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在一生中都遇到過許多不同的問題,比如上學時該選擇文科、理科?高考后選擇哪一所大學?畢業之后從事什么樣的工作?
包括在日常生活瑣碎中,都會有許多疑難問題等著我們去解決。
然而,這些問題的選擇正確與否,頂多牽扯我們個人或者一個家庭。但是,在重大歷史時期,受到國家領導的詢問時,被提問者的答案,不僅關系到個人的前途與走向,甚至還能影響到國家今后的命運。
在我黨的歷史上,有這么一位領導同志,他被毛澤東主席稱之為“老朋友”,后來官至副國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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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這一切的起因,應當歸屬于此人工作能力出色、黨政覺悟高。
若細細追究,毛主席曾經詢問了他六個問題,后者的誠懇回答,也是其后來成為副國級領導人的重要誘因。
說得這么熱鬧,這位正確回答毛主席六個問題的人就是紀登奎同志
初見毛主席交出完美答卷的紀登奎
1923年3月,紀登奎生于山西省武鄉。14歲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與許多熱血青年一樣,紀登奎投身革命大業,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時期,紀登奎擔任過晉東地區青年救國總會委員、魯西區青年救國總會組織部部長、中共晉魯豫區黨委第一地委委員兼民運部部長,主要負責參與動員青年參加抗日武裝和支援前線的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經過充分鍛煉的紀登奎相繼擔任了中共豫西區委工作團書記、中共伏牛山剿匪指揮部工委副書記、中共許昌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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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段的紀登奎主要任務是領導當地土地改革和剿匪斗爭。
新中國成立后,紀登奎先后擔任中共河南許昌地委書記兼許昌軍分區政治委員、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委員、候補書記兼秘書長。
從1968年起,40多歲的紀登奎已經開始擔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等省部級重要職務。
在中共九大全體會議上,毛主席罕見地向全體代表們宣布“紀登奎可是我的老朋友”。那時的紀登奎還有些“名不見經傳”,居然能得到毛主席的點名表揚,從此后他在政壇上紅了幾十年。
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受到批評,于十一屆五中全會辭去職務后,他才從政治舞臺黯然退出。
關于紀登奎與毛主席的交往歷程,一切都源于1951年春在專列上的“六問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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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毛主席乘專列沿京廣鐵路南下,途經河南許昌,他老人家聽取許昌地區軍政負責人的工作匯報。
時任許昌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的紀登奎也在其中,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到了紀登奎匯報時,他簡明扼要地介紹了許昌地區的歷史文化、鄉土風情、資源物產等情況;大力匯報了土改、抗美援朝、農業生產和黨政宣傳、紅色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在紀登奎匯報過程中,毛主席幾乎沒有提出自己的意見,而是平靜地聽著紀登奎闡述。
等到紀登奎全部說完后,毛主席點燃了一支煙,深吸了一口,表情有些凝重地詢問他:“你這個小同志挨過整嗎?”
偉人突如其來的一問,令紀登奎有些錯愕,他很快穩定住情緒,誠懇地向毛主席回答道:“我挨過兩次整。”
毛主席有些高興:“我挨過三次,比你多一次,多挨點整其實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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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毛主席提出第二個問題:“你覺得人家整你是對了,還是弄錯了?”
紀登奎毫不猶豫地回答道:“肯定是整錯了,兩次都錯了!”
接著,紀登奎就敘述了自己在中共冀魯豫地區兩次挨整的經過。那兩次挨整經歷令紀登奎記憶猶新,其實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卻被某些人上綱上線。
毛主席又耐心聽完了紀登奎的敘述后,提出了第三個問題:“你整過別人嗎?”
紀登奎沒有隱瞞:“我整過,我整的人比我挨整要多的多。”
毛主席沒有繼續搭話,提出了第四個問題:“你覺得自己整錯過別人沒?”
紀登奎回答道:“肯定有錯過。”
此時的毛主席表情有些嚴肅,發出第五個問題:“那你殺過人嗎?”
彼時的紀登奎沒覺得害怕,反倒像是放開手腳,狀態特別好,他同樣嚴肅地回答道:“當然殺過,剿匪、反惡霸、鎮壓反革命,殺了不少邪惡分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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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點了點頭,提出了最后一個問題:“殺過這么多人,其中有沒有殺錯的?”
紀登奎解釋道:“也有殺錯的,不過那是在情況緊急時發生的,沒有來得及做調查,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
這六個問題問完了之后,毛主席沒有繼續說話,他老人家很快離開了河南許昌,到了湖北武漢。
來到武漢后,毛主席找到時任中南局主要負責人王任重,派他立即調查總結許昌地區宣傳工作的經驗。
最后的結果不言而喻,紀登奎當時主要負責許昌地區的宣傳工作,毛主席讓王任重調查該地區的宣傳工作經驗,顯然就是在調查紀登奎過往經歷。
1951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了《學習許昌地區經驗,做好黨的宣傳工作》社論,這是中央首次肯定紀登奎在地方的工作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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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紀登奎應邀參加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毛主席稱贊道:我黨的宣傳工作有了新的進展。
會議結束后不久,不滿30歲的紀登奎被任命為中共許昌地委書記。
毛主席的“六問”奧秘
回過頭再來說說,毛主席為何要在專列上頗費口舌的,向首次見面的紀登奎提出這六個問題?
看上去紀登奎的回答雖然誠懇,其實并無任何特別之處。那他為何在不滿30歲時,就已經得到毛主席的信任與器重?
背后的原因不復雜。毛主席看似六個漫無實質性目的的提問,其實從經歷、水平、膽識、人品等諸多方面對紀登奎進行了深層次的考察或者說是“面試”。
毛主席前三個問題是詢問紀登奎有沒有“挨過整”或者“整過人”。從紀登奎的回答看,他沒有否認自己以往工作時的馬虎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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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個問題中,毛主席一針見血詢問紀登奎有沒有殺過人?有沒有殺錯人?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出于對未知恐懼的規避,抑或者是為了頭上的烏紗帽,此時的紀登奎說謊似乎情有可原。
但是,紀登奎誠懇地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坦承了自己那段不光彩的經歷,那時的紀登奎并不清楚,今后將會得到毛主席的重用。
事實證明,毛主席就是喜歡這樣“實事求是,敢做敢當”的年輕干部。
當然,專列上的“六問六答”,只是讓毛主席記住了紀登奎這個人。光有機遇顯然不夠,紀登奎后來在群眾運動、政治活動中的實際表現,令毛主席倍感欣慰。
老人家都是這樣,樂于看到自己相中的人才有突出的表現,毛主席同樣不例外。加上紀登奎確有真才實干,這才讓他被提拔到中央擔任重要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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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有特別豐富的經驗,位高權重的紀登奎在特殊時期犯下了錯誤、說過錯話,也可以說是必然的。
可是,紀登奎很多時候冒著風險,愿意為老干部說幾句公道話,甚至向毛主席坦誠提過自己的建議與看法。
1980年,受到批評、做了檢討,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紀登奎退居二線。
八年之后,他因病在北京去世,終年65歲。
老人常說“蓋棺定論”,紀登奎的政治經歷與人生履歷折射出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這二十多年間中國政治局勢的風云變幻。
其大起大落的經歷成永久追憶,以個人之力撬動歷史進程的時代,同樣早已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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