否上天堂取決于你干了多少好事。你干了一件好事，上帝會給你記朵小紅花，等小紅花超過多少朵之后，你就可以上天堂了。而因信稱義是什么意思呢？你上不上天堂跟你干沒干好事沒關系，因為你干的那個好事只是對你而言是好事，對上帝來說還不一定呢。比如你下班回到家一看，你家的狗把沙發坐墊給撕得稀巴爛，你很生氣但是狗卻很委屈，它想跟你說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嗎，可對你來說，狗有多努力沒有意義，跟你對好事的評判沒有關系。那么在新教徒看來，狗所干的好事跟你的標準之間的差距，很可能還小于你干的好事跟神的標準之間的差距。所以對新教徒來說，干不干好事跟你上不上天堂沒關系。如何才有可能上天堂呢？新教徒說很簡單，只要你信了上帝，你就能上天堂。但問題是，什么叫信？

　　4. 在公元3世紀的時候，西方有一個很重要的神學家叫做德爾圖良，他說過這么一句話，“正因為它荒謬，所以我才信仰”。這話初聽上去匪夷所思，后來我才想明白，一個東西如果不荒謬，你用理性就能推出來，那用不著信；只有荒謬的用理性推不出來的東西，你對它只能是信或者不信。它是一個信仰的對象，而不是理性的對象。對新教徒來說，他們要求嚴格依照字面來解讀《圣經》，但嚴格依照字面，有很多東西讀不懂，讀不懂很正常，因為這本來就不是用理性可以讀懂的，它只是一個你信的對象。但因為讀不懂，所以你要信它這事兒就特別難。新教徒認為你靠理性去信，根本就做不到，如果你信了，那一定是神賜予你的這種信仰。而只有神賜給你的“信”，才意味著神揀選了你，你能夠上天堂。

　　▲ 德爾圖良出生于迦太基，因理論貢獻被譽為拉丁教父和西方基督教神學鼻祖之一

　　5. 那么問題來了，我怎么確認我的“信”不是我自個兒以為我信了，而是神賜給我的呢？我怎么確認我真的得救了呢？實際上你根本判斷不了，這事兒只有上帝說了才算，而個人是沒有辦法去探知上帝的意志的。所以，因信稱義這樣的觀念事實，就給新教徒的內心帶來了一個持久的、難以克服的焦慮，就是他始終想要確認自己到底得沒得救。為了克服這種內在的焦慮，新教徒就會想要尋找到一個外在的標志來證明自己確實得救了。而這個外在的標志是什么呢？就是努力地工作、拼命地干活，以便去榮耀上帝。但同時很重要的一點是，你不僅要努力工作，你還要極其節省。如果你一邊拼命工作，一邊拿掙到的錢大肆消費，那表明你只不過是為了驕奢淫逸而工作罷了。所以，你必須一方面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掙錢，另一方面你還要拼命地省錢，這樣才能證明你是為了榮耀上帝，而不是為了驕奢淫逸。

　　6. 那么這樣拼命地掙又拼命地省帶來的一個客觀效果是什么呢？它的利潤積累效率特別高，這也就帶來了現代資本主義所要追求的一個效果，也就是怎樣去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新教以前的時代，追求利潤這個事情是被污名化的，因為如果你去追求利潤，那就意味著你掉錢眼兒里了，耶穌早就說了，富人進天堂比駱駝過針眼還困難。但是在新教這樣一種持久的難以克服的焦慮的激勵之下，反倒客觀上促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實際上是人類的宗教現象當中所實現的一種非意圖后果。

　　7. 另外一個案例是關于猶太教的。在韋伯的《古猶太教》這本書里面，他提出一個特別重要的概念，叫做Pariavolk，中文譯本把它翻譯成“賤民民族”，但是“賤民”的英文原詞Pariah又是“棄兒”的意思，所以我寧愿把它翻譯成“棄兒民族”。什么是棄兒民族？對于猶太人來說，他們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是要上天堂的，而其他人都是棄民，都是要下地獄的。然而現實是，在大流散之后，猶太人走到任何地方都被人歧視，都被人侮辱，都被人打擊。你的神給了你美好的承諾，但是在現實當中你卻混得非常糟，這就構成了理想跟現實之間的一個巨大張力，在這樣的張力下你就成了命運的棄兒，這是韋伯所說的棄兒民族。那么棄兒民族要如何化解張力呢？神給你的承諾特別好，而你卻混得非常糟，是神錯了還是信仰錯了？如果你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的話，你不可能接受是自己的神錯了，也不可能接受是自己的信仰錯了。神沒錯，信仰也沒錯，那是哪錯了？只有一個答案：世界錯了。所以對于棄兒民族來說，如果他的信仰特別堅定，他反倒會導出另外一個特別堅定的信念，就是世界錯了。世界錯了怎么辦？那我就要把這錯的世界給改回來，改成一個對的世界。

　　▲ 公元前6世紀猶大王國滅亡后，猶太人被迫離開家園，James Jacques Joseph Tissot繪

　　8. 因此，這樣的信仰所引出的精神結構會出現一個效果，就是猶太人面對現實世界有著非常強的反抗性、非常強的革命性。尤其到了近代以來，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在革命成功以前的布爾什維克中猶太人的比例高得異乎尋常（之所以強調是革命成功以前，是因為革命成功之后很多邏輯就變了）。當時俄國人口當中，猶太人的比例在1%左右，可是在革命成功以前的布爾什維克高級干部當中，猶太人的比例幾乎占到了50%。為什么會出現這樣奇怪的比例呢？原因在于，那些堅定的猶太革命者雖然已經不信他們的神了，不信他們的上帝了，但是對于世界的基本理解方式，在潛意識里面仍然來自他們的宗教所給出的理解模型。在這個理解模型中，雖然神被剔除掉了，但仍然包含了一點，就是世界錯了，我要把錯的世界給顛倒回來，成為一個正確的世界。現實跟理想之間的張力，就成了革命的動力和正當性所在。所以，革命成功以前布爾什維克里面猶太人的比例高得異乎尋常，這是跟他們特定的精神結構、曾經的觀念事實直接相關的。雖然曾經的觀念事實里面很多內容已經被革命者剔除掉了，但是留下的對于世界的一種理解模型仍然影響著他們后續的行為邏輯。

　　9. 在對于上面這些問題的理解和解釋上，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思考工具。當然了，剛才我所說的宗教與人的行為模式、行為關系之間的關聯仍然還是一些泛泛之談，宗教到底怎樣具體地影響人們的行為邏輯其實又跟教會結構相關。簡單來說，每個宗教都有教義，而教義需要通過一個轉化機制來具體影響人們的行為邏輯，這個轉化機制就是教會。而教會又有它的組織結構，它的組織結構到底怎么發展來的，又跟教會與政治之間的相互關系有關。這是另外一個大的話題了，之后我們可以再專門來聊聊教會與政治之間的結構性關系怎樣誘發了東正教地區、天主教地區和新教地區彼此之間大不相同的文化氣質和歷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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