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去世六天后，鄧小平批示：將悼詞中的“偉大”改為“卓越”

1978年6月12日，一代文豪郭沫若逝世，6天以后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鄧小平親自給他致悼詞。但是在審定悼詞文稿的時候，鄧小平把原文中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中的“偉大”做了一下改動，改成了“卓越”。而鄧公之所以做這一改動，可以說是由郭沫若的生平決定的。
郭沫若1892年生于四川樂山一個商人家庭，他的家境較為富裕，所以從小就受到良好教育，他先后在新式小學和中學讀書，1910年又到成都高等學堂讀書。也就是在那里，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響，對革命心向往之。

后來郭沫若東渡日本求學。“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日本，郭沫若深受震動，并組織夏社宣傳愛國思想。受新詩的影響，郭沫若開始了新詩的創作，并跟郁達夫等人一起創立了創造社。

1923年，郭沫若從日本學成回國，積極創辦《創造周報》，報紙辦得非常成功，創造社的名聲因此大振，成為當時文壇上的一顆耀眼的明星。
五卅慘案中，郭沫若積極參與組織了中國濟難會，營救被捕的革命群眾，還參與籌款資助被捕革命者家屬。

1926年，郭沫若到廣東大學任職，并在那里見到了毛澤東，后來還認識周恩來，并跟周恩來建立深厚友誼。

經黨組織推薦，郭沫若先入黃埔軍校搞宣傳，后又進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工作。他親自參加了北伐，并在戰爭中發揮自己的特長，做了大量宣傳鼓動工作。

北伐過程中，蔣介石就已經開始對共產黨進行鎮壓，郭沫若親自找到蔣介石，要求他停止這種行為，但蔣介石哪里肯聽。郭沫若就找到時任二十軍黨代表的朱德，并在朱德那里寫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試看今日之蔣介石》，對蔣介石大加撻伐。
1927年，南昌起義，郭沫若擔任總政治部主任，起義軍南下后，他也參與其中。
轉戰途中，郭沫若加入了共產黨，周恩來就是他的介紹人之一。

起義失敗后，郭沫若輾轉來到上海，蔣介石則發出了對郭沫若的通緝令。周恩來建議郭沫若去蘇聯暫避風頭，郭沫若因病未能成行。1928年，他二次去了日本。

當時的日本當局也在鎮壓共產黨，郭沫若一到日本就遭到監禁，出獄以后，依然受到監視。

由于行動不自由，郭沫若只好進行學術研究，他大量閱讀了馬恩著作，并試圖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是研究《周易》《詩經》等古代典籍。

就這樣郭沫若在日本艱難生活了十年。“七七事變”后，郭沫若再也待不住了，他決心回國參加救亡運動。但是日本警察監視得太嚴，他就改變姓名偷偷逃回國內。

回國之后，他立即投身到抗戰，他到處奔走，到處發表演講，號召人民團結起來參加到救亡運動中去。他接受周恩來的指派，跟夏衍等革命作家一起創辦《救亡日報》，他以報紙為陣地，參加到轟轟烈烈的抗戰救亡之中。
當時正值淞滬會戰時期，郭沫若親臨戰場一線，慰問戰士，并對戰士們進行采訪，寫了很多戰地文章，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他還到前線給戰士們演講，鼓勵戰士們奮勇殺敵。

上海淪陷后，郭沫若去了香港繼續進行救亡工作，他在香港各處通過演講鼓動人民抗日，同時繼續主辦《救亡日報》。

在日本十年，郭沫若脫離了黨，回國他就重新找到黨組織。但此時他的身份跟以往不同，他是秘密恢復黨員身份的，只受周恩來等人的領導。郭沫若想公開自己的黨員身份，被周恩來阻止。

蔣介石召見了郭沫若，受周恩來的指派，郭沫若接受了蔣介石的任命，擔任國民政府第三廳廳長。

在第三廳，郭沫若代表黨宣傳黨的政策，并募集了大量資金支援抗戰。

第三廳多是文化界人士，并且都是黨外人士，蔣介石卻要求第三廳的人員都加入國民黨，郭沫若以辭職來回應，很多同事也都交上了辭職信。國民黨沒有辦法只好把郭沫若調到文化工作委員會。

皖南事變以后，郭沫若激于義憤，向廣大人民揭露事變真相，受到特務的“關照”。
1940年，郭沫若的行動完全在特務的監視之下，特別是他見周恩來的時候，特務更是如臨大敵，全員出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郭沫若寫下了著名的話劇《屈原》，這部劇作其實就是為諷刺國民黨迫害新四軍而作。

不久，郭沫若還寫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讀后大為激賞，并把這篇文章作為黨的整風文件，要求全黨都要閱讀學習。

重慶談判，毛主席親自去重慶，郭沫若到機場迎接。在跟毛主席交談的時候，他發現主席用的是一只舊懷表，就把自己的新表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珍視這只懷表，經常對人談起。
1948年，黨一邊進行解放戰爭，一邊籌備建國，這時郭沫若終于來到了解放區，參加建國準備工作，從此，郭沫若才算真正回到了黨的身邊。

建國后，郭沫若先后擔任政務院副總理，科學院院長，文聯主席等職務，成為政府重要領導，特別是文化界的領袖。

郭沫若歷來是一個爭議很大的人物，對他的非議很多，關于他的負面評價主要集中在脫黨和特殊歷史時期過于奉承。有的人還對他的生活作風頗多批評。

但是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求全責備，而且也不能脫離歷史環境，而一定要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
鄧公在給郭沫若致悼詞的時候，稱郭沫若“是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并稱他是繼魯迅之后的“文化戰線又一面光輝的旗幟”，這樣的評價才最客觀、最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