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老八團，營長、連長多為開國將軍，首任團長政委卻無軍銜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抓到的日軍俘虜共1800余人，這里面包含印緬戰區作戰的遠征軍和駐印軍抓的俘虜，以及抗戰初期八路軍、新四軍抓到后轉交的部分。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抓到了多少日軍俘虜呢？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斗總覽》的詳細統計：1937年9月-1938年6月，俘虜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俘虜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虜 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虜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虜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俘虜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俘虜2156人。計算下來，敵后戰場我軍俘虜日軍6213名(另有746名日軍投誠)，合計6959名。

從上面的統計就能看出，抗戰時想要活捉日軍是很難的，尤其是抗戰初期。八路軍首戰平型關，消滅了一千余日軍，但是沒能抓到一個俘虜，此后120師、129師也頻頻出擊，激戰雁門關，夜襲陽明堡，卻也未能抓到日軍俘虜。1937年11月的廣陽伏擊戰，捷報傳來，八路軍首俘日軍，而且是115師343旅參謀長陳士渠一奪長槍，二奪軍刀，親手抓了俘虜。

上篇文說到，新四軍的首戰是由鄂東北獨立團（與紅28軍沒啥關系）改編的九團二營打的蔣家河口伏擊戰，我軍充分利用地利，機槍步槍急襲，汽艇上的日軍被動挨打，幾無還手之力。這一仗擊斃日軍二十余名or 十余名，我軍無一傷亡。戰斗干脆利落，以致于擔架隊、衛生隊本準備搶救傷員，還沒行動戰斗就結束了。

此戰過后不久，1938年6月16日，皖中舒城、桐城間的大、小關伏擊戰，新四軍第一次抓到日軍俘虜。這次戰斗部隊的番號也是二營，但是是第八團二營。我軍以傷7亡2（其中犧牲一位排長）的代價，“擊斃日軍10人，俘1人，繳獲三八槍4支和一些彈藥背包。”（2營6連指導員胡煒《打擊日軍的第一次戰斗》），至于斃傷23名之說，估計是戰時宣傳需要。這一仗也是八團抗日首戰。

大、小關戰斗發生地

這個八團，新四軍成立時有1500余人，是人數最多的一個團。但是，全團沒有一挺機槍，一半的人員手里拿的是大刀長矛，穿的服裝有軍裝、有長袍、有布衣短衫，五花八門。人員構成上，不到一半是紅軍游擊隊員，一大半是改編過來的土匪。因而，雖然是新四軍成立之初最大的一個團，但是從人員到裝備來說，可以說是戰斗力最弱的一個團隊。但是在抗日烽火中，八團越打越強，成為我軍的主力團。

解放戰爭時，八團的番號為華野七縱58團。大王莊戰斗，中野王近山指揮的六縱遇到了難啃的骨頭，58團增援，殲滅十八軍老虎團兩個營，迫近黃維指揮部。1949年整編，番號為25軍74師220團。抗美援朝時，隨師轉隸24軍。1952年12月，24軍接替15軍防務，220團防守的陣地是西方山391高地，這個高地就是邱少云犧牲的那個高地。關于那個高地的戰斗，可參看之前的文章：邱少云犧牲換來勝利的意義，美65團撤編，美軍：中國人開始進攻了

回國后，24軍駐守京郊，后220團隨師改隸66軍。70師轉為衛戍區警三師后，74師又轉隸24軍，改番號70師，220團改番號208團。

老八團的傳奇不僅僅于此。八團東進后，留下了200人組建了新四軍第八團竹溝留守處，中共豫南特委，河南省委，中共中央中原局先后駐扎于此，竹溝被稱為“華中小延安”。一年多的時間，從竹溝這個地方走出來兩支部隊，東進南下，后發展壯大為新四軍第四師、新四軍第五師。

整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的，除紅二十八軍1500人外，還有鄂東北紅軍獨立團300余人，還有鄂豫邊紅軍游擊隊1500余人。鄂東北紅軍獨立團與紅28軍雖是由平級的兩個黨組織各自領導，但由于血緣較近，特別是由于高敬亭的原因（吞了），許多人誤以為紅28軍有1800余人。

鄂豫邊紅軍游擊隊與紅28軍之間，這兩支紅軍相互沒有統屬關系，戰斗區域不同，停戰談判不同，集中地點也不同。長期以來，相關著述對鄂豫邊紅軍表述不多，很多人都以為整個新四軍第四支隊都是由高敬亭領導的紅軍整編而來，實則謬矣。

周駿鳴

新四軍老八團是由中共鄂豫邊省委領導的鄂豫邊紅軍游擊隊整編而成。八團的成軍，首任團長周駿鳴功莫大焉！

“義馬星”的從軍路

周駿鳴（1902—2003），原名周卯中，河南省確山縣人，享年101歲。

周駿鳴出生于2月，家庭是石滾河鄉焦老莊村一戶家境比較殷實的農家，算是一個小地主家庭。算命先生說他是大富大貴之命，占了四個卯字，即卯年卯月卯日生，小名卯中。7歲時，周駿鳴被家人送入私塾啟蒙。然而，他對于私塾先生教授的《三字經》、《百家姓》等等不感興趣，對于每天搖頭晃腦地誦讀“之乎者也”感覺是在受罪。他最喜歡的是與小伙伴們比力氣，比摔跤，由于身體比其他的同齡人強壯（成年后身高接近1米9），總是屢屢獲勝。現在看來，他就屬于一位調皮搗蛋的學生。

17歲那一年，他跟母親進確山縣城，在火車站，看到了鐵路警察，覺得很威風，心想：要是能當警察該多好哇！之后，周駿鳴多次離家出走，家里人好不容易把他找回來，都以為他犯了“義馬星”。依照那時的迷信說法：犯了“義馬星”，就不能在家里，只得在外面四處亂跑。無奈之下，父親只好托人找關系，讓他到上海豫軍系統靳云鄂師當兵。

在軍閥部隊里，那些軍官和士兵盡干些吹牛拍馬、欺壓百姓的事，周駿鳴看不慣。他悄然離開上海，輾轉回到河南。后來，他投入馮玉祥的部隊，靠著肯干和不怕死，不斷升遷，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參加了“北伐”，參加了中原大戰。

1930年，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中敗北。10月18日，退到黃河以北的原反蔣軍第2方面軍第5路總指揮孫連仲通電投蔣。蔣介石將投降的部分西北軍部隊編為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任總指揮，下轄25師、27師、騎兵第4師。對于投蔣的軍官，蔣的手筆很大，營長送三百元，團長送一千元，旅長送三千元。

1931年初，二十六路軍進入江西，蔣介石又送了一筆錢。隨后，二十六路軍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二、三次圍剿。在紅軍機動靈活戰術的打擊下，二十六路軍屢吃敗仗，損失了約一個旅的兵力。

二十六路軍的官兵出身于北方，不服南方水土，軍中疾病流行，死亡日有發生。加之紅軍的政治攻勢，軍心日漸不穩。適逢孫連仲（兼25師師長）因病去南京醫治，17軍軍長兼27師師長高樹勛亦私自離隊赴廬山，部隊交由參謀長、地下黨員趙博生指揮。12月14日，趙博生同25師73旅旅長董振堂、74旅旅長季振同率兩旅、路直屬隊及27師一部共1.7萬人在寧都起義，開赴蘇區加入紅軍，被編為紅五軍團。

周駿鳴參加了寧都起義，起義后任紅五軍團第13軍第38師第115團團長。紅軍總司令朱德多次來看望起義官兵，與大家促膝談心。這一切，都是周駿鳴在舊軍隊從未遇到過的，他感覺自己“從此走上了光明大道”。

然而，當時“左”傾教條主義開始在中央居于統治地位，毛澤東已經靠邊站。起義部隊的營以上軍官被集中起來學習整訓。1932年5月，季振同（紅五軍團軍團長）、黃中岳（紅十五軍軍長）等人被逮捕，罪名是妄圖將部隊拉走投奔馮玉祥。這件事馮玉祥確實派人與部隊中的人聯絡，但是聯絡人都屬于中下級軍官，然而卻株連到季、黃等人，被定了“反革命”罪。雖然毛澤東、項英采取了挽救措施，將季、黃二人“由死刑減為監禁十年”，但最終在長征出發前夕，仍然被錯殺。

以季振同、黃中岳案為標志，起義軍官一些人被肅反，一些人被遣返，一些人得以繼續留在紅軍。當時，正在病中的周駿鳴被列入遣返之列。經朱德批準，給了他們每人60元回家路費。

臨別前，朱德向被遣返人員講話，深情地說：“中國只有干革命，旁無出路。” 周駿鳴問朱德回家怎么干革命，朱德告訴他：“打土豪分田地嘛。”周駿鳴問："我回去后誰來領導我呢？"總司令說："你先干起來，然后就會有人找你了。"

毛澤東、王稼祥、蕭勁光等與參加寧都起義的部分同志在陜北合影

十五年后，周駿鳴到延安又見到總司令，才知道自己被遣返的實情。朱德說：當時教條主義者說，列寧說過“白軍軍官不能用”。朱德、劉伯承與他們爭論，說中國軍官同資本主義的軍官不同，很多是窮苦農民出身，“但他們不聽我們的意見，現在證明你不是參加革命了嗎？”

艱苦卓絕的游擊戰

河南省確山縣，這個地方誕生過著名的民族英雄楊靖宇。早在1926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確山就興起了農民運動。1927年4月4日，楊靖宇領導確山農民暴動，3天之內攻占了縣城。

大革命失敗后，河南南部那一帶的共產黨人轉入了地下活動，積蓄力量，之后，陸續組建了一些小游擊隊。

周駿鳴此前在軍閥部隊當軍官，腰包挺鼓的，一年多來寄回家的錢就有四千多元，這在整個確山縣都是轟動的。他父親曾經當過區長，見他回了家，就想活動活動讓他去縣保安隊。接受過紅軍教育的周駿鳴當然不會再去干保安團，而是老老實實地在家務農，以便找到共產黨。

回到家鄉的周駿鳴尋找了近一年時間，仍然沒能找到黨組織。為了引起地下黨組織的關注，一天下午，按捺不住的周駿鳴聯絡了幾十個人，繳了幾個山寨上的槍，搞起了農民暴動。并在一個夜里把自己的劣紳八叔打死了，還繳了他的槍。但是暴動剛起，很快就被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劉峙派來的兵鎮壓下去。周駿鳴也因這次暴動成了社會轟動的背叛地主剝削家庭的革命者，引起了黨組織的關注。

1933年7月，負責指導信陽、汝南、確山、正陽、泌縣5縣游擊隊的中共河南省工委巡視員兼確山縣委書記王國華（解放后任河南省副省長），在駐馬店北約1.5公里的王樓找到了周駿鳴。王國華介紹周駿鳴入黨，并分派他到汝南水屯任區委書記。同年10月，王國華、張星江作為河南省代表，前往江西中央蘇區，參加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和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并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周駿鳴接任確山縣委書記。

在蘇區的會議上，毛澤東對王國華早年間組織“紅槍會”參加確山農民暴動大為贊賞，題寫了“黨不離槍”4個大字送給他。會后，王國華被留在中央蘇區工作，張星江返回豫鄂邊。

1934年四五月間，周駿鳴被選為河南省委委員、省委軍委書記，被派往鄂豫邊界游擊根據地，任中共鄂豫邊工委委員、軍事部部長。然而不久，河南省委代理書記張國誠被捕叛變，省委受到嚴重威脅，人員陸續撤離。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前，黨中央決定接受王國華的請求，派他回河南搞武裝斗爭。行前，周恩來與王國華談話：“中央決定：你盡快返回河南，盡快恢復被破壞的各級黨組織；創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廣泛開辟游擊區和根據地。你將遇到各種想像不到的困難，甚至于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聯系到地方黨組織；但是，你不要擔心，我周恩來就是你的黨組織，不論遇到什么險惡環境和艱難困苦，我代表中央永遠承認你的組織關系。”

1934年底，負責同中央聯系（在上海的臨時中央）的河南省委秘書長蘭德修被捕，周駿鳴失去了與中央的聯系。

1935年3月，周駿鳴在漯河被捕，押到開封，與蘭德修同監關押。關押期間，敵人派一叛徒來誘降周駿鳴，聲稱他們組織了一個假省委，準備欺騙群眾，破壞黨組織，要周駿鳴參加。周駿鳴聽后大吃一驚。為揭穿叛徒組織“假省委”（后稱“紅旗黨”）的陰謀，避免更多同志被誘捕，周駿鳴同蘭德修商議后，決定寫“悔過書”，趕緊出獄去找黨組織匯報。就是這件事，成了以后連累他一生的政治包袱。

1935年7月，在尋找河南的黨組織大半年后，王國華終于在唐河縣畢店鎮找到了中共鄂豫邊工委書記張星江。

稍早的7月13日，鄂豫邊工委在平氏縣白蓮洼召開唐河、泌陽、新野三縣縣委和桐柏山特支參加的工委擴大會議，研究在鄂豫邊區開展武裝斗爭的具體計劃，請紅二十五軍傷員、紅軍王連長介紹開展游擊戰的經驗并部署成立游擊隊事宜。由于走漏了風聲，7月15日，桐柏縣固廟區民團包圍了會場，除張星江、仝中玉等少數同志脫險，三個縣的縣委書記等領導和七名紅二十五軍傷員被捕，并慘遭殺害。因而在桐柏山區成立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的活動計劃受到破壞。

在監獄住了五個月的周駿鳴出獄后，很快設法找到了張星江、王國華，向他們匯報了河南省委遭破壞、敵人組織假省委，及自己被捕、出獄經過等情況。由于消息及時，張星江、王國華等采取果斷措施，斷絕了同假河南省委的一切聯系，從而避免了鄂豫邊區可能遭受的重大損失。

1935年8月，張星江、王國華、仝中玉等人召開會議，認為，“把兩個拳頭捏在一起就更有力量”，遂決定豫南和豫西南黨組織合并，改鄂豫邊工委為鄂豫邊省委，由張星江任省委書記，王國華任宣傳部長，仝中玉任組織部長，周駿鳴任軍事部部長。周駿鳴在會議上提出：本人不參加鄂豫邊區原有的組織，以免遭受破壞時說不清楚；由他單獨選一個地區，開辟新的工作。

周駿鳴選擇了信陽、確山、桐柏、泌陽4縣交界的鐵幕山一帶為游擊活動區域。經2個多月努力，建立了3個黨支部和一個區委。1936年1月4日晚，在王老莊西北的小石嶺汪心泰家組建了鄂豫邊紅軍游擊隊。當時只有7個人，分別是鄂豫邊省委書記張星江、在中央蘇區受過游擊訓練的王國富、貧農康春、區委書記汪心太、積極分子吳恒山、紅二十五軍長征留下的傷員老汪和周駿鳴。王國富擔任游擊隊長，周駿鳴任指導員。武器有借來的漢陽造長槍一支，五塊錢賒賬買來的撅把子槍一支，借來的八音手槍一支，子彈一共只有十幾發。

撅把子，民間俗稱單打一。打一槍后要把把子撅開，重新裝填子彈后才能二次擊發。該槍構造簡單，故障率高，發射速度慢，威力小。但在抗戰時期，八路軍游擊隊仍大量使用。撅把子人稱半條槍，故后有豫鄂邊“兩支半槍鬧革命”之說。

當晚會議結束很晚，大家伙剛剛睡下。一位老鄉慌慌張張跑到張星江住處，報告說“小石寨上的聯保主任汪心樂帶著槍出來了。”張星江問：“出來干啥?”老鄉說：“這家伙是個夜游神，每次出寨，不是強奸女人，就是偷雞摸狗，不干好事。老百姓都恨透了他！”張星江一聽，忙推醒周駿鳴，帶著幾名游擊隊員上了山。

不多久，他們就把汪心樂抓住了，還繳獲了一支長槍和幾發子彈。張星江問周駿鳴：“咋處置這個壞蛋？”“干掉他！”張星江把自己的槍交給周駿鳴，“好！你是游擊隊長，我以組織名義委派你親手干掉這個壞蛋，為游擊隊和邊區人民助威！”

桐柏山（脈），位于河南、湖北邊境地區，其主脊北側大部在河南省境內，屬淮陽山脈西段，大致包括南陽盆地以東、舞陽、板橋、確山、平昌關一線以西，信陽、光山、雙椿鋪、武廟一線以南的廣大山地丘陵區。這支7個人的小小的游擊隊就在這片山區大展身手。

他們先在山北羅樓懲治了四個欺壓群眾的反動分子，又冒雪奇襲了信陽西北確山的大橋凹，除掉了地霸張兆龍和保長湛廣才。在很短時間內就橫掃了鐵幕山方圓幾十里的惡霸劣紳，趕走了騷擾群眾的小股土匪，繳獲長槍十幾支，奪得了一部分糧食和其它物資。到3月底，游擊隊發展到30多人，擁有十多支長槍、五支駁殼槍和一支手提沖鋒槍。

1936年2月，游擊隊到了確山縣西北老樂山東邊一帶活動，在杜莊遭遂平縣保安隊襲擊，游擊隊長王國富與一名游擊隊員戰斗中犧牲，另有七人被俘。王國富犧牲后，周駿鳴接任游擊隊長，省委書記張星江兼任指導員。

每年農歷三月初三至初五，坐落在桐柏縣平氏鎮西門外的孤峰山祖師廟都要舉辦大型廟會，能吸引數萬人來趕廟會，有一些地方豪紳，周圍鎮子的保安隊員，或外地來的大商號們，也會挎著長短槍來逛廟會。張星江、周駿鳴決定趁機展開奪槍行動。

3月27日（農歷三月初五），張星江、周駿鳴帶著30余名游擊隊員，王國華、牛德勝分別指揮唐河、桐柏、泌陽三縣的黨員、群眾100多人，扮成香客或趕會的，進入了廟會，副隊長陳香齋帶領長槍隊在外圍負責接應掩護。

奪槍行動很順利，游擊隊共奪得長短槍16支和部分銀元、布匹等物，趁亂撤出會場，向預定地點轉移。

第二天，在轉移途中，游擊隊遭到一股地方保安團截擊，游擊隊邊打邊撤，周圍寨子里的土豪劣紳聽到槍響也紛紛出來配合匪軍作戰。張星江令副隊長陳香齋帶隊突圍，他和周駿鳴、牛德勝等5人掩護。最終，游擊隊沖上山去，而省委書記張星江卻中彈犧牲。由于情況危急，周駿鳴他們都沒能來得及搶回張星江的遺體。后張星江被安葬在姬嶺寨附近山坡上，解放后遷移到泌陽烈士陵園。

張星江犧牲后，仝中玉接任省委書記（57年錯劃右派，66年后又遭迫害，平反后任河南省政協副主席、省委紀檢籌備組負責人），王國華任游擊隊指導員。敵人從犧牲的張星江身上發現了共產黨的文件，知道了游擊隊的政治面目，立即調集軍隊對游擊區進行“清剿”。

在敵人的“追剿”下，游擊隊最后僅剩18人。周駿鳴想起了在中央蘇區時朱總司令講的:在敵人“圍剿”難以擺脫時，把部隊化整為零，隱蔽到群眾中去，使敵人找不到，待擺脫“圍剿”之后，再集零為整，把部隊集中起來，打擊敵人。遂建議把游擊隊化整為零，分散隱蔽行動。省委采納了他的建議，游擊隊分三股活動，每股配駁殼槍二支，長槍五支，六個隊員。這一個階段，是豫鄂邊紅軍游擊隊最低潮、最困難的時期。

1936年8月（一說9月），游擊隊又集零為整，把分散在群眾家里的游擊隊員集合起來，很快部隊就擴大到50多人，有長短槍30余支。

西安事變后，鄂豫邊區省委在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兩年之后，終于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接上了關系，得到了關于國共合作的初步指示。省委和游擊隊進行了改組，王國華任省委書記，周駿鳴任組織部長，鄧一飛任宣傳部長。陳香齋任游擊隊隊長（1937年6月犧牲），仝中玉任指導員。年底，游擊隊發展到100余人，分兩個手槍隊和一個步槍隊，游擊區也擴大了。

建立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

鄂豫邊與北方局的聯絡通了，這本是一件好事。但1937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給省委發來指示信，要求停止執行土地革命時期的方針政策，停止打土豪的行動，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這個指示在省委和紅軍中引起了爭論和懷疑。因為周駿鳴曾經在中央蘇區擔任過紅五軍團的團長，認識中央負責同志，省委就派他去延安向中央匯報請示，了解黨中央的政策。

周駿鳴和鄧一飛先到北平，與中共中央北方局柯慶施、徐子榮接上關系。在北方局的安排下，4月上旬，周駿鳴抵達延安。中共中央組織部根據周的匯報整理出了《周駿鳴關于組織游擊隊的經過活動情形給中央的報告》（參見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

中央安排周駿鳴以鄂豫邊省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5月2日至1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又稱蘇區第五次代表會議）和5月17日至6月10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白區代表會議。周駿鳴得以全面了解中央的政策和策略。

再次見到朱老總后，周駿鳴問朱德：“中央的‘大紅軍談判成功了，我們‘小游擊隊怎么辦呢？國民黨也不同我們談判，還要消滅我們。”朱德回答說：“你的力量太小，國民黨看不起你，怎么會跟你談判呢？回去放手猛烈地擴大力量，發展到他無法消滅你的時候，他就會跟你談判了。”（《百年征程——周駿鳴自傳》）

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決定重建河南省委，由朱理治擔任省委書記。河南省委的管轄范圍，包含河南省和皖北、蘇魯邊、鄂豫邊等地區。此時，長江局尚未成立，中央就把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的4個組織（皖北特委、蘇魯邊特委、鄂豫邊省委、河南工委）都交河南省委領導。朱理治與周駿鳴進行了細致深入的交談，支持他們大力發展武裝。（朱理治《往事回憶》，《紀念朱理治文集》，《朱理治傳》）

為了加強領導，中共中央派原紅六軍團組織部長胡龍奎、北方局派的劉子厚和周駿鳴一道到鄂豫邊區工作，并且帶回中央關于國共合作和平談判的有關文件。

在周駿鳴到延安匯報請示工作期間，鄂豫邊區省委機關被破壞，11位同志被捕，游擊隊長陳香齋犧牲，游擊隊士氣低落。到了7月初，鄂豫邊游擊隊從百余人減少到59人，70多條槍，但仍然擺脫不了被動局面，只得分為三個小隊游擊作戰。

由于北方局不切實際的指示，對游擊隊產生了極大影響，省委在傳達北方局指示后，準備解散游擊隊，讓隊員們回家做秘密工作。周駿鳴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如果我再遲回來一個月，游擊隊就可能解散了。”

1937年7月初，周駿鳴等人從延安回來。省委在泌陽碾盤溝召開會議，聽取周駿鳴、胡龍奎傳達中央領導和中央關于鄂豫邊區工作的指示。經過積極討論后，省委做出如下決議：

1、調整省委領導機構。決定仝中玉任省委書記，胡龍奎任組織部長，鄧一非任宣傳部長（8月，增補劉子厚任統戰部長），王國華、周駿鳴分別任游擊隊指導員、隊長，負責游擊隊的具體工作，發展壯大紅軍武裝。

2、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公開打出抗日旗幟，大力擴大武裝，全面開展對豪紳地主和國民黨地方武裝的統戰工作。地方黨組織要廣泛組織農民自衛隊，加強抗日宣傳，動員青少年參軍。

3、努力打通與鄂豫皖紅軍的聯系，相互支援，并肩作戰，開創邊區斗爭新局面。

碾盤溝會議是鄂豫邊區在新形勢下一個歷史轉折性的會議，鄂豫邊省委和紅軍游擊隊統一了思想、明確了斗爭方向，為桐柏山地區黨和抗日武裝的發展、實現黨中央在新的歷史時期內提出的方針路線政策、開創這一地區抗戰新局面奠定了組織思想基礎。

豫南地區由于長期的階級對立，頑固勢力十分強大，要實現中央提出的“猛烈擴大”還面臨著很多困難。首先，鄂豫邊紅軍游擊隊雖然發展到100多人，但與國民黨地方軍事力量相比仍然是弱小的。國民黨地方武裝不但不與其合作，而且公開向紅軍游擊隊進攻，破壞中共地方黨組織和群眾組織。其次，一部分根據地群眾對抗戰爆發后的形勢尚不完全了解，對國民黨頑固勢力仍有恐懼心理。此外，桐柏山區有大大小小土匪隊伍100多個，成分十分復雜，多則上千人，少則幾十人，對紅軍游擊隊的發展和抗戰新局面的開創也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在這種形勢下，紅軍游擊隊在根據地內擴軍，雖然兵源不缺，但吃飯、穿衣、彈藥、經費等不好解決。針對這種情況，鄂豫邊省委和游擊隊領導人決定對頑固勢力實行“先利而后兵”的政策，繼續實行土地革命時期“打壞貨”的辦法，廣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與頑固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在斗爭中擴大抗日武裝力量。

恰好在此時，8月下旬，紅二十八軍派出了由營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帶領的244團一營300余人，來到鄂豫邊。8月23日，游擊隊與紅28軍部隊會師。為了幫助鄂豫邊游擊隊擺脫困境，244團1營決定首先幫助鄂豫邊紅軍游擊隊拔掉豫南最大的反動圍寨——蔡家沖圍子。

第二天拂曉，周駿鳴指揮36名游擊隊員裝成“土匪”，包圍了蔡家沖圍子。給寨子里送去一封書信，要求提供槍支彈藥、豬肉和大米。圍子里回信說："區區小事，何足掛齒，但請貴部割下人頭二百顆，頭到錢往，公平交易。"于是，隊員們朝圍子開槍了，一面開槍，一面陰陽怪氣地喊著綠林黑話。

槍響不久，一個營的“國軍”從大路趕來，對空打了一梭子機槍，還吹起了沖鋒號。“土匪”見狀即蔡家沖北側山上逃跑，部分“國軍”展開了追擊。圍子里的鄉丁看到“國軍”在追剿“土匪”，趕緊出來同“國軍”一同戰斗。附近圍寨內的人槍見狀也打開寨門沖了出來......

紅28軍在三年游擊戰期間打了許多勝仗，裝備好，就連身上的軍服也是繳獲的，因而，只要不說話，旁人是難以分辨出是紅軍還是國軍。

就這樣，244團1營的后衛部隊趁虛進入了蔡家沖圍子，然后，圍子內的人驚奇地看到那些逃走的”土匪“和追擊的國軍一起有說有笑的也進入了圍子。

這一仗，繳獲長短槍三十余支，子彈五千余發。在佃戶的幫助下，在蔡家的豬圈里扒出幾個大壇子，共有銀圓一萬二千塊、金元寶三塊。蔡家圍子糧食多得很，后面就是殺豬殺雞打魚做飯，并開倉分糧，救濟當地窮苦農民，三天也沒有分完。

9月，紅二十八軍軍部秘書胡繼亭、副團長林維先率領軍直特務營和手槍團二分隊約500人，第二次來支援鄂豫邊區。

紅二十八軍兩次派部隊支援鄂豫邊區，對于鄂豫邊紅軍游擊隊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兩支部隊相互配合，在根據地內顯示了紅軍的力量，震懾了頑固勢力，鼓舞了人民群眾。幾個頑固據點的拔除，使豫南的信陽、確山、桐柏、泌陽百余里的中心區基本連成一片，扭轉了過去被分割的被動局面。戰斗的勝利，繳獲頗豐，有槍有錢有糧，使得擴大紅軍游擊隊有了物質保障。

1937年10月中旬，中共鄂豫邊省委和紅軍游擊隊負責人召開會議，根據中央8月1日《關于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結合自身實際，決定將紅軍游擊隊改編為“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公開打出旗幟，開展武裝抗日的發動工作。周駿鳴任團長，王國華任政訓員（即政委），下轄5個連和1個手槍隊。

民國年間河南土匪的模樣

10月下旬，游擊隊從駐扎在高邑一帶，曾與游擊隊有聯系的土匪隊伍朱六、安克祥、段永祥部，選取了80多名因家貧被迫上山為匪的窮人，參加抗日獨立團，被編為第六連。到10月底。部隊擴大到600余人，全團轄6個連和1個通訊排、1個手槍隊、1個少先隊、1個宣傳隊，并在1、2、4、5連建立了黨支部。

10月27日，抗日獨立團攻占了確山縣竹溝鎮（《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第七十師簡史》）。

改編為新四軍第八團隊

正如朱德所預料的那樣，鄂豫邊紅軍擴大后，信陽專員武旭如提出了與紅軍談判。但是，武旭如毫無誠意，他派出的談判代表是兩個連長。他并不是來和談的，打的算盤是來招安。談判沒有結果。

省委決定，直接與河南省政府談。于是，派出省委統戰部部長馬志遠（即劉子厚，建國后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政委）和獨立團一連指導員張明河，直接去省會開封。臨行前定了3個原則：（1）獨立團聽編不聽調；（2）干部自配；（3）保證糧餉供給。

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得到報告，任命河南民軍司令張鈁為談判代表。經談判，張鈁接受了條件，雙方達成改編協議，張鈁撥給了1000套軍裝和3000元經費（《中共河南黨史》上卷，第389頁）。

上篇文說到，中共中央通過與國民黨政府談判，決定將堅持在豫、鄂、皖、湘、贛、浙、閩、粵八省邊界活動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黨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1937年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

由于消息閉塞，中共鄂豫邊省委和豫南抗日軍獨立團并不了解新的形勢發展。1937年12月初，省委派張明河到武漢找八路軍辦事處匯報工作，順便先去找鄂豫邊省委組織部長胡龍奎（紅28軍1營攻打蔡家沖后，他帶一個中隊隨紅二十八軍部隊赴鄂豫皖），催其回鄂豫邊區。

張明河及同行人員譚建林于12月中旬到達七里坪，見到高敬亭和胡龍奎，匯報了邊區省委的意見：讓胡龍奎帶部隊回鄂豫邊區，并講到要去武漢向周副主席匯報請示工作。此時，高敬亭已經接到通知，要前往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與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研究部隊改編問題。張明河隨同高敬亭一起到武漢。

12月29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聯席會議，聽取傅秋濤匯報湘贛情況、高敬亭匯報鄂豫皖情況、張明河匯報鄂豫邊情況（《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會后，將新四軍組建方案，呈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于鄂豫邊省委和鄂豫邊游擊隊在同國民黨談判中，堅持獨立自主、不上當受騙的原則性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周恩來給予當眾贊揚。

1938年1月8日，按照我方的組建方案，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簽頒通報，核準新四軍“編為四個游擊支隊，以陳毅、張鼎丞、張云逸、高俊（敬）亭分任司令。所有該軍經費、撫遣費、開拔費等，均已規定。并令歸陳總司令誠指揮。”

1938年1月11日，張明河與長江局派往第八團隊的朱茂緒、賀德斌、祝學忠等10多名紅軍團營干部攜帶配發的電臺、款項和其他軍用器材回到豫南，向鄂豫邊省委和獨立團傳達了周恩來副主席和葉挺軍長的命令，將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隊。與此同時，根據上級指示，中共鄂豫邊省委改為中共鄂豫邊區特委，隸屬中共河南省委領導。

1938年1月13日，鄂豫邊區特委（不久后更名為中共豫南特委）和部隊進駐竹溝鎮之后，在竹溝舉行了隆重集會，正式宣布將豫南人民抗日軍獨立團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隊。周駿鳴任團隊長、胡龍奎任副團隊長（政委）、朱茂緒任參謀長、王斌吾任政治部主任。部隊編為兩個營和團直手槍連、通訊排。

新四軍最初的臂章標志

1938年1月下旬，中央派八路軍駐山西臨汾辦事處處長彭雪楓（掛少將軍銜）任河南省委軍事部長，帶領張震、岳夏、滕海青、趙啟民、王子光、成鈞、朱紹卿等一批營團以上紅軍干部和一個排的紅軍戰士，從臨汾來到竹溝。

彭雪楓來到竹溝后，首先幫助周駿鳴和王國華整頓、加強八團隊，收編了豫南山區兩股最大的土匪隊伍安克祥、段永祥部，使八團擴大到1500多人。

1938年3月8日，第八團隊經過整訓后，在信陽縣邢集舉行誓師大會。隨后，部隊東進皖中。

老八團的團長政委為何沒有軍銜

老八團東進奔赴抗日戰場后，傷病員和家屬等隨豫南特委留在了竹溝鎮，組成了新四軍第八團隊竹溝留守處，原豫南獨立團政委王國華任留守處主任，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任政委，張震任參謀長。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河南省委從開封遷往竹溝。1938年9月26日--11月6日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分別成立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劉少奇領導的中原局，東南分局升格為東南局。中原局的駐地設在了竹溝鎮。關于”華中小延安“，以后再專門寫寫。

在一次殲滅民團的戰斗中，第八團隊的首任政委胡龍奎腹部負傷，并發了肺病，轉入武漢醫治。根據資料，1938年3月15日，林愷（河南省委組織部長）擔任新四軍第八團隊政治委員、黨委書記。根據這個時間推算，首任政委胡龍奎應該是在這一個星期間的某次戰斗中負的傷。由于胡龍奎任政委時間短，且是在四支隊集結前就已因傷離隊，因而許多人會誤以為林愷是老八團的首任政委。

武漢淪陷后，胡龍奎傷病復發，未能如期歸隊，隱居家鄉崇陽，并協助地方黨組織開展抗日工作。1945年3月6日，王震率359旅南下支隊進占崇陽，胡龍奎被編入干部大隊。之后，胡龍奎建立了一支100余人槍的崇（陽）通（城）游擊大隊。抗戰勝利后，胡龍奎任359旅后勤部副部長，中原突圍后回到延安。1947年3月，胡龍奎帶隊在山東執行任務（估計是去山東擴軍，組建二縱教導旅那次行動）途中再次負傷，引起肺病復發并惡化，吐血不止，在返回延安路上病逝。

1937年5月，參加秋收起義的幸存者在延安合影，里面就有胡龍奎

《建軍大業》中，毛委員用一塊懷表去買槍，那批槍支就是給羅榮恒、胡龍奎帶領的崇陽農民自衛軍。胡龍奎帶農軍參加了秋收起義，三灣改編時任特務連黨代表，跟隨毛委員上了井岡山。胡龍奎是絕對的根正苗紅，他作為中央代表被派到鄂豫邊區，到達的時間是7月初，而那時，被派往鄂豫皖紅28軍的鄭位三還未從延安出發。所以，他是黨中央派到南方游擊根據地的第一人。

1939年5月，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7月，以八團為基礎成立第五支隊，羅炳輝任司令員，周駿鳴任副司令員兼八團團長。江北指揮部統一指揮新四軍第四支隊、第五支隊、江北游擊縱隊。

左起：新四軍第5支隊政委郭述申、政治部主任張勁夫、司令員羅炳輝、副司令員周駿鳴

1939年12月，劉少奇來到皖東，連續召開三次重要會議，會議傳達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確定了”放手發動群眾、發展人民武裝、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基本方針。會議上，劉少奇批評了機會主義錯誤，指出：“抗戰怎么不知道要槍桿子呀？抗戰要有一個家嘛！幫助人家做苦力（指幫助國民黨桂系鞏固大別山），吃力不討好，最后把你們趕出來。”

年底，周駿鳴和支隊政治部主任方毅正在津浦路西江北指揮部聯系工作，吃住與劉少奇都在一塊。一天，劉少奇從外面匆匆回來，對周駿鳴和方毅說：“趕快回去，準備反‘摩擦’，非摩不可，堅決地用反‘摩擦’對付‘摩擦’，不這樣就沒有根據地。”話雖簡短，但顯得首長非常有決心。周駿鳴立即騎上騾子趕回路東，不久，路西的摩擦戰斗就打響了。

路西剛打完，路東的反摩擦就開始了。這就是著名的半塔保衛戰。半塔集因山上的半截古塔而得名，位于皖東來安、天長、嘉山、盱眙、六合5縣結合部，臨近津浦鐵路，又距南京不遠，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調集10個團1萬余兵力，企圖趁我兵力空虛，一舉奪下半塔集。

當時，新四軍第五支隊在羅炳輝率領下馳援路西未返回，留守半塔集的只有教導隊、游擊隊和特務連，大約1000兵力，其中還有不少是沒有拿過槍的學生兵和女兵。

1940年3月21日拂曉，半塔保衛戰打響。

敵人以10：1的兵力優勢，對半塔集實行了三面包圍，又占領了半塔集后側的制高點西山，并由西山向半塔集發起沖鋒。在指揮部指揮作戰的周駿鳴，用望遠鏡把戰場形勢看得清清楚楚，他甚至一度想到”半塔集可能守不住了”。

半塔保衛戰兵力分布圖

司令部掌握有一支不足100人的特務連、一個重機槍排、一個騎兵班，政治部有一個30人的新兵排，這就是全部的預備隊。周駿鳴命令重機槍排守衛司令部，其他部隊由偵察科長婁學政率領發起反沖鋒。行動前，周駿鳴惡狠狠地下了一道死命令：哪個敢不前進，槍斃！他隨著部隊一起發起了沖鋒，終于奪回了西山。

左起：張勁夫、趙啟民、郭述申、方毅、周駿鳴

然而形勢依然嚴峻。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鄧子恢和五支隊領導人郭述申、趙啟民、方毅、張勁夫等開會討論，有人提出：先照一路猛打，打開缺口，突然沖出去突圍。周駿鳴提出：目前只宜固守。理由是敵軍十倍于我，而我軍新兵較多，如果突圍，敵軍趁勢掩殺，部隊將潰散。半塔集有較好的工事，較充足的糧彈儲備，新兵、女兵雖然野戰不行，但是依托工事是能夠發揮出戰斗力。

鄧子恢同意了周駿鳴的意見，并向路西的劉少奇、張云逸發報請求增援。最終，半塔集守衛部隊堅持8晝夜，為主力部隊回援贏得了寶貴時間。此戰，敵軍潰敗，被殲滅3000余人，我軍繳獲大批武器彈藥，徹底粉碎了頑軍企圖東西夾擊、消滅江北新四軍的陰謀，奠定了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基礎。

五支隊15團半塔保衛戰后合影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軍部重建，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及所屬部隊為新四軍第二師，周駿鳴擔任二師副師長。1943年3月，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4月出席了中共七大會議。抗戰勝利后回華東，相繼任新四軍淮南軍區司令員兼軍區新編第2師師長（政委肖望東），華中軍區司令部參謀長（司令員張鼎丞，政委鄧子恢），華東軍區司令部第二副參謀長兼參謀處處長（第一副參謀長袁仲賢）和軍區后勤部部長（后勤部政委鄺任農），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暨華東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參謀長張震）。

組建新四軍第五支隊時，老八團的第二任政委林愷擔任了支隊政治部副主任兼支隊監察委員會書記，1940年4月回到延安。不知是什么原因（估計與留蘇背景有關），此后發展緩慢，1947年時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三縱八旅副政委，而那時他的老搭檔周駿鳴已擔任了野戰軍的副參謀長。解放后，林愷先后擔任河南航空站政委，中南軍區空軍干部部副部長、政治部副主任，中國人民國防體育協會副主任，1964年任國家體委辦公廳主任。

戰爭年代，周駿鳴多次遭遇兇險，好幾次都是與死神擦肩而過。最后的一次是在1947年。

萊蕪戰役勝利后，周駿鳴在山東大礦地參加參謀長會議。開完會后，大家想到附近的一個村鎮周村去參觀。周駿鳴和華東野戰軍參謀長陳士榘、副參謀長張元壽等人一道乘車前往。陳士榘在前一輛吉普車，周駿鳴與張元壽乘后一輛吉普。上車時，周駿鳴執意要坐后排，結果張元壽坐在前排副駕駛位置。當吉普車快到周村時，突遇敵機來襲。陳士榘的吉普車首先被打著了火，但由于撤離及時，他并未受傷。透過車窗玻璃，周駿鳴看到敵機向自己俯沖過來，趕緊跳下車隱蔽。下車后，他發現自己腿上粘上了鮮血，也不知道誰受傷了。后來才知道，張元壽前胸中彈不幸犧牲，他的一名助手與周駿鳴同坐后排，也犧牲了。

建國后，周駿鳴于1954年11月任國務院水利部副部長，1958年8月任國務院林業部副部長。1959年受到錯誤批判，后任黑龍江省農牧廳副廳長。1966年后，受到迫害，被關押，一遍又一遍地讓他寫關于1935年被捕的交待材料。平反后，1979年任政協河南省第四屆委員會副主席。

周駿鳴、張佩蓮夫婦與子女合影

新四軍成立之初的八個老團隊，一團團長傅秋濤、六團團長葉飛授上級，三團團長黃火星、四團團長盧勝、五團團長饒守坤授中將；二團團長張正坤皖南事變被俘，組織越獄時犧牲；七團團長楊克志叛變后于1942年被桂系槍斃。

從資歷、職務和對革命的貢獻來說，周駿鳴如果不是去地方工作，也應是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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