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國溫都爾汗附近一片礦區的上空傳出一聲驚天巨響,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乘坐編號為“256”的三叉戟飛機突然墜機失事,機上九人全部身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當林彪等人在蒙古國墜機身亡后,遠在北京的陳伯達被立即押往秦城監獄。
這位曾經擔任過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老者,在進監獄門口時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高喊了一聲:“我在阜平可是做過一件好事的!”
這是這句“囈語”,挽救了陳伯達的一條命。
“怪人”陳伯達
凡是上了點年紀的人,想必都知道陳伯達的大名。在特殊年代,陳伯達是僅次于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
諸如“理論家”“中共一支筆”“中國輿論總管”等等稱呼,全部聚集于這個人的頭上。
陳伯達,1904年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縣,1937年他來到延安,進入陜北公學任教。后來陳伯達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被任命為出版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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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很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經毛澤東提名,陳伯達調到毛澤東辦公室工作。至此,陳伯達就一直跟在毛澤東身邊,他的職位不斷地變動著。實際上,陳伯達一直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與陳伯達有過交集的人,都認為他很“怪”,可以歸納為八個特點。
第一,無論冬夏、黑天白天、室內室外,陳伯達總是要戴一頂帽子。
第二,陳伯達喜歡住平房,哪怕是最簡陋的茅草屋和裝修豪華的樓房給他選擇,陳伯達還是會住平房。
第三,他從不問別人姓名。(除了直系領導和身邊的親屬好友之外)每到一個地方視察工作,陳伯達只是籠統地知道地方負責人的一點信息,卻不清楚他們的姓名。
第四,陳伯達一直以來喜歡說福建閩南話。
第五,陳伯達不愿坐沙發。在開會時,陳伯達經常讓自己的秘書帶塊地毯鋪在地上后席地而坐。
有一次,時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不清楚陳伯達的這一習慣,只好跟著他一起坐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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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陳伯達喜歡自由行動,時常乘坐一輛掛著空軍車牌的轎車,出入于中央警衛局和各個機密單位。
第七,陳伯達講話時不準記錄。但因為身份,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要向下傳達貫徹,陳伯達的這個怪癖令其周圍的工作人員苦不堪言。
第八,陳伯達喜歡半夜搞突然襲擊,而且經常挑選休息日的晚上,去中央警衛局或者中央辦公廳的值班室,看看值班人員是不是在睡覺或者是說閑話?如果被陳伯達逮到,值班人員免不了要被痛罵一頓。
就是這樣一位“怪人”陳伯達,卻被譽為毛主席前后幾任秘書之首。若非1970年8月至9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的一系列變故,陳伯達或許最后不會淪為階下囚。
我在阜平做了一件好事——陳伯達
在1970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陳伯達伙同林彪不斷鼓吹所謂的“天才論”。廬山會議后,陳伯達于1970年10月18日,在北京家中就地軟禁,他的兩位秘書和保姆都失去了自由。
一年后,即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當天的凌晨,剛剛入眠的陳伯達被幾位穿著軍裝的彪形大漢像抓小雞似的塞入汽車,車子疾速駛向昌平區的秦城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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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監獄后,迷迷糊糊的陳伯達總算恢復點精神,他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將會很難,甚至小命可能都會不保,所以發生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陳伯達口中的這件“好事”,還要追溯至戰爭年代。1948年3月25日,毛澤東乘坐汽車抵達山西興縣蔡家崖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和晉綏軍區司令部所在地,受到司令員賀龍的熱情接待。
毛澤東同樣很高興。當他看到賀龍與妻子薛明帶著孩子迎接自己后,笑著說了一聲:“賀老總,你們這一家的取名可真是一排龍、一排明。”
同年4月10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來到河北阜平縣城南莊,在那里住了一個多月。
抵達阜平縣城南莊后,毛澤東委派陳伯達前往蘇聯與斯大林進行談判,說服斯大林全力支持我黨的解放大業。斯大林發來加急電報,同時派出代表米高揚秘密前往河北西柏坡與毛澤東會晤,所以陳伯達沒有前往蘇聯,一直留在了河北。
就在毛澤東、陳伯達等人在阜平縣城南莊逗留的日子里,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小灶司務長劉從文向國民黨保密局提供了毛澤東身在阜平縣城南莊的情報。
隨后保密局派出B-25轟炸機飛抵城南莊,企圖暗殺毛澤東。那時我黨我軍的防空武器匱乏,同志們也不清楚劉從文居然是保密局早就發展的下線特務。
當國民黨的轟炸機飛抵阜平縣后,警衛員立即讓毛澤東進入防空洞,毛澤東正忙著制定作戰計劃,沒有當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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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聽見飛機引擎的轟隆巨響,他立即朝毛澤東住地跑。在路上,陳伯達遇見江青,他詢問這個女人:“毛主席呢?”
江青回答道:“還在屋里,誰都說服不了他。”
陳伯達立即跑進院子,一邊走一邊高聲喊道:“飛機來啦,飛機來啦,”然后立即讓毛澤東趕快進入防空洞。
大家都圍上來勸毛澤東趕快躲一躲,此時的毛澤東才意識到敵機已經飛抵阜平縣城南莊上空,于是就跟大家朝著防空洞走去。
就在毛澤東一行剛剛離開這座小院時,敵機扔下的炸彈準確命中院子。毛澤東住的那棟房子的玻璃全部被震碎,墻全部坍塌。(這件事情也被完完整整地記錄在電影《建國大業》中,只是細節與真實歷史略有出入)
可以這么說,若不是陳伯達及時前往毛澤東住的小院,讓他老人家趕緊去防空洞躲一躲,后果將不堪設想。
這件事情只有陳伯達等少數人知道。新中國成立后,陳伯達也沒有把這件事情掛在嘴邊上。他自始至終覺得身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幫助他老人家提前規避風險,這是應該的。
可是,陳伯達被押往秦城監獄,自知其年老體衰,今后被一折騰,小命肯定不保,急中生智就說出了自己在1948年河北阜平縣城南莊救過毛澤東主席的這件好事。
陳伯達說的這句話被匯報上去了,別人當然不明白他說的“好事”是什么,毛澤東心里肯定明白。在毛主席的關照下,陳伯達受到了特別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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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據曾擔任過秦城監獄副處長的何殿奎同志回憶,那時的陳伯達動不動就要尋死,還在年輕戰士面前擺架子,對自己的特殊待遇伙食找碴。
何殿奎對其進行說服教育,加上一些必要的手段,讓陳伯達老實了許多。
1976年9月,當毛澤東逝世的消息見報后,陳伯達在監獄里竭力吹捧“四人幫”,說了一大套阿諛奉承江青的話。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陳伯達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中的第五位,被依法判處徒刑后,于1981年7月保外就醫,離開了秦城監獄。
1988年10月,陳伯達正式獲釋,于1989年9月20日突患疾病,在家中去世,終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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