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作為20世紀中國的重要標志性人物，毛澤東、周恩來以如椽之筆改寫了中國與世界的歷史。他們之間的“天作之合”不僅產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學境界。在中外政治史上，雖不乏兩人并稱的例子，但與“毛、周”相比，其遜色之處便不難立見。
在1935年遵義會議以前，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是高于毛澤東的。遵義會議后，周恩來則成為毛澤東的主要政治助手。
在殘酷的革命戰爭時期，領導者的軍事才能決定革命隊伍的生死，在遵義會議之前一段時間，周恩來是中央蘇區主要負責者，同時也是最高軍事指揮者，幾年時間他也指揮了幾次戰役，有勝利也有失敗，不過，總體來說，是失敗居多。在與毛澤東并肩作戰過程中，他一步一步認識到毛澤東卓越的軍事才能，更意識自己在軍事上不如毛澤東。
那他是什么時候意識到軍事才不比不上毛澤東的呢？
今天就來聊聊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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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毛澤東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有合作關系，此后，兩人若干共同的經歷對黨的歷史發展也有不少共同的影響。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兩人都在廣州，商討對策時都主張進行反擊。大革命失敗后，兩人都舉起槍桿子，領導武裝暴動。先是周恩來領導八一南昌起義，40天后，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
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兩人都受到了“左”傾盲動主義領導給予的錯誤處分。土地革命戰爭前期，兩人天各一方，一個隱蔽活動在敵人心臟的上海，一個轉戰于偏遠的湘贛閩粵深山。
在黨的六大上，周恩來作了軍事報告，隨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長一段時間實際上負責主持中央日常事務，包括軍事工作，聯系和指導“朱毛紅軍”。
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是黨領導的一支最大的、也最有影響的革命武裝，周恩來更是關注。但遺憾的是，他對紅四軍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來信”，由于對形勢的估計比較悲觀，對紅四軍狀況缺乏具體了解，提出讓朱、毛二人離開隊伍、部隊分散活動的建議，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對于此事，兩人后來很少提及，但無疑使彼此間多了一些了解。
周恩來沒有對毛澤東表示不滿，而且承認“二月來信”所談分散問題確有毛病。
為解決紅四軍的前委和軍委關系的爭論，周恩來提出讓紅四軍派得力干部到中央匯報。這才有了陳毅到上海向中央的全面報告，并帶回主要根據周恩來多次談話精神起草和經他審定的中央“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對毛澤東給予充分支持和維護，以此為基礎召開的古田會議，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對紅四軍的領導。
在1930年10月羅坊會議之后到1931年10月贛南會議之前的一年間。盡管項英代理過近9個月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但他不大懂得軍事，缺乏對敵作戰經驗，因此，那時的軍事決策基本上還是由毛澤東決斷的。
那段時間與他在井岡山時起主導作用的情況大體相似，因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偉大勝利。他的兩首詞作《漁家傲》所填的“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既謳歌了三次反“圍剿”斗爭痛快淋漓消滅敵人的勝利場景，也反映了他運籌帷幄、導演出“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的歡愉心態。
而此時在上海的周恩來情況有些不妙。1931年底，由于黨內大叛徒顧順章的叛變，黨中央在上海遭到了近乎毀滅性打擊，當時負責中央工作的周恩來也成了敵人抓捕的重要對象，在此情況下，周恩來不得不來到江西中央蘇區。
來蘇區后，周恩來從毛澤東手中接過蘇區中央局一把手的職務，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主持全面工作，主要負責軍事領導，也就是說，此時的他，是毛澤東的上級，負責指導毛澤東打仗。
接下來發生的一場戰役，是周恩來來中央蘇區后領導的第一場戰役，但正是這場戰役，因為他沒有聽從毛澤東的勸阻，導致慘敗，讓紅軍遭受巨大損失。
這是哪場戰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