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虐待影后翻車，名導跌落神壇

在拍攝《閃靈》期間，導演庫布里克曾對女主角謝莉·杜瓦爾使用了堪稱殘暴的指導方式。

為了捕捉到最完美的歇斯底里，庫布里克近乎精神控制了她：隔絕她與其他演員的交流，不給予她任何正面反饋，反復拍攝同一個鏡頭高達破紀錄的127次，不做解釋就開拍恐怖的“追殺”場景......

在庫布里克非人的要求之下，謝莉·杜瓦爾每天哭12個小時、雙手血跡斑斑、頭發因壓力而脫落。

在《The Complete Kubrick》一書中，她表示，拍攝這部電影的壓力讓她生病了：“當我一覺醒來，想到今天也要哭一整天，我就開始哭了。”

片場，這個看似傳遞真理、制造藝術的場域，卻復刻著最父權、專制、有毒的等級框架。

在這里，虐待和壓迫，只是「天才」的光芒投向銀幕時留下的一小塊陰影。

封閉的片場，合法的虐待

想寫這個話題，是看到網友發布的一則帖子，劍指神壇上的導演——庫布里克。

圖源：小紅書

庫布里克之于影壇的地位不必多言，《發條橙》《2001太空漫游》《全金屬外殼》......無論什么題材，都能拍成經典。他超乎常人的控制欲和乖僻性格，多年來也一直為影迷津津樂道。

《閃靈》之后，恐怖片進入新紀元，男主角杰克·尼科爾森名利雙收，唯有女主角謝莉·杜瓦爾，只留下一個“男主老婆比鬼嚇人”的大眾印象。

《閃靈》就如同謝莉·杜瓦爾演繹生涯的轉折點。

《閃靈》之前，她一度憑借《三女性》贏得戛納最佳女主角，但當這部留名影史的恐怖片誕生后，她的演藝生涯似乎也被按住了加速鍵。

2002年，謝莉·杜瓦爾消失在公眾視野里。

2016年，她罕見出演節目《菲爾醫生》，談及自己的精神疾病，卻因主持人不乏惡意的提問，變成了大眾眼中精神恍惚的老太婆。

在節目中，她聲稱亡故的羅賓·威廉姆斯還活著

直到2022年底，謝莉·杜瓦爾宣布復出，彼時73歲，只能感嘆物是人非。

我們無從驗證她演藝生命的快速凋零跟庫布里克有著怎樣的聯系，但如她所說，“這部電影是地獄的一部分”。

那些苛刻到非人的對待是真實的。

比如著名的斧頭破門戲，庫布里克花了整整三天時間來拍攝，使用了近60扇木門。

謝莉·杜瓦爾無數次調動全身肌肉，沉浸在極度驚恐的狀態里。連尼科爾森都承認，謝莉的工作是他見過最艱難的。

再比如尼科爾森在樓梯上逼近她的戲碼，庫布里克沒有向謝莉解說這場戲，只是遞給她棒球棒，任她瘋狂揮打空氣，直到精疲力盡，因過度哭泣而脫水。

在進片場的第一天起，庫布里克就利用一切機會懲罰她，并且告訴工作人員：“不要同情謝莉”。他要求謝莉如同戲中的角色一樣，沉浸入完全的孤立無援。

這樣一位把演員當耗材的導演，跟他合作無疑是一項需要安全詞的高危行為。

庫布里克的獨裁專制從來不是秘密，但在過去，這是天才導演的加分項。

我們關于天才的想象，總是夾雜著一些游離在文明世界之外的特質，比如許多大導都適用的身份標簽：「片場暴君」，是殘暴的、霸權的、法西斯式的。

希區柯克信奉，“演員需要像牲畜一樣被對待”。《群鳥》里一場女主角被鳥襲擊的戲，希區柯克將道具鳥換成了真鳥，為了拍攝出蒂比·海德莉真實的恐懼感。

黑澤明也干過類似的事，《蜘蛛巢城》里三船敏郎躲箭的戲，是弓箭手真弓實射。

還有《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那場臭名昭著的強暴戲，貝托魯奇和馬龍白蘭度在未經女主角同意的情況下使用黃油實施了強奸，而劇本里壓根沒有這場戲。

更不必說那些被metoo的導演，不乏波蘭斯基、金基德、園子溫這樣的所謂“天才”或“鬼才”，假藝術之名，對女演員進行身體上的掠奪。

圖源：新浪微博

在這里，罵人已經是最基礎的，情緒操控、暴力、性侵性騷擾......種種剝削都被裝進名為電影藝術的筐子，太多殘暴被合理化。

久而久之我們都快忘了，這樣封閉的等級森嚴的場域，最是權力傾軋的溫床。

當欺凌成為常態

演藝圈的欺凌現象，遠不止存在于導演-演員的二元關系之中。

2017年，《紐約時報》一篇揭露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的性侵丑聞的文章，引爆了metoo運動。最終，超過一百名女性站出來聯名指控他的罪行，韋恩斯坦獲刑23年。

早在丑聞曝光之前，韋恩斯坦的暴君性格已經深入人心——他脾氣火爆、呵斥員工、行事野蠻、各種騷擾女性的花邊新聞，但行業默許、甚至嘉獎這樣脾性的人的存在。

永遠不缺乏替他開脫的聲音：“他是暴君，那又如何呢？他制作了很多電影，贏了很多獎，讓很多人賺了錢。”

就這樣，權力高位者很容易便將權力轉化為對女性的為所欲為，編織出一張默許性犯罪的大網。

2021年，另一位著名制作人斯科特·魯丁的惡行，被《好萊塢記者》曝光。

前員工稱這位老板給許多員工留下精神創傷，羞辱、咒罵、PUA、暴怒、砸東西幾乎是家常便飯。

只因助理未能幫助他在已售罄的航班上買到座位，他一怒之下將電腦砸向助理。助理血流不止，隨即送醫。“這是精神錯亂的新水平”。

斯科特·魯丁對下屬的欺凌現象，一直是公開的秘密，2005年一篇《Boss-zilla》的專題報道中，魯丁本人聲稱自己過去五年燒傷了119名助理。

然而，毫無疑問，這樣的行徑過去在公眾眼中是充滿魅力的，媒體曾贊揚他“迷人得眼花繚亂”。

正如報道中所說，“當權力不平衡達到最極端時，虐待行為往往會被忽視或包容。”

「娛樂業充斥著虐待和有毒工作環境的故事——這些都是由強大的惡霸們造成的。他們咆哮、咒罵并稱人們‘白癡’，不顧在同事面前發生的羞辱或尷尬。

不幸的是，娛樂業是惡霸的滋生地，這些惡霸通常雄心勃勃、機會主義、好斗、強大和好勝。長期以來，霸凌者一直被借口‘事情就是這樣’，他們常常占據領導地位，并為其他人定下基調。」

——好萊塢消除騷擾

和促進平等委員會報告

濫用權力的欺凌行為成為一種常態。

在一個地方飽受折磨的人，換到自己的主場，便可能角色調轉，分分鐘變成職場霸凌的“施暴者”。

比如大碼黑人女歌手Lizzo，在種族、性別、身材問題上都曾是被歧視的一方。

但去年，她被多位前巡演伴舞起訴性騷擾、身材羞辱、制造有毒的工作環境。

回看內娛，例子只多不少。

在資本-明星-工作人員的權力金字塔中，欺凌現象宛如鏈條一樣向下傳遞。

楊璐曾在綜藝《各位游客請注意》中曝光過自己做助理的遭遇，藝人曾把他丟在高速公路上，也曾因為自己怕黑怕吵而強迫他睡酒店浴缸和走廊。

金靖給助理扣錢事件，讓許多人關注到這個演藝圈底層職業的待遇，「月薪8000，做錯事還要扣1000」。雖然當時引發巨大輿論，但想必這已經不算特別差的待遇了。

許多網傳藝人助理的招聘條件上，上至對接工作下至家政料理，但底薪三五千，堪稱為愛發電。

路透里的藝人助理有多么細致入微：手接口香糖、跟在屁股后面撿鞋子、幫藝人洗內褲、跪地式幫穿鞋、還要能剝出“冰但不能太冰”的荔枝......

多得是藝人不會自己開門，不會自己穿鞋，理直氣壯做巨嬰。

然而，這樣宛若封建社會里仆人伺候大老爺的服務方法，業內早已習以為常。

這甚至談不上惡意欺凌，我想身處其中的工作人員和藝人本身，或許也沒有察覺。

因為在這樣等級制度森嚴的場域里，人人都知道，活在權力下位的人沒有尊嚴。

媚權思維，從未消失過

那么，公眾是如何對待這套借尸還魂的封建敘事的呢？

很遺憾，它同樣建構著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

八卦新聞里永遠不缺拜高踩低的抓馬場面。人們熱衷于看明星們為了番位爭奇斗艷，也熱衷解讀一張合照里誰看不上誰、誰又在跪舔誰，把演藝圈的咖位等級倒背如流。

人們也愛看苦媳婦熬成婆的故事，張頌文去年大火，連他早年在沙漠里撿垃圾被劇組拋棄的事情也被翻出來，網友幫他鬧到當年的導演那里討個公道。

可見，我們對反叛演藝圈陳腐的等級制度的最大想象，就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熹妃回宮”。

人們還愛把這套等級思維貫徹到自己身上，喜歡某個名人，那ta便是“主子”，自己是“老奴”，其他人是“洗腳婢”。

反正用詞是跳不出這個紫禁城了。

萬柳少爺火的時候，粉絲自稱“老奴”

無論多么厭煩這套敘事，在我們的話語中，媚權思維依然是主流。

人們熱愛權力，熱愛權力上位者，會自動合理化上位者的一切。

可我們似乎從未真正反思過，應該如何對待權力下位者。

就像「片場暴君」這個標簽，即使在今天，也會有不少人認為是褒義詞。上位者總是自然而然收獲了一切，錢、權、公眾的維護和崇拜。出了什么事，公眾也會率先共情那些大人物。

而犯錯的下位者，有的是人沒好氣地挑他們毛病，一定是ta“沒能力”“笨”“太脆弱”“出來賺錢還這么矯情”。

當我們置身事外，權力成了最好的春藥。我們大可盡情仰視著那些大人物的殺伐果斷、鐵腕無情，就像歷代暴君都有粉絲無數，連希特勒都有信徒若干。

但問題是，我們從來無法真正的置身事外。

那些被不停復刻的等級制度，不也在我們身處的現實生活中不斷重演嗎？

那些卑躬屈膝的助理、那些被要求重復上百遍的演員、那些被羞辱被爆粗口被PUA的員工......不也是另一個行業里的我們嗎？

被標成“幾級工蜂”分為三六九等；

對上司點頭哈腰對領導有求必應；

前輩會大呼小叫，讓你端茶倒水取快遞；

上級會隨意謾罵，“996是你的福報”。

被上位者壓迫，對我們來說一點都不陌生啊。

所以，與其共情惡霸，不如共情與他共事之人的痛苦。與其崇拜暴君，不如想想活在暴君手下是什么慘狀。

希望下次看到這些鐵腕大人物，我們能停下媚權的慣性思維，不屑道：

會當惡霸有什么了不起，有本事做個文明人，把人當人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