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最強的第一團，改編自哪支紅軍？湘鄂贛紅十六軍的不朽傳奇

新四軍組建時的四個支隊八個老團，從部隊傳承和戰斗力來說，單數團要強于偶數團（二團除外）。由于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叛逃，特別是受高敬亭案影響，由紅二十八軍改編的七團的干部和團隊在后期使用和宣傳上亦受到一定的波及。皖南事變時，除新四軍軍部受損，戰斗部隊還損失了軍部教導總隊和一團、三團、五團三個老團。參考二、四、六、八團后來均成為我軍的主力團，皖南事變的損失尤其令人痛惜！

新四軍第一團隊，主要由湘鄂贛邊的紅十六師余部（內含紅十七師）和游擊隊編成，全團1100余人。三年游擊戰期間，在蘇區的紅軍主力部隊主要是紅二十四師、紅十軍團、紅十六師，以及1935年重建的鄂豫皖紅二十八軍。由于紅十軍團損失（內有井岡山紅31團3營），紅二十四師突圍后分散各地堅持游擊戰，紅二十八軍主要是由鄂豫皖地方紅軍升級而來，因而，從部隊歷史傳承來說，一支隊第一團當屬新四軍組建初期戰斗力最強的一個團隊。今天，就來講講湘鄂贛邊的紅色崢嶸歲月。

湘鄂贛邊紅軍

贛南閩西蘇區即我們常說的中央蘇區，圍繞著中央蘇區，贛粵、湘贛、湘鄂贛、皖浙贛、閩北蘇區等形成了中央蘇區的屏障和外延。

湘鄂贛邊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早在北伐時期就有很好的農民運動基礎。“四一二”和“七一五”后，中共決定進行反擊，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決定在湘鄂粵贛組織農民秋收大暴動。毛澤東以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負責籌劃、組織、領導起義。

當時，我黨掌握的能夠參加起義的武裝分駐在湘贛兩省邊界的修水、銅鼓和安源等地，湖南省委根據毛澤東的主張，決定縮小暴動范圍，集中力量，在條件較好的以省會長沙為中心，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岳陽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個縣（鎮）舉行起義。這就是秋收起義。由于敵我力量過于懸殊，起義部隊遭受很大損失，此后，毛澤東率領部隊上了井岡山。

秋收暴動期間，湘東、鄂南、贛西地區的黨組織根據“八七會議”精神，組織工農群眾，先后建立起幾支游擊隊，開始了湘鄂贛邊地區的游擊戰爭。

湘東北、鄂東南、贛西北的交界地區，包括湖南的平江、瀏陽、湘陰、岳陽、臨湘，湖北的陽新、大冶、通山、崇陽、通城、鄂城、咸寧、蒲圻，江西的修水、銅鼓、萬載、萍鄉、宜春、分宜、宜豐、上高、高安、奉新、武寧、瑞昌等縣的大部或一部地區。這片區域恰好處在長江、贛江、湘江 3 條水系，南潯、粵漢、株萍 3 條鐵路和武漢、南昌、長沙 3 個省會之間，是湘鄂贛三省的樞紐地域。由于這個地區離大城市較近，且水陸交通便利，從而易遭軍事上處于優勢的國民黨軍的進攻，但這一地區又萬山綿亙、峻嶺環峙。地勢險要復雜，有利于紅軍游擊隊隱蔽分散，開展靈活的游擊戰爭。

平江起義場景復原

1928年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平江起義，建立了紅五軍。12月，彭德懷率紅五軍主力前往井岡山與朱毛紅軍（紅四軍）會師，其余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湘鄂贛邊支隊，由黃公略率領在當地堅持游擊戰爭。

黃公略

1929年，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經過一系列艱苦轉戰，最終開辟了中央蘇區。1930年2月，隨著王佐、袁文才及其骨干40余人被錯殺，井岡山第二次失守，此后直到1949年9月，我軍才再次打上井岡山。

井岡山失守后，彭德懷率紅五軍從湘贛邊返回湘鄂贛邊，黃公略部再次編回該軍。1930年6月，湘鄂贛邊蘇區發展到湘鄂贛三省的二十余個縣的大部或部分地區，進入全盛時期。紅軍也獲得了較大發展，紅五軍與由紅五軍第五縱隊擴編的紅八軍合編為紅三軍團。

1930年8月，根據湖南省委決定，以紅五軍第一縱隊和湘鄂贛邊獨立師為基礎，與平江、瀏陽、修水、銅鼓、岳陽等縣部分赤衛隊合編成紅軍第十六軍，編入紅三軍團序列，胡一鳴任軍長（后孔荷寵），李楚屏任政治委員（后余伯堅、于兆龍、鄧乾元、黃志竟），轄第7、第9師。不久，紅三軍團開赴中央蘇區，于8月23日與紅一軍團會師，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

前排左起第二人毛主席，第三人朱德，第四人林彪，第五人何長工，第六人周子昆

紅十六軍奉命在湘鄂贛蘇區堅持斗爭，以此為起點，開始統計湘鄂贛紅軍戰績。

湘鄂贛蘇區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地方武裝獲得較大發展，組建了紅軍獨立第1、第2、第3師。1932年3月，湘鄂贛軍區成立，孔荷寵（撤職后叛變）任總指揮，黃志競任政治委員。至7月，全區紅軍及地方部隊發展到1.6萬余人。

在湘鄂贛邊蘇區，除紅十六軍外，還相繼組建了紅十五軍、紅十七軍、紅十八軍，大致說一下：

紅十五軍：

1930年6月中旬，紅三軍團從鄂南開始，連克金牛、鐵山、通山、崇陽等鄂東南重鎮，威逼武漢，隨后揮師南下，7月2日占領岳陽，直逼長沙。

紅十五軍成立紀念碑

7月，紅八軍后方留守處以留下來的部分紅軍和紅軍后方醫院病愈的官兵為骨干，將陽新、大冶、通山等縣的部分地方武裝集中，在陽新太子廟李清村合編為紅八軍第四縱隊，陳奇任縱隊司令；8月上旬，鄂東特委和紅八軍后方留守處以贛北游擊隊為主體，加上陽新的部分游擊隊和赤衛隊，在陽新龍港合編，建立紅八軍第五縱隊，由黃剛任司令員。不久，四、五縱隊會師，中共鄂東特委根據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的指示，在大王殿將紅八軍第四、第五縱隊合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

8月10日前后，紅十五軍渡江北上。月底，中央軍委長江辦事處任命的紅十五軍軍長蔡申熙（長江局軍事部部長）到達陽新。10月10日前后，蔡申熙率領新招的200多赤衛隊員渡江與十五軍會合。10月16日，在黃梅縣考田鎮吳樣村召開紅十五軍整編成立大會，宣布紅十五軍領導人名單：軍長蔡申熙，政委陳奇，政治部主任周吉可。軍部下轄第一師，師長黃剛，該師轄一、三兩個團，一團團長查子清，政委李奚石；三團團長黃剛（兼），政委程熙。全軍2000余人，槍1400余支，迫擊炮2門，輕機槍8挺，重機槍4挺。

1931年1月，紅十五軍挺進大別山與紅一軍在河南長竹園會合，合編為鄂豫皖紅四軍，蔡申熙任第10師師長，陳奇任政委。1931年11月7日，紅四方面軍在黃安（現紅安）七里坪成立，轄紅四軍、紅二十五軍。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紅四軍紅10師改編為129師385旅769團，1949年時的番號為第31軍91團。就是大名鼎鼎的“百將團”，我軍頂級主力團。

紅十八軍：

1933年初，中共湘鄂贛省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將湘鄂贛紅軍獨立第1、第2師合編為紅軍第十八軍；2月10日，紅軍第十八軍在瀏陽縣正式成立。湘鄂贛軍區參謀長嚴圖閣兼任軍長，徐洪任政治委員，轄第52、第54師，共3000余人。3月，第52師、54師整編為第52師。6月，紅十八軍調往湘贛蘇區（后整編為紅18師），與紅八軍（后整編為紅17師）組成紅六軍團。追根溯源的話，紅六軍團可追溯到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部隊。

紅二、六軍團長征前，新組建了紅16師，紅18師的52團、54團撥歸紅16師建制，改為46團、47團。紅18師只留有紅53團這一個老團，共1500余人。不久后又以地方干部和游擊隊700余人新組建了52團。師長兼政委張正坤，參謀長劉風，政治部主任李信；五十三團團長劉風兼，政委余立金，副團長兼參謀長蘇鰲；五十二團團長樊孝竹，政委劉誠達。

當時敵軍重兵壓境，紅二、六軍團決定突圍，由紅六軍團十八師留守根據地，以達到迷惑和牽制敵人，掩護主力撤離的目的。國民黨軍方面此時出現了重大戰略判斷失誤，以為紅軍在根據地中心留有一個師，打到外線的紅軍主力會像以往一樣不久后就返回蘇區，因而并未有多少敵軍圍追紅二、六軍團，而是加緊了對紅十八師的圍剿。

紅十八師最光榮的一戰就是這次掩護行動。張正坤率領紅18師，加上省直、師直機關，野戰醫院等，共3000余人，拖住十余萬敵軍，四天內連續犧牲兩位團長，艱苦轉戰兩個多月，最后與主力會合歸建時，僅存600余人。

眾所周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紅六軍團改編為359旅，1949年全軍整編，番號是二軍5師。

紅十七軍：

1933年7月，鄂東南道委根據上級指示，決定以湘鄂贛軍區獨立三師為基礎，與贛北獨立師、河北指揮部合編為紅十七軍。

8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七軍在湖北通山橫石潭宣告成立，張濤任軍長，方步舟任政委，葉金波任副政委、參謀長兼紅三師政委。

紅十七軍下轄一、二、三師，共5000余人，其中湘鄂贛獨立三師編為第三師，3000余人，贛北師、河北師編為第一、第二師，各1000余人。

1934年1月，參加第五次反“圍剿”。在取得木石港戰斗勝利后，軍領導產生了驕傲輕敵的思想，既未派部隊追擊，又未及時轉移，而是在木石港休整了7天時間。就是這幾天時間，敵鄂東南“剿總”總指揮郭汝棟調軍對紅軍主力形成了重重包圍圈。

除夕之夜，王文驛（屬通山縣）激戰，紅十七軍遭敵軍七個旅圍攻，此戰后，鄂東南紅軍主力幾乎損失殆盡，僅機槍連百來號人在指導員王義勛（開國少將）帶領下突圍。

昔日的老戰場

2月初，河北師余部與紅三師余部合編，組成紅三師第7團，共五個連600余人。10月，紅十六師轉戰至鄂東南，第三師第7團與紅十六師合編為紅十六師。

此戰之后，軍長張濤被撤職，副政委兼參謀長葉金波因有一兄長在敵軍任職，被以通敵罪處死，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平反。張濤得知葉金波被處死，害怕殃及到自己，逃離了紅軍，抗戰時到國民黨軍隊中做了個營長，解放后在家務農，晚年還曾受到過其參加革命的引路人黃克誠的關照。方步舟因其他工作沒有在部隊中，未受處罰。

湘鄂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

紅十六軍成立初期，轄第7、第9師。1931年春，組建第8師。8月，紅十六軍進行整編，撤銷第8師建制，保留第7、第9師的番號，撤銷師的機構。1933年2月，恢復第7、第9師機構。6月，紅十六軍整編為紅十六師，轄第46、47、48團。

紅軍合影

1933年9月25日開始，國民黨軍在以主力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的同時，其西路軍總司令何鍵調集第 2、第 3 縱隊向湘鄂贛蘇區發動了“圍剿”。

為配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紅十六師在中共湘鄂贛省委領導和人民群眾支援下，英勇抗擊和襲擾國民黨軍。經過幾個月的苦戰，雖給敵以重創，但也付出了傷亡800余人的慘重代價。

1934年1月，國民黨軍調集重兵向湘鄂贛蘇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小源發起攻擊。由于敵我力量對比過于懸殊，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湘鄂贛省委決定將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機關撤離小源。決定由省委書記陳壽昌率領，向銅鼓的幽居地區轉移，軍區司令員徐彥剛率紅十六師47團轉移至鄂東南地區活動。

1月28日，小源失守，這使湘鄂贛蘇區失去了鞏固的中心區域，紅十六師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依托。

湘鄂贛軍區撤離小源后，為便于領導各小塊游擊區的武裝斗爭，成立了三個作戰分區。第1分區司令員鄒之謨、政委黃加高；第2分區司令員方浩然、政委涂正坤；第3分區司令員邱金生、政委傅秋濤。

1934年5月間，省委等機關到了修水劃坪。紅十六師在瀏陽坳與紅十七師分別后，這時也轉戰到了修河西岸的全豐、劃坪一帶。

5月，陳壽昌率領的省黨政軍領導機關，幾經輾轉抵達修水畫坪，紅十六師在瀏陽坳與紅十七師分別后，這時也轉戰至修河西岸的金豐、畫坪一帶。敵軍很快追蹤而至，國民黨軍第 26、第 33、第 50 師及駐修水的吳撫夷保安團撲向修河西岸，向金豐、畫坪實施合圍。

省委決定先向鄂東南方向突圍，以后再折回修銅宜奉邊去。紅十六師第 46、第 48 團雖浴血奮戰，掩護省機關安全轉移至鄂東南，但自己卻損失慘重。6月初，師長高詠生率20多人，向修（水）通（山）邊境黃龍山突圍，6月9日，在修水全豐的坑口，高詠生被俘，后在被押往修水縣城途中乘機逃脫，在敵人追捕時，不幸失足跌下山崖犧牲。

高詠生（1908—1934）烈士畫像

省委和紅十六師46團和48團余部到達鄂東南后，與省軍區司令員徐彥剛帶領的47團會合。省委、省軍區決定，由徐彥剛兼任師長、陳壽昌兼政治委員。爾后，省委、省軍區率紅十六師和省級機關移師南下，在武寧澧溪消滅敵26師一個營，渡修河到了洞口。

省委書記陳壽昌在洞口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堵擊尾追之敵，掃除障礙，便利前進。由于對敵情估計不足，在洞口一帶與國民黨第26師一個旅展開了激戰，一晝夜時間，我軍傷亡慘重，被迫向靖安、奉新之間撤退。六七月間，抵達龍門山區的奉新百丈、西塔一帶。

不久，敵第18、第50、第62、第77師很快逼近，在百丈、西塔立足以休養生息的計劃已無法實現，省委決定兵分兩路，由龍門山西出，向平江黃金洞轉移。

陳壽昌率第47團和省級機關干部組成的特務團向宜豐、銅鼓方向突圍，在轉移至宜豐高視時，遭敵第50師第300團伏擊，傷亡慘重，遂決定部隊分3路突圍。結果，在突圍中，兩路隊伍被打散，只有少共省委書記劉玉堂率領的手槍隊，保護雙腳發爛行走困難的陳壽昌，在高視山中隱蔽，躲過敵人的巡邏搜查，后采取夜走晝伏的辦法，穿過敵人封鎖線，到達黃金洞地區。

徐彥剛率紅十六師第 46、第 48 團向靖安、永修方向突圍，在斜嶺地區遭敵第18師夾擊，傷亡甚重，待進至永修云居山時，部隊只剩下三四百人，而敵軍又合圍而來，徐彥剛遂決定將部隊分成若干小隊分路突圍。結果，在突圍中大部指戰員犧牲。徐彥剛帶一部分人員歷盡坎坷，轉移至黃金洞。

龍門山地區的血戰，史稱“六七月事件”，紅十六師幾乎被敵人消滅，僅收容400余人，部隊由參謀長譚鳳鳴率領，回到平江詠生縣一帶休整。在這次事件中，湘鄂贛省委因電臺被打壞而失去了與上級的聯系。

國民黨軍在重創了紅十六師后，并未收兵，而是繼續加緊對湘鄂贛邊區的“清剿”，致使湘鄂贛軍區下轄的各作戰分區及各縣委所屬的地方武裝也相繼受挫，有的損失殆盡。

重建紅十六師

湘鄂贛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共湘鄂贛省委在平江黃金洞召開了緊急會議，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治委員陳壽昌主持會議。會議總結了“六七月事件”的原因及教訓，檢查了省委在第五次反“圍剿”工作中的錯誤，并反對因“六七月事件”暫時局部的損失而失卻對整個革命戰爭與湘鄂贛前途發展的信念的右傾機會主義。指出湘鄂贛游擊區黨目前的最主要的任務是恢復與壯大紅軍主力，保衛并聯系蘇區。會議作出了抽調干部到各地搜集武裝，開展擴紅運動，發展紅十六師的決議。

八月緊急會議后，省委派省委副書記傅秋濤和鄂東南道委書記黃加高分別赴湘鄂邊和鄂東南收集失散的紅16師余部和地方武裝，擬重建紅十六師第46團和第48團。由于黃加高前往鄂東南后，沒有積極執行省委決議，致使鄂東南地方武裝獨立一團及游擊隊未能及時集中，遭敵各個擊破而完全損失，恢復紅48團的計劃未能實現，黃加高因此受到省委的撤職處分。

新四軍一支隊副司令兼一團團長傅秋濤上將

擔負恢復紅46團任務的傅秋濤帶著短槍隊的7個人從黃金洞出發，經平江南江橋到達通城云溪，遭到200余敵人的圍攻，他們打死十多個敵人后，沖出敵圍。爾后他們又繞過通山縣城，到達湘鄂邊的藥姑大山，在這里遇見了湘鄂邊中心縣委，由縣委書記鐘期光派游擊隊將他們送到崇陽縣，接著崇陽縣委書記王全德又派游擊隊護送他們至通山縣冷水坪。此前，在“六七月事件”中被打散后在鄂東南收集起一部分武裝的省軍區參謀長嚴圖閣、省委巡視員方步舟、紅十六師參謀長譚鳳鳴等率領的一支800余人的部隊已集聚在冷水坪地區。

鐘期光（1909—1991）開國上將

9月上旬，傅秋濤、嚴圖閣率部隊南下，由通山向崇陽、臨湘、平江方向挺進。部隊在經過平江的伍公市、新墻、新市街、南江橋等地時，搗毀了許多國民黨區、鄉政府，連續打了幾個小勝仗，其中擊潰了敵新 7 旅一部，在南江橋殲敵駐軍一個排，俘敵80余人，繳槍100余支，并在沿途動員了許多群眾參軍，部隊擴大到1100余人。

10 月，省委在黃金洞米篩鍋召開會議，陳壽昌、徐彥剛、劉玉堂、涂正坤等出席了會議。會議總結了8 月緊急會議以來的擴紅運動的經驗教訓，討論了去前線領導紅十六師的人選問題，最后決定調傅秋濤回黃金洞主持省委工作，由陳壽昌、徐彥剛去前線領導恢復紅十六師。

11月初，陳壽昌、徐彥剛帶領的省軍區獨立營與傅秋濤、嚴圖閣率領的部隊會合，向他們傳達了省委的決定。傅秋濤把部隊交給陳壽昌、徐彥剛，自己率省軍區獨立營返回黃金洞主持省委日常工作。

當月，陳壽昌、除彥剛率部隊北上，向鄂東南開進，行至平江獻鐘時，與敵遭遇，損失了一二百人。以后，在平瀏一帶集中了地方游擊隊400余人補充到隊伍中。繼而，部隊開抵通山冷水坪。陳壽昌、徐彥剛與中共鄂東南道委商量后，決定將部隊編為紅十六師第46 團，正式恢復紅十六師，部隊約有1200人。徐彥剛兼任師長，方步舟任師政治委員，魏平任副師長，譚鳳鳴任師參謀長，袁洪國任師政治部主任，石成富任第46團團長，梅子益任副團長。同時，師下還轄 1 個特務營，張玉清任營長。這時，陳壽昌、徐彥剛從國民黨報紙上獲悉進入湖南的中央紅軍正繼續西進，遂計劃指揮紅十六師從牛牯山西出，經崇陽、蒲圻到臨湘、岳陽、平江一帶活動，以策應中央紅軍的行動。

11月21 日，當陳壽昌、徐彥剛等率十六師第46團及特務營進抵崇陽、通城之間的老虎洞、老鴉尖一帶時，遇敵第33師兩個團的襲擊。戰斗打得十分激烈，戰斗中，陳壽昌親自登上前沿陣地察看敵情，不幸右膝中彈，徐彥剛亦中彈負傷，此時，紅十六師傷亡400余人，減員至700余人。在這種情況下，我軍被迫撤出戰斗，由方步舟、譚鳳鳴率領到崇陽金塘休整。負傷的陳壽昌從前線被秘密送至大門坳紅軍醫院搶救，終因失血過多而犧牲。陳壽昌的犧牲，使得湘鄂贛邊游擊區失去了一位優秀的領導人。后來，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為紀念他，決定在崇陽、通城之間劃出兩縣各一部建立一個新的縣，定名壽昌縣。

陳壽昌（1906—1934）

湘鄂贛省委書記陳壽昌犧牲后，省委于1934年11月下旬在黃金洞的楊雀坦召開會議。會議決定由傅秋濤代理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治委員，由涂正坤任省委副書記，劉玉堂任省委組織部長，鐘期光任省軍區政治部主任，譚啟龍任省少共省委書記，鄧洪任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同時決定仍按米篩鍋會議的精神恢復和擴大紅十六師，將一部分地方武裝補充進紅46團，同時，抽調干部成立擴紅突擊隊，深入游擊區開展擴紅工作。

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蔣介石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態度就是“寧可錯殺一千，不要漏掉一個”，到了圍剿紅軍時，蔣介石對蘇區的政策是“房子要過火，石頭要過刀，人要換種”，寧都縣被殺絕的有3800多戶，閩西遭殺絕的達4萬多戶......從1934年至1937年的三年間，整個原中央蘇區被屠殺的翻身農民和紅軍家屬竟達80萬人，而這個數字并未包含湘鄂贛、湘贛等蘇區。

前幾年東南海島上解禁的一批蔣介石的電文，成為了其對蘇區實行三光政策的鐵證。下圖：“對匪巢只有焚燒，乃能解決，請派飛機設法暫停轟炸，而專用火油在欲燒之區域內，使皮帶或分水壺分布火油。如此分劃區域，每區約焚二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贛游擊區的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遭到了國民黨軍的野蠻鎮壓，如在平江的辜家洞，原有3700余人，500余棟房子，30多家商店，國民黨3天的燒殺擄掠后，只剩下兩間半房屋，人煙皆無，成了“孤家洞”。但是，暴行只能種下仇恨和反抗的種子，革命必勝的信念在人民心中沒有消失，對紅軍游擊隊的情感仍是他們心中最珍貴的東西。黨組織的努力工作和人民群眾對革命的熱情，使擴紅動員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

到了12月，紅十六師又發展到1200余人。1935年1月，湘鄂贛省委繼年前1個多月的擴紅運動后，又提出“一二三月擴紅戰斗計劃”，號召最好的黨員、最好的干部到紅軍中去掌握部隊。至3月，紅十六師擴大到2500人，1400支槍。4月，省委召開擴紅總結大會，提出了“紅五月擴紅沖鋒計劃”，并任命在前一段擴紅工作中成績顯著的東南軍分區副政委江渭清為省擴紅突擊總隊隊長。同月，紅軍收編了廖海清帶領的一支約有300余人的綠林武裝，編成紅十六師第48團，由廖海清任團長，趙改中任政委。5、6兩個月，湘鄂贛游擊區又動員了2500余人參加紅軍，遂在6月下旬成立紅47團。至此，紅十六師3個團建制全部恢復。徐彥剛兼師長，方步舟任師政委，魏平任副師長兼第46 團團長，譚鳳鳴任師參謀長兼第48團團長，鐘期光任師政治部主任。全師發展到 5000 余人。

湘鄂贛擴紅運動得以順利開展，除了各級干部在省委領導下努力工作，以及國民黨軍的殘暴鎮壓激起人民群眾的仇恨，另一個有利的因素是中央紅軍長征后，敵軍為了集中兵力追剿中央紅軍和圍剿紅二、六軍團，將駐扎于這一地區的第26、第50師調往湘黔邊境，同時第33師也被北調至湖北陽新、大冶，從而湘鄂贛邊區的敵情頓時得以緩解。

麥市突圍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土地革命戰爭戰爭時期湘鄂贛紅軍共殲敵14860人，繳獲長短槍11932支，輕重機槍232挺，各種炮8門。統計的起點為紅十六軍脫離紅三軍團建制，不過，似乎只統計到“六七月事件”湘鄂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大致羅列一下主要戰斗和戰績：

通城戰斗

• 作戰時間：1931年12月18日
• 作戰地區：湖北省通城縣城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軍
• 敵軍參戰部隊：第10師第1旅一個團，挨戶團
• 作戰結果：攻占通城，殲敵一個團及挨戶團約2000余人，其中俘敵1500余人，繳槍800余支。

通山戰斗

• 作戰時間：1931年6月
• 作戰地區：湖北省通山縣城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軍軍部，第7師，獨立第3師
• 敵軍參戰部隊：新編第10師
• 作戰結果：殲敵一個團約1500多人，其中俘敵900余人。

橫路戰斗

• 作戰時間：1931年11月15日
• 作戰地區：江西省武寧縣橫路地區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軍一部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第32旅一個營
• 作戰結果：殲敵一個營約400人，繳槍130余支

大服戰斗

• 作戰時間：1931年11月22日和12月6日～10日
• 作戰地區：湖北省通山縣大服地區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軍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謝斌師一個營及袁英師2個團
• 作戰結果：殲敵一個營，擊潰敵2個團約1000余人，繳槍500余支。

劉頭灣戰斗

• 作戰時間：1932年2月21日
• 作戰地區：湖北省陽新縣劉頭灣
• 我軍參戰部隊：湘鄂贛紅16軍第1、第7團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郭汝棟師2個營及當地保安隊第1大隊
• 作戰結果：殲敵兩個營及保安隊一個大隊約1000余人，繳槍370余支。

港口戰斗——屬湘鄂贛蘇區第四次反圍剿

• 作戰時間：1933年4月初
• 作戰地區：江西省宜豐縣境
• 我軍參戰部隊：紅軍第16、18軍，獨立第3師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第77師
• 作戰結果：殲敵4個營近2000人，繳獲長短槍660余支，機槍15挺。

株木橋戰斗——屬湘鄂贛蘇區第四次反圍剿

• 作戰時間：1933年4月中旬
• 作戰地區：江西省萬載縣境
• 我軍參戰部隊：紅軍第16、18軍，獨立第3師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第16師，湖南保安團
• 作戰結果：斃傷敵600余人，紅軍傷亡300余人

西山萬壽宮戰斗——屬湘鄂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

• 作戰時間：1933年12月26日
• 作戰地區：江西省新建縣境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師
• 敵軍參戰部隊：廬山教導隊
• 作戰結果：殲敵2個營800余人，繳槍300余支

黃沙戰斗——屬湘鄂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師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第18師
• 作戰結果：擊潰敵4個團殲敵1000～2000人，繳槍700余支，機槍4挺。

宜奉防御戰斗——湘鄂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

• 作戰時間：1934年6月上旬
• 作戰地區：江西省宜豐，奉新縣邊境地區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師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第18師，第50師
• 作戰結果：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大部犧牲，少數突圍，殲敵數百人，紅軍撤出戰斗

簡單計算一下上述列出的主要戰斗即可算出戰績為殲敵1.2萬余人，還有很多沒有在戰績表上的戰斗，如紅十七軍的木石港戰斗（殲敵近千人）和王文驛戰斗（紅十七軍大部損失），也有一定量的殲敵數。因而，艱苦的三年游擊戰期間湘鄂贛紅軍（主要是紅十六師）的戰斗、戰績并未統計。

紅軍士兵們正在清點繳獲的武器

先羅列一下重建紅十六師后的主要戰斗：

老虎洞、老鴉尖戰斗

• 作戰時間：1934年11月21日
• 作戰地區：湖北省崇陽縣、通城縣之間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師第46團及特務營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第33師主力
• 作戰結果：紅軍傷亡400余人，省委書記兼師政委陳壽昌負傷（后傷重犧牲），師長徐彥剛負傷，殲敵數目不詳，紅軍撤出戰斗

大屋場戰斗、楊芳林戰斗

• 作戰時間：1935年1月1日，1月3日
• 作戰地區：湖北省通山縣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師第46團及特務營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新3旅
• 作戰結果：大屋場戰斗殲滅新3旅一營一部，俘28人，繳槍28支；楊芳林戰斗紅16師與敵8個連激戰一日，將敵擊潰，并消滅下鋪增援的1個連敵兵。爾后紅16師挺進通山敵后開辟新區，1個月之內拔除碉堡數個，繳槍100余支，其中有4挺輕機槍，并繳獲一批彈藥，紅46團發展到4個營。

大源橋阻擊戰

• 作戰時間：1935年2月
• 作戰地區：湖北省崇陽縣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師第46團及特務營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第50師300團，江西省保安第4團
• 作戰結果：紅軍全殲敵2個營又1個連，斃傷俘敵500余人，繳長槍300余支，重機槍5 挺，紅16師傷亡 300余人，9名連排級干部犧牲。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當時是從譚道源的第50師（湘軍系統）和張輝瓚的第18師中，選擇了殲滅張輝瓚第18師。第50師戰斗力很強，尤其是第300團為其主力團，轄4個營，是造成六、七月事件的元兇之一。此戰是紅十六師的復仇之戰，戰士們打得勇猛頑強。

國民黨軍士兵

一戰高枧、二戰高枧

• 作戰時間：1935年2月18日，3月3日
• 作戰地區：湖北省崇陽縣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師第46團及特務營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第105師（東北軍）
• 作戰結果：一戰高枧：紅軍采取圍點打援，圍困高視敵之碉堡，將增援敵軍一個連包圍，經陣前喊話，唱抗日救亡歌曲，敵軍全部繳械。碉堡守敵得知這一消息，也在傍晚投降。紅軍無一傷亡，繳輕機槍10挺，步槍70余支。除12名自愿留下當紅軍的東北軍士兵外，其余人員一律由他們連長率領徒手返回崇陽縣城；二戰高枧：國民黨軍武漢行營獲悉1個連官兵集體繳械，遂派一高參前往調查，在105 師第3團1營護送下前往高枧。紅16師再次設伏，趁敵軍吃飯休息當口居高臨下發動突襲，敵軍很快被悉數殲滅，其營長被擊斃，敵高參等200余人被俘。二戰高枧，計繳獲機槍36挺，步槍200余支。戰后，俘虜經過政治教育，大部自愿加入了紅軍。

回師黃金洞

紅16師在高枧兩度獲勝，引起國民黨軍重視，遂調集第85師、第33師、第37旅、新3旅的9個團以及第50師的2個團，由第4綏靖區司令官陳繼承統一指揮，在修水、渣津之線實施堵擊。紅16師旋即南下，3 月下旬，在修水、渣津一線國民黨軍間隙之中穿插而過，并殲滅敵第50師1個營，繳輕機槍11挺，迫擊炮1門及一批彈藥。進至湖南平江黃金洞地區。這時，紅16 師人數已至1500余人，輕重機槍有40余挺，裝備好，戰斗力強。

月底，紅16師由平江地區南出瀏陽，對東門北沙張家坊約 團駐軍實施圍攻，因敵第19 師成鐵俠旅3個團增援而至，紅16師遂撤出戰斗，向湘贛邊挺進，欲通過湘贛游擊區與黨中央、中革軍委取得聯系，并與該區紅軍武裝配合前出至長沙附近行動，以策應紅二、六軍團的作戰。但紅16師經宜春、安源、茶陵、蓮花進抵武功山地區后，在此停留3天，未能與當地黨組織及紅軍游擊隊取得聯系，加之此地碉堡稠密，敵軍成鐵俠旅又緊追不舍，遂北返平江黃金洞地區。

虹橋伏擊戰

• 作戰時間：1935年4月
• 作戰地區：湖南省平江縣幕阜山地區
• 我軍參戰部隊：紅16師第46團、第48團
• 敵軍參戰部隊：國民黨軍第19師成鐵俠旅2個團及湖南省的2個保安團
• 作戰結果：紅軍擊潰成鐵俠旅2個團，俘其500余人，繳槍400余支。此戰的勝利，沉重地打擊了“清剿” 游擊區的國民黨軍，極大地鼓舞了游擊區軍民的斗志，促進了正在開展的擴紅運動。

圍攻黃岸、三界尖遭遇戰

虹橋戰敗后，國民黨軍惱羞萬分，調來飛機對駐虹橋的紅16師連日轟炸。紅 16 師離開虹橋進至南江橋后，敵機仍跟蹤轟炸，紅16師遂向岳州挺進。途中，紅16師對駐岳州黃岸國民黨軍1個營的守軍實施圍攻，經一晝夜激戰，守軍悉數被殲，紅軍繳槍 200 余支。

4 月底，轉兵向鄂東南推進的紅 16 師，在崇陽與通城交界處的三界尖與敵第50師第300 團、301團遭遇，紅16師挾連戰連捷之勇對敵發起沖鋒。結果，殲敵1個機槍營，將敵 2 個團擊潰。

湘鄂贛軍區司令員兼紅十六師師長徐彥剛是著名的紅軍將領，此前曾任紅一軍團參謀長，是林彪的得力助手。紅十六師重建后一系列的勝利與徐彥剛高超的指揮藝術密不可分。自從徐彥剛負傷被害，繼任的軍區司令員嚴圖閣病逝，紅十六師師長方步舟投敵后，再無較好的軍事人才。

1935 年上半年紅十六師的連戰連捷，固然開創了湘鄂贛邊游擊戰爭的新局面，然而游擊區領導人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產生了盲目樂觀和麻痹輕敵的思想，沒有認識到從大局上看，國民黨軍仍是力量強大，紅軍大量部隊的長時間集中行動必然引起國民黨軍的注意和進攻，而從1935年5月起，將省級機關和紅十六師集中到平江之虹橋、長慶、南江橋一帶休息整訓、演習攻打碉堡和其它戰術動作達 1 個多月之久。

而這時，國民黨軍震驚于紅十六師的壯大和連續作戰的勝利，將進攻中央蘇區的主力湯恩伯、樊松甫等部調至湘鄂贛邊區，會同湘軍何鍵的部隊及湖南、湖北、江西3省保安團，向湘鄂贛我黨政軍機關及紅十六師以虹橋為中心的集中地實施大舉“清剿”。

在敵人逐步逼近之時，湘鄂贛省委、省軍區由于失去了與中央的聯系，難以從大局上掌握國民黨軍的調動情況。同時白區工作又沒有得到恢復，難以獲得確切的敵之情報，加上戰略思想沒有轉變到游擊戰上來，仍繼續把游擊區各地的一些小游擊隊升級或編入到紅十六師中來，使紅軍失去了耳目，對敵人的大舉“清剿”全然不知。當省委、省軍區領導從黃金洞、瀏陽的老百姓的反映中察覺到敵重兵已逼近之時，敵人的合圍已經完成。

敵軍在西起平江、瀏陽，東至銅鼓、修水、武寧，南起株萍鐵路，北至通山、崇陽的廣大區域內構筑了大量碉堡，大小道路要道關口設有防御工事和障礙物，建立了一個大包圍圈和三道封鎖線，大包圍圈內又有許多小包圍圈，形成層層包圍、連環包圍的態勢，并逐步向虹橋、長慶一帶緊縮。國民黨軍的這個戰法就是德國顧問團給蔣介石提出的堡壘戰，李德給中央紅軍出的是以堡壘對堡壘，拼消耗，最終導致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被迫長征。

6月底，面臨敵大軍壓境的險惡形勢，湘鄂贛省委、省軍區在平江長慶召開緊急會議。徐彥剛在會上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提出為保存湘鄂贛邊的有生力量，必須轉移戰區。會議認為這個意見是正確的，決定堅決突出敵圍，并制定了兩個突圍方案：一是向東從修水方向突圍，到修銅宜奉邊，爾后取道高安、奉新，爭取打開幾個縣份的局面，開辟一個新游擊區，情況如允許，就在此地堅持下去，如果情況嚴重，就沿羅霄山脈暫時到湘贛游擊區或中央蘇區，以后再視機打回湘鄂贛邊來。第二方案是向北往通城方向突圍，經崇陽、通山、陽新、鄂城過長江，到鄂豫皖大別山去，如果在湖北不能突過長江，就改由修水、武寧到贛西北的永修、瑞昌、德安地區開辟新的游擊區。

長慶會議確定了突圍方案后，敵人的包圍圈尚未完全合攏，從通城的麥市到修水的白沙橋一線還留有缺口。如果此時果斷突圍，突圍行動將會順利得多，然而，湘鄂贛省委此時犯下災難性的錯誤，決定詠生縣除由縣委書記江渭清率部分干部及精干武裝留下堅持斗爭外，該縣的縣、區級干部與省級機關干部與紅十六師一起突圍。結果又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進行突圍的準備和動員，并等待詠生縣的縣、區干部集中，結果貽誤了時機，導致了更加嚴重的被動局面。

1989年，通城縣委修立麥市突圍紀念牌

1935年7月14日，按第一個突圍方案，紅十六師掩護著省級機關及由省保衛大隊、 詠生縣、區干部和家屬組成的特務團共4000余人向修水方向突圍。部隊進至修水渣津西北一線時，遭到敵火力的嚴密封鎖，敵人在此筑有好幾道碉堡封鎖線，構成嚴密的交叉火網。紅十六師在白天集中兵力硬沖6次，在付出了第48團政委袁洪國以下200多名指戰員的重大犧牲后，仍然沒有突破敵人防線，而且敵人第 4 師又從通城方向趕來增援。當夜，鑒于屢攻不破，只好折回白沙橋。途中，又同敵軍第4師激戰了4個小時，紅十六師雖給第4師以嚴重殺傷，自己亦傷亡300余人，被迫撤出戰斗。

從修水方向突圍不成，省委、省軍區遂決定采用第二方案，率領部隊于7月16日夜改向西行，越過幕阜山，再由天岳關北行進入通城的盤石、云溪地區，在此地將 300 多名傷員分散安置在群眾家里后，決定分3路由通城的麥市突圍，通過麥市河，向崇陽方向進擊。

劉玉堂（1913—1980）開國少將

按照部署，徐彥剛、明安樓率領46團為中路；嚴圖閣、劉玉堂率領47團為右路；方步舟、魏平和鐘期光率領48團為左路。傅秋濤率領省級機關和保衛大隊組成的特務團隨中路跟進。黎明前，中路、左路順利渡過麥市河，而傅秋濤率領的主要是機關和地方干部，體力比不得戰斗部隊，在途中休息時，由于疲倦耽誤了時間，沒有跟上中路紅46團的行動。待趕至麥市河邊時，天已大亮，敵人用機槍封鎖了河面，無法過去。嚴圖閣、劉玉堂率領的右路47團和左路48團的1個后衛連因走錯了路，也未能突過河去。傅秋濤率領的特務團再次抵達麥市河，特務團團長劉海山率部強行渡河，被敵軍射出的子彈擊中犧牲。

見突圍不成，傅秋濤即率部返回通城云溪白石嶺，在這里與47團和48團后衛連會合，三部加在一起共有 1700 余人。這時，國民黨軍發覺紅十六師仍有一大部分沒有突過麥市河，立即以1個師從白沙嶺追來，以1個師從天岳關前來堵擊。傅秋濤率部遂從云溪南行，翻山越嶺與敵人周旋作戰，饑疲交加。幸好在翻越幕阜山后，于洞口附近發現敵人運輸隊，當即發起攻擊，繳獲了一些大米。

麥市河突圍不成的第 4 天，傅秋濤率部轉戰至平江的周坊、橫江山區，敵情更加緊張——天上有敵機轟炸掃射，地面敵人從燕巖、團頭、三眼橋、鐘洞圍攻過來，駐三眼橋的敵軍團長甚至派人捎給傅秋濤一封勸降信。敵人感覺似乎勝利在握。

在此緊要時刻，傅秋濤等指揮員即加強政治工作，對部隊進行了突圍動員，下達了只許前進、不許后退的嚴厲命令，制裁了動搖分子，而后率部從三眼橋、燕巖之間乘夜穿過敵六七個土圍子和碉堡，在雷家灘渡過一條河后，終于突出敵圍。此次行動只有省委婦女部長曾湘娥（傅秋濤的妻子）不幸犧牲，再無傷亡。

傅秋濤部突出敵圍后行至爽源休息時，敵大部隊又追來。敵追蹤數十里后，大部隊停下，只派1個營輕裝追擊，在乎例邊界之蘆洞，傅秋濤等指揮部隊，利用有利地形回頭迎擊追敵，將敵人一個營的追兵擊潰后，率部安然返回黃金洞地區。

徐彥剛、方步舟等率領的中路、左路部隊渡過麥市河后，因不見右路和特務團過河，加之敵人以主要兵力迫擊未過河的紅十六師部隊，他們未遇大股敵人的追擊，便在通城與崇陽交界地帶等候右路和特務團，這一等就是六天，再度貽誤了最佳轉移時間。這時徐彥剛軍事生涯中犯下的為數不多的錯誤之一。

很快，敵軍數路人馬包圍過來，徐彥剛遂率部隊向陽新方向轉移。部隊進至陽新太子廟后，在下一步向何處行動的問題上徐彥剛與方步舟發生意見分歧。方步舟主張從陽新黃顙口橫渡長江，取道黃梅、薪春到大別山去。徐彥剛則認為紅十六師是湘鄂贛游擊區的主力紅軍，不能離開湘鄂贛游擊區，主張從黃顆口沿長江而下，經瑞昌碼頭鎮，到靖安、奉新一帶開辟新的游擊區。開會討論的結果是多數指揮員贊同徐彥剛的意見。

于是，部隊稍作休整后，以紅46團組成先頭部隊，由徐彥剛率領，紅 48 團和師機關組成后續部隊，由方步舟率領，兩部先后由太子廟向黃穎口開進。

徐彥剛率領46團到黃顙口后，找到一些船只，即乘船順流而下，并擬登岸后，再由這些船返回運載師部和第48團。然而，當方步舟率師部和第48團趕至黃顙口時，船只尚未返回，追兵已近，方步舟率部返回太子廟，并擬經鳳凰山向黃金洞靠攏。在途經鳳凰山的鳳凰寺時，遭敵堵擊，后面敵人又揮兵追上。在敵前后夾擊下，師部和紅48團指戰員雖奮勇沖殺，但終因寡不敵眾，遭到失敗，只有方步舟、鐘期光、魏平等10余人突至大冶龍角山隱蔽起來。方步舟因被認為在突圍過程中指揮失誤而降為師參謀長。至11月，師部和紅48團余部歷經艱險，輾轉返回黃金洞地區。

徐彥剛（1907—1935）

徐彥剛率紅46團從黃顙口順江而下后，在瑞昌茅頭鎮碼頭登岸，并消滅了當地國民黨一股地方武裝。為了等紅48團，徐彥剛率部在茅頭鎮又逗留了幾日，這是徐彥剛最后一次失誤。國民黨軍發覺后派兵追來，徐彥剛率部向修水、銅鼓、奉新邊界轉移，轉移途中，惡戰不斷，紅 46 團損失很大。后徐彥剛率部轉戰到永修、靖安一帶，又陷敵包圍，戰斗中部隊又遭很大傷亡，徐彥剛再次負傷，他將部隊交給團政委明安樓，叮囑其一定要把部隊帶回黃金洞，爾后，徐彥剛帶一排人到永修縣云居山養傷。9 月，徐彥剛身邊的警衛人員在戰斗中犧牲或失散后，徐彥剛只身一人被歹徒黃盛彬三兄弟發現，他們為向國民黨軍邀功請賞，用牛角斧將徐彥剛殺害。解放后，人民政府將歹徒抓獲，予以槍決。省軍區在司令員徐彥剛犧牲后，1936年由嚴圖閣繼任司令員。

明安樓率領紅46團與徐彥剛分手后，即指揮部隊分散開展游擊戰爭，結果被敵分而擊之而又遭損失。10月，明安樓率余部70余人返回黃金洞地區。

麥市突圍后，紅十六師的46團、48團基本損失殆盡，全師5000余人只剩下1700余人。可以說麥市突圍是失敗了，此時，最應該做的是休養生息，抓緊整補。然而，湘鄂贛邊省委、省軍區領導人為改善斗爭局面，求勝心切，于12月命令省軍區政治部主任黎申庚率領部隊向東南方向挺進，擬與湘贛游擊區建立聯系。由于對敵情掌握不確切，且不講究戰術，在敵人的碉堡封鎖線內橫沖直撞，結果在敵人的重兵圍攻之下，部隊又遭重大損失。

1936年1月，省委、省軍區又令紅十六師參謀長譚鳳鳴率領部隊再一次向東南行動。此次行動仍蹈上次向東南行動時的覆轍，繼續在敵人碉堡封鎖線下左沖右突，結果再度陷入敵重兵之圍，整個部隊傷亡慘重。

至此，好不容易保存下來的1700余人，只剩下80余人，幾乎拼光。幾塊較大的游擊區，如鄂東南、平修銅、例宜萬等又被敵人分割。湘鄂贛邊的革命斗爭再一次轉入低潮。

第三次組建紅十六師

繼五次反圍剿失敗后，湘鄂贛邊的紅軍武裝再一次遭受重大挫折。這一次，國民黨軍吸取了上次紅十六師東山再起的教訓，集中了15、4、77、63、19 、40、30、35、16、18、50師及1個縱隊共11個師、3 個省的保安團及11個別動隊，另外每縣還有1個保安團和地主武裝，共計約60個團的龐大兵力，于1936年3月，將湘鄂贛邊劃分為三個“清剿”區，實行大規模的分兵、分期、分區“清剿”。

湘鄂贛邊游擊區斗爭形勢的再一次惡化，使湘鄂贛省委、省軍區領導人認識到繼續采取老觀念、老方法來對付敵人是不行的，在敵強我弱的現實面前，必須要實行戰略轉變，老的斗爭方法要轉變為新的斗爭方法，正規戰、運動戰要轉變為游擊戰，這種及時的轉變，是關系著紅軍游擊隊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

1936年3月27日，湘鄂贛省委在平江蓋板洞召開執委擴大會。會議認真總結了麥市突圍的教訓，對以后的行動方針達成共識：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堅持艱苦的游擊戰爭。因此，必須轉變戰略，深入到敵人后方去開展游擊戰爭，各地獨立營、游擊隊要積極配合主力紅軍作戰。為了便于領導和適應游擊戰爭的需要，決定進一步精簡各級機關，實行軍事化，將原來的省委所轄的平修銅、修銅宜奉邊、瀏宜萬、修武崇通、湘鄂邊等5個特委重新劃為 4 個特委，即鄂東南、修銅宜奉邊、例宜萬、平修銅特委（后改為東南特委、東北特委、西南特委、西北特委），并相應設立4個軍分區，由特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各縣委書記兼游擊隊領導。在省委、省軍區領導下，省軍區和軍分區迅速組織了17支游擊隊及獨立營，同時動員了300余名新兵，組建了湘鄂贛軍區獨立營。

省委、省軍區在大力建立發展地方武裝的同時，還以積極的軍事行動，開展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傅秋濤、省軍區司令員嚴圖閣各率一部分部隊離開省委、省軍區機關駐地，向外開展游擊戰爭，摧毀敵人碉堡，打擊國民黨地方武裝保安團、靖衛隊。

1936年的大半年時間，可以說是湘鄂贛三年游擊戰最艱苦的階段。敵人不僅在軍事上“清剿”，在經濟上也實行嚴密封鎖和控制政策，加之游擊區內由于戰爭頻繁，人煙稀少，田地荒蕪貧瘠，游擊區的黨政軍民吃穿住異常困難。領導機關和部隊有半年時間幾乎沒有吃上一頓飽飯，有時候200人僅有兩升米，只好煮米湯喝，常以野菜、山果、竹筍充饑。沒有油，更苦的是沒鹽，只好用山上的五倍子花泡出的有點咸味的水當鹽吃。

有時即使搞到米，也難吃上熟飯、熱飯，因為白天的煙、夜間的火光都能使敵人發現紅軍的蹤跡。穿的是破爛衣服和草鞋，山巖下、石洞里當房子，茅草當褥子，樹葉當被子，缺彈藥，缺藥品。即使這樣，對革命矢志不移，堅定的信念產生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頻繁的戰斗間隙，堅持學文化、學革命理論。特別是那些女干部、女戰士，雖然她們遇到的困難比男同志更多，但她們和男同志一樣，在惡劣的環境中行軍、打仗，做群眾工作。

1936年5月，省委研究準備恢復紅十六師。6月，“兩廣事變”發生，在湘鄂贛邊區清剿的國民黨軍主力他調，留在邊區的大部分是國民黨地方保安團。省委決定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以省警衛營（僅一個連兵力）為基礎，并從各機關抽調部分人員，在后方兵工廠修理破爛槍支150余支，輕機槍3挺，組成紅十六師游擊隊，方步舟任隊長，劉玉堂任政委，向白區行動，進行外線作戰。

紅十六師第三任政委劉玉堂（左）與陳毅合影

7月初，方步舟、劉玉堂率領游擊隊從省委、省軍區駐地辜家洞出發。初戰連云山南麓，殲敵湖南保安第4團1個加強連，繳槍 70 余支；接著，游擊隊進軍萬載，在黃茅、書堂一線，擊潰江西保安團2個連；而后，游擊隊經小源轉回瀏陽東門和官渡一帶，再取道銅鼓的排埠、宜豐的潭山，進抵奉新的羅坊，突然襲擊羅坊鎮守敵保安隊，殲其30余人；然后，轉兵南經華林山，于中旬進抵敵后高安之灰埠、黃崗嶺一帶，偵察得知灰埠鎮守敵只有1個20余人的保安隊，紅軍直撲灰埠，順利全殲守敵；爾后，游擊隊向處于白區縱深的分宜縣城進發，利用黑夜，用稻草捆填入城外的護城河，向守敵發起攻擊，很快攻入城內，繳獲一大批物資后，在天亮前撤出該城，向西順利通過宜春、萬載之間的公路，返回游擊區。

分宜戰斗后，敵人由萬載向潭埠調兵追擊。游擊隊進抵潭埠南面的亂石嶺后，決定在此以逸待勞，伏擊敵人。當敵約1個營追來時，紅軍以小股部隊將敵引誘進埋伏圈，并很快將敵營部和1連殲滅，又經1小時激戰，將余敵擊潰。戰后半小時，又有1營敵人從潭埠逼近，紅軍再度設伏亂石嶺，并從三面向進入伏擊圈的敵人猛攻，不到1小時，紅軍將該營擊潰，并乘勝追殲其七八里。兩度設伏，紅軍計斃傷俘敵200余人，繳槍200余支，并于戰后第二天即返回辜家洞休整。此時，游擊隊擴大到600人左右。

1936年7月底，省委、省軍區正式決定恢復紅十六師，以方步舟為紅十六師師長，劉玉堂為政治委員，調黃加高為政治部主任，鄂東南道委書記一職由秦化龍擔任。重建的紅十六師未設團的編制，下屬3個營和1個偵察大隊，另有師部直屬的1個重機槍連和1個通信排。全師約 700 余人。

紅十六師第三次恢復后，吸取前兩次的教訓，變換戰術，提出不打硬仗，敵情不明不打，自己無準備不打，不攻敵人碉堡和工事，運用長跑戰術，在敵占區行動，遇到保安團弱小敵人，迅速殲滅之；遇到強大敵軍，迅速撤退，避免戰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以襲擊戰、埋伏戰、化裝戰為主要的戰術。

1936年8月中旬，紅十六師從辜家洞出發到達銅鼓之石橋附近，與敵保安第9團1個連遭遇，紅十六師偵察大隊先發制人，沖入敵群，很快將敵全殲。敵連長被俘，繳重機槍一挺，步槍六七十支。審訊俘虜得知，銅鼓城內駐有敵保安 團2個營和1個重機槍連，在附近黃崗口還駐有該團1個營。紅軍決定避開該敵，化裝襲擊敵設防較弱的大塅鎮。進入鎮子后，消滅了正在換防的敵人1個班。鎮上5座碉堡發現紅軍已進占鎮子，拼命射擊，紅十六師考慮到在銅鼓的保安9團可能尾追，在沒收了鎮上地主豪紳的一些財物后，撤離該鎮。

紅軍剛剛撤離，保安9團的2個營即進入大塅，并對紅軍展開尾追。紅十六師決定在運動中尋找有利地形，消滅尾追之敵。當部隊進至銅鼓、修水、武寧交界的枯家橋時，師部決定在此設伏。此戰，紅十六師殲敵團部和1個營，繳長短槍100余支，重機槍 2 挺。戰后，紅十六師揮兵南下，到達奉新的東坑地區。部隊在此休整兩天，師部召開了營以上干部會議，對敵情進行了分析，判斷經一系列戰斗后，敵軍應該認識到紅十六師的實力，定會派正規部隊進行尾追，要做好打大仗的準備。

9月，國民黨正規軍第36旅1個團約2000余人，從宜豐方向追來。當敵進到離東坑三四十里的大田時，紅十六師先是大搖大擺地向觀下前進，給敵軍造成我軍已撤離東坑的假象，而后，趁夜秘密回到大田通往東坑的必經之地拗頭，利用這里山高路狹，林深草密的地形設下埋伏。此戰，紅十六師在奉靖宜縣紅軍游擊隊配合下，經半天激戰，斃傷俘敵團長、參謀長以下官兵600余人，繳長短槍600余支，重機槍3挺，大馬數匹。紅軍傷亡100余人。

第二天，紅十六師擬由觀下至西頭，取道沙窩里、黃沙崗向平創游擊區回返，行至觀下時，遭到昨日伏擊中脫逃的敵前衛營阻擊。由于剛剛打了勝仗，部分同志產生了驕傲輕敵的思想，不經組織即向占據有利地形并已構筑工事的敵陣地強攻，結果，紅軍傷亡幾十人，師政治部主任黃加高、1 營營長石祥富在戰斗中犧牲。部隊只好撤出戰斗，經靖安，到武寧，轉陽新、通山至大幕山休整。

10月，省委、省軍區對紅十六師領導進行調整，由明安樓接替負傷離隊休養的劉玉堂任師政委，由偵察大隊政委王義勛代理師政治部主任（不久方天寶任師政治部主任），趙改中任師參謀長。此時，全師又發展至 1000 余人，恢復了第46、第48兩個團的番號，每團轄 3 個連，同時又增編了1個特務營。趙改中兼第 46 團團長、何平波任團政委；王清云任第48 團團長、方天寶兼團政委，吳光明任特務營營長。

11月，天氣轉冷，為解決部隊的冬裝，紅十六師決定第三次出擊白區，向瑞昌、陽新一帶行動。在武寧的澧溪鎮，紅軍消滅了敵海軍陸戰隊40余人，占領該鎮。爾后，部隊奔襲瑞昌縣城，將守敵一個連封鎖在城角的碉堡里，打開監獄，救出100多個地方革命干部和群眾。然后召開群眾大會，宣傳紅軍抗日主張，公審槍斃了作惡多端的敵縣長宋友梅。在沒收了豪紳和好商的一批布匹、棉花、藥品及銀元后，部隊迅速撤出瑞昌，經半邊山、長樂源，進抵七峰山的羅口，拔除駐有地主武裝100多人的羅華口敵大碉堡。后來，部隊向大冶劉仁八方向行動中，一路上采用火攻羅華口敵碉堡的方法，摧毀了沿途許多敵碉堡，有時一天即燒掉敵堡壘20多個。11 月底，紅十六師由藥姑大山轉至通城麥市一帶活動。

紅十六師深入白區作戰的同時，各軍分區的地方游擊隊、獨立營也積極開展游擊活動，不斷取得勝利，僅10月--11月的40天時間，就斃傷國民黨軍600余人。

1936年12月中旬，紅十六師從群眾口中得知通城、崇陽一帶敵兵力空虛，方步舟遂派人去通城偵察，從帶回的報紙上得知“西安事變”發生的消息。方步舟判斷形勢將出現重大變化，當即寫信給省委書記傅秋濤，建議省委乘機出山，前往鄂東南與紅十六師會合，以領導開展游擊戰爭的新局面。

涂正坤（1897—1939）

接到方步舟信后，傅秋濤召開省委會議，討論省委是否前往鄂東南與紅十六師會合。與會的涂正坤、劉玉堂、譚啟龍等鑒于以往大集中曾招致的損失，認為省委暫時不應出山，部隊應分散轉向各地發展小規模的游擊戰，以達到保存自己、恢復和鞏固游擊區的目的。但是，傅秋濤等堅決主張出山與紅十六師會合。會議經過爭論，最后決定省委出山，前往鄂東南。然而，當省委決定要前往與紅十六師會合時，湘鄂贛邊的形勢又風云突變。

1937年，傅秋濤（右）與湘鄂贛省委書記涂正坤在平江嘉義

西安事變后，國民黨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針。在北方基本上停止了對陜甘寧邊區的進攻。但在南方，卻加緊‘剿共’，企圖于國共第二次合作之前消滅南方紅軍游擊隊。12 月 25 日，在湘鄂贛邊，國民黨軍又頒布了新的“清剿” 計劃，集中第18師、新編第8師、第121師和江西保安第3、第4團，對游擊區實行進一步“清剿”。這些情況，是湘鄂贛省委和紅十六師所不知曉的。

1937 年1月，方步舟率紅十六師由通城白虎橋轉往大幕山時，行至通山梅縣與新調來的國民黨軍新8師1個團遭遇。交戰中，由于敵強我弱，紅十六師損失過半，遂撤出戰斗，向湘鄂邊行動，擬返回平創地區找省委。2 月，湘鄂贛軍區司令員嚴圖閣因戰傷加肺病，無條件醫治，在平江逝世，這對面臨嚴峻形勢的湘鄂贛邊游擊區無疑又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

嚴圖閣（1903—1937）

1937年3月14日，傅秋濤率領的湘鄂贛省委機關、省軍區獨立團和方步舟率領的紅十六師 在通城與崇陽交界的三界尖會師。爾后，傅秋濤主持召開會議，責怪方步舟誤判形勢，對梅田等戰斗指揮不力，撤銷了他的十六師師長職務。方步舟不服，與傅秋濤爭論，遭到省委的批判，并被開除黨籍。3月21日，方步舟只身脫離部隊，5 天后在龍港（國民黨軍121師203團駐地）叛變投敵。此后，馮育云任紅十六師師長。

方步舟叛變后與蔣介石合影

方步舟對大的形勢判斷其實是準確的，但是，他沒有估計到國民黨蔣介石玩弄兩面手法的險惡。

方步舟是湖北大冶人，1925年，他從湖南外國語專門學校畢業，隨即投身到我黨領導的工農運動中，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他卻毅然選擇加入我黨。汪精衛叛變革命前，同情我黨的二十軍軍長賀龍，已經察覺武漢政府立場動搖，為防止部隊被汪精衛政府挾制，他提前把部隊帶到了大冶黃石進行整訓。方步舟時任大冶農會任秘書，遵照黨的指示，方與700余人加入了二十軍，在教導團任班長，隨部隊參加了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后，方步舟又前往廣州，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再次失敗后，方步舟沒有動搖，在武漢接受湖北省委的委派，和胡朝珠兩人攜一支手槍，就返回家鄉大冶、陽新，開展重建組織的工作。此后歷任陽大縣委組織部長、鄂東南獨立師師長、湘鄂贛獨立三師政委、紅十七軍政委、紅十六師政委、紅十六師師長等職。

之前的失利中，方步舟一手組建的紅十六師損失慘重，他的心情本來就很差。在方步舟看來，他失去了黨籍，自然也就失去了為之奮斗的事業。而且在此前的戰斗中，他的妻子阮芳華也在作戰中負傷，并落入了敵人的手里。恰在此時，敵軍又通過中間人給他帶信，如果他不歸降，就不給他被俘的妻子治傷。

他雖然和敵軍協議自己不參與攻打紅軍，但卻向敵軍交待了紅十六師的行軍路線，讓紅十六師隨后遭到重大損失。

鐘期光

紅十六師政治部主任、后來的開國上將鐘期光認為，開除方步舟黨籍確實過火了，但是就算過火，方步舟也不該把紅十六師的行軍路線泄露給敵軍，把他的生死戰友送到敵軍槍口下，把個人動搖變成罪孽深重的叛變行為。

抗戰時，方步舟表現得很糾結，他自己回家鄉拉起一支隊伍抗日，被國民黨封為游擊縱隊司令。他曾想帶著隊伍投奔新四軍，但沒有談成，后來又和新四軍有些小摩擦，還打散過一支新四軍游擊隊。1943年，他因保護部隊中的地下黨被國民黨方面逮捕，直到1948年才放出來在武漢做煤炭生意。

后來，大冶老鄉和同學劉培初把方步舟拉到綏靖總隊，任綏靖總隊副總隊長、六大隊大隊長，軍銜少將。方步舟聽說我黨不再追究以前的脫黨人員，于是就動了率部起義的心。綏靖總隊是蔣家父子打造的心腹武裝，人員組成背景是軍統、黃埔、青年軍、浙江籍，還有就是我黨的叛徒，擔負的是蔣家父子的外圍警衛。

到寧波后，方步舟開始仔細策劃，想要趁機擒拿蔣介石將功折罪，以便洗刷過去犯下的罪孽——但蔣介石還有正規部隊做內衛，而方步舟起義的計劃也被泄露，遭到劉培初進剿，他只好率部投奔我方的四明山游擊隊。

解放軍過江后，七兵團王建安司令員和王必成副司令不確定能不能接收他，就上交給三野總部，陳毅同志召開黨委會商議，最終結論為“將功折罪，既往不咎”。解放后，方步舟在農場做副科級干部，九十歲去世。

方步舟叛變后，省委沒有及時改變方步舟知道的原定的行軍路線及目的地，傅秋濤、馮育云等率領部隊仍按原計劃行動，即擬經過通城到平江，而后西行經新市街、過平江河，回黃金侗。而國民黨軍將4個區的“清剿”部隊加上新調回的第50師，組成6支“追剿”部隊，追擊紅十六師和各地紅軍地方游擊隊。當紅 16 師行至崇陽、通城交界地帶時，遭到國民黨軍的襲擊。紅 16 師雖全力抗擊，仍受到很大損失。3 月底，紅十六師轉戰到銅鼓虎拗時，又遭敵2個營的襲擊，部隊損失嚴重，隨部行動的省軍區參謀長魏平亦在戰斗中犧牲。此戰后，傅秋濤率紅十六師余部200余人返回辜家洞休整。

1937年4月，以傅秋濤為主席、鄧洪和劉玉堂為副主席的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為號召全游擊區軍民粉碎敵人新的“清剿”，發布了《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對動員粉碎敵人新進攻戰斗要令》。

鄧洪（1888—1969）

紅十六師向修、武、崇、通一帶游擊，沿途經過擴紅，部隊又增加到了 400 余人。可是不久，由于敵我眾寡懸殊，紅十六師在銅鼓膽坑和宜豐同安兩度受挫，全師再次減員至 200 余人。月底，紅十六師由師長馮育云、政委明安樓率領在與敵人周旋中，先在華林山遭敵襲擊，繼而在潭山又與強敵打了個遭遇戰，師參謀長趙改中犧牲，師長馮育云叛變投敵，政委明安樓率余部100余人幾經周折，與東北特委及軍分區會臺。

5 月初，東北軍分區參謀長吳詠湘代理紅十六師參謀長，協助政委明安樓指揮這支部隊繞道修、武、崇、通轉移到河西詠生縣，與省軍區獨立團合并，爾后返回辜家洞。

吳詠湘（1914—1970）開國少將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國共兩軍的交戰都打出過很離譜的傷亡交換比，但是只能是個例（或者是追擊戰、截殺、偷襲、伏擊），總體上紅軍與國民黨軍的交換比基本在1：2或者1：3。不過，在銅鼓膽坑的交戰，紅十六師被國民黨軍偷襲，敗得很慘。國民黨軍18師54旅108團3營自稱負傷9人，斃紅軍130俘110，雖然有水分，但銅鼓縣當時的調查資料，紅十六師當場被打死打傷各20多人，被俘九十多人。這里面有敵眾我寡的因素，有被偷襲的因素，也有指揮員指揮能力的因素，也有連敗之后士氣低落的因素。

紅十六師再度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內憂外患，外部因素是遭遇了國民黨軍重兵“清剿”，另一方面原因是湘鄂贛邊區的一些重要軍政干部的叛變，對革命斗爭的危害更大。繼方步舟、馮育云叛變后，這一期間紅十六師政治部主任方天寶、東北特委書記趙龍、東北軍分區司令員聶海如、政治部主任樊哲軍（叛變未遂被槍決）、湘鄂贛軍區人民抗日紅軍軍事委員會委員張玉清等先后叛變。同時，軍事指揮員的缺乏，打敗仗時缺乏及時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消極避戰，沒有收容工作等等，也是幾次作戰失利、部隊受挫的重要原因。

1937年上半年的挫折，不僅使整個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僅余500余人，200 余支槍，紅十六師的建制從此再沒有恢復，游擊區的斗爭形勢又一次惡化。

國共合作后，湘鄂贛紅軍、游擊隊下山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隊，全團1100余人。皖南事變時，老一團損失。金門戰役時，老一團3營發展而來的29軍253團損失。

縱觀三年游擊戰時期的湘鄂贛邊區，面臨的環境險惡比紅二十八軍活動的鄂豫皖有過之而無不及，遇到的敵正規軍多為中央軍、湘軍，戰斗力和作戰意志強于在鄂豫皖的國民黨軍。

約略統計一下，湘鄂贛紅軍和游擊隊在三年游擊戰期間，共殲滅國民黨正規軍和地方民團武裝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