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登基曾國藩遭猜忌，首席軍機先施救后打擊，其中玄機令人深思

道光三十年正月，老皇帝道光駕崩，年方二十，意氣風發的咸豐登基。這一年，曾國藩三十九歲，比新皇帝大了近二十歲，已算是兩代人。

在世人眼中，咸豐不僅身體羸弱，而且是個扶不起的庸主，論帝王之資，遠遠比不上遭他打壓的恭親王，有“鬼子六”之稱的奕?。

然而，穿過深邃的宮墻，拂去咸豐御案上的歷史塵埃，在一小部分拒絕人云亦云的智者看來，咸豐只是時運太差，為君不夠堅毅，但論帝王心機，駕馭臣下，謀篇布局，他不僅不弱，甚至還可以說極具愛新覺羅的“家學底蘊”。

有人曾講過，咸豐的高深莫測，是另一種境界，他不是大智若愚，而是大智若昏，參不透，看不懂，你可能會發出譏笑，可一旦醒悟了，他帶給你的就是不寒而栗之感。

晚清官場有個人物，名叫張集馨，此人早年參加科舉相當順達，仕途起點很高，只可惜中途蹉跎，晚景黯然，到死都沒能做上封疆大吏。他曾寫過一本書《道咸宦海見聞錄》，記錄了當時官場的許多秘事，其中就有咸豐兩次召見他的軼事。

咸豐六年張集馨受到召見時，因腿部有傷，行走不便，咸豐便問：“汝何以墜馬受傷？”

張集馨對：“臣素不善騎，軍中督隊，非騎馬不可，是日督隊，所騎生馬，未經行陣，逆匪搖旗吶喊，馬遂驚逸，臣羈勒不住，遂致墜馬，并為馬碰一腳，抬回帳房，不能帶隊。經勝保奏明，赴就近省城調理，蒙恩諭準。”

咸豐聽了，又問：“汝今年五十幾歲？”

張集馨對：“臣系庚申命，今年五十七歲。”

咸豐又問：“汝京城有住房否？”

張集馨對：“有。”

咸豐又問：“在何處？”

張集馨對：“在西單牌樓。”

咸豐又問：“甚么胡同？”

張集馨對：“皮庫胡同。”

過了三年，到了咸豐九年，咸豐再次召見張集馨，所問問題讓其大為搖頭。

咸豐問：“汝住在京城何處？”

張集馨對：“在西單牌樓皮庫胡同。”

咸豐又問：“是汝自己房子？”

張集馨對：“是。”

咸豐又問：“汝在軍營帶過隊么？”

張集馨對：“臣初到營即帶隊，后來腿受傷不能騎馬，即不帶隊，辦理文案。”

咸豐又問：“汝受何傷？”

張集馨對：“墜馬受傷。”

咸豐又問：“還是追賊，還是為賊壓下？”

張集馨對：“打仗時，賊匪開號，馬驚墜騎，為馬蹄所踹。”

咸豐又問：“汝今年五十幾歲？”

張集馨對：“六十歲。”

張集馨在記載完這兩次召對后，很是失望感慨地說，時隔三年，問的問題幾乎一樣，真是一聲嘆息。言下之意，咸豐精力不行，記憶力極差，完全就是昏聵之君。

可是有廟堂高人讀到這則軼事，卻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我怎么覺得最恐怕的就是這種重復呢？如果你心中有鬼，你不怕嗎？如果你說假話，想僥幸過關，你不覺得如坐針氈嗎？這就好比是，明明已經聽清楚了，但說出口的卻是，你剛才講的是什么！你所以為的昏聵，其實是審視，是壓迫，是以示昏的方式誘你放松警惕，露出尾巴。

因為實際上絲毫不弱，并且帶有猜忌之主的濃厚色彩，所以咸豐始一登基，便做出了兩件大事，第一件便是以雷霆手段罷免了道光朝的權臣、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

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咸豐頒布諭旨：

“任賢去邪，誠人君之首務也。去邪不斷，則任賢不專。方今天下因循廢墮，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是朕之過。······穆彰阿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難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第念穆彰阿系三朝舊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實有不忍，著從寬革職，永不敘用。”

此道諭旨一出，天下稱快，舉朝振奮。

但是，對于三十九歲的曾國藩而言，英明少主行英明之事，這等景象卻讓他感到憂心忡忡。蓋其原因，很簡單，京城官場無人不知，他乃是穆彰阿的重要黨徒。昔日，他靠著攀附穆彰阿，在道光朝平步青云，十年之內從翰林院庶吉士做到了二品大員。

現在好了，穆彰阿倒了。

依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慣例，加之咸豐敏感好猜，接下來曾國藩將遭遇什么不言自明，輕則在京城無立足之地，重則將墜穆彰阿所墜之崖。

在幾乎所有關于曾國藩的傳記著作中，曾國藩此時的官場處境都被忽略了，大家都將目光投向了咸豐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以及曾國藩在此期間的犯顏進諫，而后他們得出結論，咸豐老虎屁股摸不得，絕非英主；曾國藩鋒芒太盛、棱角太明，論官場修為，他還屬于初出茅廬，不能入流。

這么看，不僅是看薄了歷史，也看淺了與歷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咸豐朝的這一對君臣。

事實上，只要設身處地，給歷史注入血肉、脈搏，事兒也許還是那些事兒，但真相卻早已是另一番深邃的樣子。

咸豐清除穆彰阿的黨徒，絲毫不急躁，他要的不是一網打盡，大肆株連，而是將大樹推倒后，以新朝新氣象，來倒逼這些人。

咸豐所祭出的“新朝新氣象”，便是他登基后做的第二件大事，下詔“求言”。他擺出虛心納諫的姿態，鼓勵朝臣，可以就朝廷用人、行政等一切事宜，暢所欲言，“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

在咸豐看來，這不僅是勵精圖治之舉，更是御人之道。

他倒要看看，經此一道，穆彰阿的黨徒們究竟都是怎樣貨色？有幾人敢站出來，又有幾人能獻上真知灼見。

曾國藩揣摩咸豐的帝王心機，絕不是什么鋒芒自逞，而是深沉鎮靜得很。他知道，對他這樣的穆黨重要成員來說，咸豐所謂的“求言”，既是機會，更是陷阱。如果躲避不言，事后必遭打擊清算；如果進言不當，被抓到把柄，結果更是無異于自上枷鎖。

曾國藩玩文字，講政治格局，是經年累月練出來的，實力在咸豐朝初期已經不容小覷。為了自保，過關，爭取咸豐的重新認識，他費盡心機，選了一個最能引起咸豐共鳴的角度，上了一篇《應詔陳言疏》。

此疏在“罷黜穆彰阿無比英明”的潛臺詞下，大談了當時官場的四大通病——

京官歷來有兩大毛病：一是遇事畏縮；二是瑣屑無能，務小不務大。

地方官另有兩大毛病：一是敷衍，遇到矛盾與問題，盡使“拖”字訣；二是顢頇（man han），凡事只做表面文章，其實內里已經爛透。

為了顯示自己的“拳拳憂國心，殷殷赤子情”，此疏結尾處，曾國藩還處心積慮，異常尖銳地指出，十來年間，朝中大臣沒有一個對皇上講過國家有什么嚴重問題。地方官員，也沒有一個人對皇上講過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負責進諫的官員，也沒有一個人指出過皇上有什么做錯的地方。舉朝上下，無一人忠心為國，這是多么的可怕！

咸豐看來這道奏折，以為曾國藩此番進諫，既有一定的見解，又力挺了自己的倒穆之舉，倒是有可取之處，于是他下了一道對曾國藩表示嘉獎的上諭，“奏陳用人之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納。”

得到這樣的反饋，曾國藩的精神為之一振，他以為把到了咸豐的脈搏，接下來只要趁熱打鐵，進一步增加咸豐對他的好感，那一頂要命的穆黨黨徒的帽子或許就可以輕松摘下了。

曾國藩一生推崇拙誠，這讓他許多時候行事有笨拙之感。這一次即是如此，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他居然像上了發條一樣，一道接一道地向咸豐遞送“進言”折子，內容近乎涵蓋了他能想到的方方面面，例如《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等等。

咸豐接到這些“進言”之后的反應很有意思，他不再夸贊曾國藩，只敷衍一句“知道了”，而后他便不斷給曾國藩加派新差事，今天讓他兼署工部侍郎，明天又讓他兼署吏部，最多時居然讓他身兼并五部差事。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好事情啊！說明咸豐已經冰釋前嫌，開始重新重用曾國藩了。

真是這樣嗎？

如果你身邊有官場老人，他可能會告訴你，咸豐只給曾國藩派活，不給曾國藩升官，這可不是重用，而是以褒為貶的敲打。差事多了，困境就來了，深陷其中，難免會懈怠，煩躁，疲憊，出錯，結果呢？不是自己累趴下，就是被別人打趴下。

曾國藩的智商不低，他當然知道自己陷入了一個微妙的困境，咸豐先前的贊賞只是一種假象，他根本沒有改變看法，現在他不停地驅使，實質上就是另一種讓人不寒而栗地驅趕。

曾國藩后來將一生修為歸納為一個“挺”字。他認為凡事不能退縮，不應僵持，而要想盡辦法，力挺過去。

這是一個深沉的學問，需要世事的沉淀。在當時，曾國藩雖然對“挺”經已有所領悟，但終究還是差了火候。

對于這一遭如何才能力挺過去？

曾國藩思來想去，最后以為只有驚世駭俗，劍走偏鋒，才有可能破掉眼下的致命困局。簡而言之，他要效仿歷史上的諫臣典范，直言批評咸豐。咸豐若是真有英主之明，必定會大受震撼，從而徹底改變對自己的看法，不再對自己施加可怕的帝王心機。退一萬步，即使因此激怒咸豐，獲罪入獄，那也可以獲得諫臣之名，好過在官場被消耗而死。

就這樣，曾國藩在咸豐元年上了那道著名的諫章《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鋒芒直指咸豐的三大缺點：

第一、見小不見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第二、“徒尚文飾”，不求實際，其中有一句尤為刺眼，“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

第三、剛愎自用、飾非拒諫，出爾反爾，自食其言。

天下英主，沒有不自雄的。咸豐有其心，卻無其資，尤其是早年墜馬傷股，落下殘疾，讓其有了揮之不去的自卑敏感心理。因而，當他在朝堂上看到曾國藩的這道諫章時，他無法想到忠心可鑒，只覺得是放肆狂妄，可惡至極。

據史書記載：“疏上，帝覽奏大怒，捽（摔）諸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

由此可見，曾國藩在這一場君臣博弈中，終因用力過猛，落得了一個慘敗的下場。

幸運的是，就是咸豐盛怒，欲治曾國藩大罪的時候，首席軍機大臣祁寯藻和另一位軍機大臣、曾國藩的座師季芝昌及時站出來，施加了關鍵援手。

祁寯藻向咸豐進言，皇上剛剛下詔求言，如果現在把曾國藩治罪，豈不是出爾反爾，坐實了曾國藩奏疏中的指控？依老臣看，皇上非但不能治罪，反要褒獎曾國藩，如此可見皇上非凡氣度，令天下臣服。

這一番話正中咸豐的帝王虛榮心。

隨后他先是頒下一道長篇上諭，為自己辯解，接著又象征性地為曾國藩“松綁”，并給了不痛不癢的褒獎。

局面演進到這一步，曾國藩的心境灰暗極了，他終于體會到咸豐的難以伺候，更明了自己在京城的仕途算是走到頭了。

恰在這時，曾國藩的母親亡故了。

這本是一件悲苦的事，但曾國藩卻是長舒了一口氣，因為他終于有了遠離京城官場，自我放逐的理由。

這段歷史，講到這里，本可以告一段落，但接著講下去，才真正具有曾國藩的味道——世事從來不簡單；運勢都在沉浮間。

按照一般的官場邏輯，咸豐二年，曾國藩丁憂回鄉，往后他想再起，怕是沒有梯步了。然而，就在他陷入人生死局之時，洪楊之亂席卷半個中國，咸豐為了扼滅其勢，連下諭旨，鼓勵在籍官員興辦團練，圍剿賊兵。

曾國藩本就有拙誠韌勁，加之他欲從官場脫困，所以編練湘勇，便成了義不容辭之事。

然而，聚草成兵，匡扶半壁江山，談何容易。所以，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里，他是連遭打擊，一個跟斗接著一個跟斗，最后只能打脫牙齒和血吞，強撐，硬挺。

天下所有的難題、困境，當巧思無法解決的時候，大力往往能夠創造奇跡。

曾國藩正是靠著這股子以拙誠為筋骨的大力，在隨后的咸豐四年，一舉掙脫出來，并且創造了一個令人興奮的局面。這一年，他率領苦練而成的湘軍，一舉收復了被太平軍占領的武昌和漢陽。

昔日，他費盡心思，無法打動咸豐；現在，他是功到自成，直叫咸豐刮目相看。

當時，咸豐曾下一道上諭：“此次克復兩城，三日之內，焚舟千余，踏平賊壘凈盡，運籌決策，甚合機宜，允宜立沛殊恩，以酬勞績。楊沛著補授湖廣總督。曾國藩著賞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并加恩賞花翎。”

這道上諭，對曾國藩來說，猶如大旱逢甘霖。先前戴在腦袋上穆黨的黑帽子暫且不說，自率領湘軍四處征戰以來，無時無刻，無不深感一支客軍寄人籬下的心酸艱難。現在好了，咸豐不耍虛招，給了他督撫實權，這不僅意味著接納，而且意味著重用。

然而，誰能想到，就在這柳暗花明，天地一片光明的時候，有一個人竟悄然站出來，朝曾國藩潑了一盆帶刀的涼水。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四年前救了曾國藩一命的首席軍機大臣祁寯藻。

據《薛福成集》記載，得知武昌、漢陽收復的捷報，咸豐下了恩旨后依然很欣喜，在宮中對近臣說：“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

祁寯藻聽了，幽幽地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萬余人，恐非國家之福也。”

這種話術，猜忌之主聽了，必有反應。

咸豐聽罷，當即收回成命，另頒一道上諭，改派陶恩培為湖北巡撫，只給了曾國藩一個兵部侍郎的虛銜。

這意味著，咸豐對曾國藩的信任再次碎了一地，困境與死局又重聚了回來。

真是福禍相依。

成也祁寯藻，敗也祁寯藻。

頗具意味的是，曾國藩后來對祁寯藻并無恨意，他以為，祁寯藻打擊他，是好事多磨，是自己的運氣太好。

好事多磨，容易理解。

何以說祁寯藻打擊他，是因為他的運氣好呢？

這就要講到了一個人。

此人就是祁寯藻的親弟弟祁宿藻，他和曾國藩是同年，都是道光十八年的進士。他進翰林院的時候，祁寯藻四十五歲，已是左都御史，三年后祁寯藻更上一層樓，升任戶部尚書，而后直接成為軍機大臣。

所以，論官場背景，有人鋪路，當時的曾國藩都無法跟祁宿藻比。

事實上也是，在道光朝，祁宿藻在翰林院歷練一段時間后，很快外放為湖北黃州府知府，不久又調任武昌府知府。在武昌府，因為政聲甚好，祁宿藻又干脆爬起直線樓梯，先是被提拔為廣東鹽運使，后又遷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

到了咸豐朝，當曾國藩深陷官場困局時，祁宿藻已調任江寧布政使，并在任上干得風生水起。

然而，就在祁宿藻順風順水，前程可期之時，咸豐二年二月，太平軍突然順江東下，一舉將江寧城圍困。當時，兩江總督陸建瀛戴罪在身，威望不夠，只好由祁宿藻擔當守城大任。結果在大勢已去的死境下，祁宿藻憂憤登上城墻，苦守三天，在城破之前嘔血數升而亡。

據說，弟弟的慘死讓哥哥祁寯藻始終難以釋懷——明明是一路飛揚，從未遇險受挫，怎么到頭來竟成了登到高處是墜崖。反觀那曾國藩，前看蹉跎，后看沉浮，一步三磨，怎么就慢慢地成了天地大開，運勢如虹。

想當初，如果弟弟能夠緩一緩，或者能如曾國藩一樣，遭遇一些不利打擊，他的命運會否能夠改寫？

有好事者講，這是肯定的。如果當初祁宿藻釘在湖南布政使任上，不去高攀繁盛之地江寧，那么后來他很可能升任湖南巡撫，在守長沙中立下大功而身不死。那樣的話，他日后的功業未必會遜于曾國藩。

這樣的邏輯，曾國藩是相信的，所以當祁寯藻恨天對祁家不公，操弄話術在咸豐面前打擊他時，他才會說，那是因為自己的運氣太好了。

這個認識，其實是曾國藩的非凡境界。

路漫漫兮其修遠······

大丈夫欲成事，要懂得守缺抱憾，更要懂得躬身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