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著日本過河，日本鄉村振興計劃，那些回農村的大學生后來怎樣了

1988年，日本經濟保持了6.66%的高速增長，1989年破了5%下降至4.93%，到了1990年為4.84%，1991年下滑到3.52%，1992年則重挫至0.9%，宣告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終結，而1993年更是出現負數，為-0.46%。此后的三十年日本經濟一直萎靡不振，甚至在2009年出現-5.69%和2020年的-4.15%的嚴重衰退。

日本泡沫經濟最瘋狂的1989年，日本富豪榜前100名中，有63名靠土地致富，27人靠持股致富。1990年，日經225指數從38915點下跌，到1990年底已跌至14309點。日本樓市從90年下半年開始松動，1990年底大城市房價開始下跌，到了1994年，東京、大阪等地的房價跌了一半以上。比較之下，我國一些地方因為房價跌了30%--40%而鬧事“維權”的老業主還懵懂著呢，他們還在繼續做著靠房子漲價成為千萬富豪的美夢，他們其實更應該了解一下，日本的房價之后仍繼續下跌，1997香港回歸，而日本則迎來了東京的房價再次腰斬。

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高速發展的城市經濟突然停滯。經濟不再發展，意味著城市不能再提供更多的新增崗位，而海量青年卻依然滯留在大都市圈，曾經吸納大量年輕人就業的大城市迅速面臨勞動力過剩的困境。據統計，僅在泡沫經濟時期的八零年代，每年就有超過12萬年輕人涌入東京，經濟發展停滯后單純依靠年老職工的死亡和退休釋放出的崗位遠遠滿足不了需求。至1993年，求職人數已是崗位數量的1.46倍，意味著即使所有崗位都招滿，也只能滿足70%的求職者需求。

面對這一嚴峻問題，日本政府啟動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的是兩項：一是大學和研究生擴招，暫緩年輕人就業，二是啟動了為期三年的鄉村大基建，鼓勵城市人口回流鄉村和小城市。

今天就來說說在這個被日本人稱為“逃離東京運動”中返鄉就業的大學生的命運，看看對今天的我們（不只是大學生）有何借鑒意義。

鄉村振興計劃，這個詞并不是我們首創并獨有。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工業化的發展，歐美的一些工業國已經著手實施了鄉村振興計劃。相比較起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日本由于起步晚，實行力度大，且有了歐美的經驗可以借鑒，因而日本的鄉村振興算是做的比較成功的。

日本的鄉村振興事實上起始于明治維新時期，由于開始了全面工業化的進程，傳統農村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變，大量青壯勞力從農村進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迅速造成農村空心化。二戰結束后，隨著經濟和工業化的迅猛發展，日本開始了半個多世紀的全方位的鄉村振興探索。

日本的鄉村振興計劃實行至今經歷了五個階段：

1. 土地改革，第一輪基建整備（1945—1950年代）

2. 放寬農地流轉，全面改善基建（1960年代）

3. 強化鄉村基建，鄉村美化改造（1970—1980年代）

4. 鄉村大基建，開發鄉村旅游，促進市民下鄉（1980—1990年代）

5. 推進可持續發展與數字化（2000年至今）

從上可以看出，我國的鄉村振興其實也走了相似的道路，是否可以看到新農村建設、村村通工程、撤村并鎮、精準扶貧、美麗鄉村建設、發展鄉村旅游、綠水青山等等一系列舉措反映的是我們正處于第四個階段中。正因為如此，日本在九十年代實行鄉村振興，在此浪潮中回鄉人的命運對于我們普通人具有很強的參考意義。

據日本農林省統計，整個三年基建計劃期間，有超過200萬人從大城市回流到鄉村；大藏省的統計數據是1992年--1995年期間，每年有超過70萬人從都市圈回到鄉村和小城市就業，其中一半以上是建筑業從業者；厚生省的數據是三年間成功地從大城市向鄉村分流了30萬大學生。東京得以連續三年實現人口負增長，暫時緩解了城市的就業壓力。日本有一億多人口，所以從人口基數上看，把日本的數字乘以10差不多就能得出我們的大概數據。

日本政府啟動鄉村振興計劃的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想通過大基建刺激經濟。1992年，日本推出著名的《鄉村振興法案》，根據大藏省統計，1992年至1995年，共有25萬億日元流向鄉村基建市場。城市的房地產崩盤，但是基建投資帶動了建筑業的逆勢增長，日本的建筑業從業者人數卻從泡沫前的510萬人，逆勢增長到1997年的700萬人，成為泡沫破裂前7年日本從業人數增長最快的行業，建筑業從業者成為了這一輪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日本的這輪鄉村基建投資，由于匆忙導致項目論證不充分，很多僅僅是為了基建而基建，并未能有效用于民生建設。

1970年代席卷日本的造村運動，本質上是為了緩解城市化與工業化帶來的農村衰敗與生產力下降。造村運動之下，鄉村的基礎設施帶著城鄉等值的標尺進一步強化，很多鄉村的基礎設施完備度和面貌已不亞于城市水準。

在農村基建水平已經較高的基礎上投入海量資金擴大鄉村基建，可以說日本政府是病急亂投醫。當時，日本的各個地區為了盡可能爭取到基建預算，大量的無效建造項目被提出與實施。鄉村大基建計劃，演變成了地方上某些人的肥肉。

對于鄉村大基建的結果，日本社會形容是用混凝土將鄉村重新包裹了一遍，建造了大批“無用的橋”。

日本全國鐵路總長度約4.7萬公里，在小小的國土上構建起了龐大且交織嚴密的鐵路網絡，日本鐵路系統不僅密布于大城市，更是深入了山區鄉野之中，1000多個道站中超70%建在丘陵地區，聯通起了全國的每個角落。公路方面，有一個說法，日本的每個鄉村都有一個高速公路出入口。如果說公路、鐵路的基建還算是中規中矩的投入到民生領域，但全日本55%的海岸線都被混凝土覆蓋就有點扯了。

回頭再看看我們自己，僅看看前一段很喜歡找女下屬喝茶聊天的江西萬年縣那個書記，其任上蓋起的氣勢恢宏的這個中心那個體育館，這對于毫無知名度的一個小縣城能帶來什么經濟效益？比萬年縣做得更過頭的地方多了去了，這些地方的領導是否就是那些喜歡吃肥肉的某些人？

大基建能夠短期內拉高GDP，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但這是把雙刃劍——當基建投資停止，這些人為創造的崗位必然迅速消失。

像我國一些地方建設起來的那些個中心、展館等，建成后不僅不能自身造血產生效益，還得增加維護運營人員，這些人毫無例外列入了地方政府的財政開支內，許多編制即因此而增設。又能讓GDP亮眼，又能為自己升高鋪平道路，還能解決一些關系的子女就業，還能吃上肥肉，怎么看這對某些人全是好處。

其實日本的中央政府是清楚鄉村大基建會帶來怎樣的危害，1995年的經濟白皮書已經明確指出，過量的基建投資并沒有被有效用于民生建設，其對于國民經濟增長的刺激，效果已經十分微弱。

1995年，日本的GDP增長終于回到2%以上達2.63%，但此時核心都市圈的失業率依然超過3.5%，城市的就業壓力依然巨大。在兩難的選擇中，日本政府選擇了繼續大基建。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如果馬上停止基建，則通過基建創造的海量鄉村崗位，就會迅速消失，而此時核心都市圈不可能承受如此多的人口轉移，但是，如果繼續采用大基建刺激，則還能夠延緩一段時間，以等待經濟的好轉。

對照看一下我國。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導致歐美各國對工業品的需求直線下滑，由此造成我國沿海許多地方的企業出口訂單銳減，各地陷入停工潮。據統計，這一輪停工潮就導致至少2000萬人失業返鄉。2008年，我國在大幅增持美債的同時，啟動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很多人對此應該是記憶猶新，坊間有一個說法：救美國等于是救中國！

現在回過頭來看，增持美債救美國是有效果的，保證了出口企業的訂單。但是，那四萬億的投資，本應是大量投入到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卻大部分先是進入股票市場投機，繼而進入了房地產市場，掀起了愈演愈烈的房地產投機熱潮。不過，也確實在短期內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

08年的我國是由于外因的沖擊造成的大量停工潮，而日本90年代是因其內部的股票投機和房地產投機造成的硬著陸沖擊，導致系統性金融崩潰，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因而，我國在2008年獲得了成功，但日本不可能僅僅依靠大基建就能渡過危機！

1995年以后，第一輪鄉村大基建的浪潮基本消退，部分鄉村開始出現少量的人口回流都市。日本政府立馬開始了第二輪刺激計劃，不過這一輪由鄉村基礎建設轉為了鄉村旅游投資，推出了《鄉村休閑促進法》，鼓勵民間資本在鄉村建設度假村等休閑設施。

鄉村旅游投資馬上就成為了日本新的投資風口，日本的銀行業正因房地產泡沫破裂苦于發不出貸款，于是，海量的銀行貸款也馬上涌入鄉村旅游行業。根據日本旅游局的統計數據，《鄉村休閑促進法》實行六個月后，新增開工了109個大中型旅游度假村，至1998年，全日本僅滑雪場就超過了700座。當時，幾乎日本的每個鄉村都在發展各自的特色旅游項目。

再看看我國，各式各樣的度假山莊遍布各地，只要有座山有條溪流有個溫泉眼的地方都有大型度假村，很多地方上的縣，幾乎每個鄉都在搞自己的特色旅游。

一邊拿著中央的轉移支付，一邊建起來的奢華的重慶某度假村

其實性質類似，都是在房地產信貸持續萎靡的情況下，民間資本與政府資本共同參與的結果。這些與以前農民自發建設的農家樂、漁家樂不同，早已充滿了資本的銅臭味。君不見，大理洱海邊那成片的民宿又有幾家是真正的當地人開設的？

學習or旅游？

這一輪鄉村旅游潮帶動了大量服務業人口返鄉。1996年，隨著各項旅游基建項目陸續投入運營，鄉村中高附加值的旅游業收入開始增加，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開始迅速縮小。至1997年，得益于旅游業的收益，日本農村家庭可支配收入達到歷史峰值。而此時，日本的都市由于承受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企業普遍實行降薪裁員，導致當年日本農村家庭的收入達到了城市工人家庭收入的1.26倍，這更進一步刺激了城市人口的返鄉就業意愿。

這個很容易理解。假設你在高樓林立的北上廣深漂著，每月拿著6000多元的薪水，衣食住行的生活成本高昂，工作壓力大，無親朋無故友，這時候如果在自己的家鄉找到了7000元的工作，肯定會立馬打包回老家。

日本泡沫破裂的前7年，1990年—1997年，每年的破產企業數均超過1.4萬家。銀行大量壞賬無法收回，金融公司的不良資產總額高達13萬億日元。1994—1995年，東京協和信用社、安全信用社、宇宙信用社相繼倒閉，其中宇宙信用社是日本最大的信貸聯盟信用合作社。1995年8月兵庫銀行倒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倒閉的第一家商業銀行，打破了“銀行不會破產”的神話。

這個時候的日本，在泡沫經濟破裂的陰影下艱難地維持著。然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證券破產，日本的金融體系開始崩潰。1998年，危機的影響越來越大，一家家金融機構和銀行排著隊破產，日本迎來了泡沫破裂后最大的破產潮。隨著銀行業的崩塌，依靠銀行貸款苦苦掙扎的大批日本企業倒閉，日本政府這個救火隊長只得草草收場鄉村振興計劃，被迫超發海量債務用以拯救城市中倒閉和瀕臨倒閉的企業。

此時的日本鄉村則面臨著雙重沖擊：第一個是海量資本抽離用以挽救城市企業，第二個是那些大量通過銀行貸款盲目建設的度假村，由于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原先還可以依賴銀行貸款維持運轉，但由于銀行體系的破產，同樣也迎來了倒閉潮。日本鄉村依賴舉債搞基建的模式無法持續，就業繁榮開始破裂。

1999年，日本出現了地方債務危機，各地債務總額達到了恐怖的180萬億日元，是1989年的3倍。近幾年，我們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是美國聯邦政府關門，不過美國往往都在最后一刻通過再次舉債而渡過政府倒閉的危機。但是對于當時的日本鄉村，就算想舉債也已經找不到可以借錢的地方，巨量的債務不僅讓鄉村無法承擔各類基礎設施運維的費用，很多鄉村的收入甚至還不起利息，喪失了基本的償債能力，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財政撥款維持運轉。

根據日本官房廳統計，1999年有20%的鄉村，中央援助占到其每年財政收入的50%以上。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日本鄉村已經事實上破產。之所以還沒破產，是因為有上面給兜底。

在我國，地方債歷來是個大問題。好在全國一盤棋，很多省市的發展是依靠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而實現的，比如看起來發展不錯的西南某省和某最大的直轄市，其獲得的轉移支付常年霸榜。而具體到縣一級的財政，現在已經有一些連工資都發不起了，需要靠上面的市一級、省一級的財政支援。

前期的大基建和為銀行續命，加之后面的拯救倒閉企業，日本的中央財政此時已非常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成為了必然的選擇。

作為個人或者一個家庭，改善財務狀況無非是兩條路——開源節流，即多掙錢，過苦日子。對于日本的鄉村，開源就不要想了，那么就只有節流——減少財政支出、壓縮機構、縮減各地的崗位。

拖到2000年，日本政府終于下定決心，啟動了那場被無數人所詬病也被無數人認為是拯救了日本鄉村的運動——平成大合并。七年時間，日本原有的3200個鄉村合并縮減至1700個，47%的基層機構在這一輪合并潮中消失。據統計，大合并完成后，日本全國鄉村僅人事支出一項每年就減少了1.8萬億日元，這個數字背后折射的是大量的基層工作人員被裁撤。

我國九十年代下崗潮

很多上了些歲數的人也許還記得，朱镕基總理當年在記者招待會上的鏗鏘之言——前面哪怕是地雷陣，我也要往前闖！其背景就是當時很多國有企業嚴重虧損，只能依靠上級的銀行撥款來發放工資。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大量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破產重組，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下崗職工。雖然這個事情到現在仍有很多人不以為然，但是正因為這個舉措，使得我國的企業在入世后能夠與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展開競爭，抓住了二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機遇。

平成大合并在日本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平成雪崩，意思是很多人的人生就像遇到雪崩一樣，根本無法躲避只能被裹挾而下。平成大合并雖然拯救了日本鄉村財政，避免了日本鄉村破產，但是對于那些端著鐵飯碗吃著財政飯的人，尤其是那些九零年代鄉村振興返鄉就業的年輕人，則成為了日本的下崗職工。

現在我國的基層組織中，充斥著各種不知所以然的類如“雙文明監察大隊”的機構，村一級、鄉（鎮）一級、縣一級，養著大批吃公家飯的人員，甚至有的地方保潔都是在編。他們的未來會否像日本平成雪崩那樣演化，留待時間吧。看到這里，你還會覺得大學生村官很香嗎？那位去社區當辦事員的北大女博士，未來的崗位會否被裁？

隨著平成大合并的開始施行，日本持續十年的返鄉就業潮徹底畫上句號，海量的鄉村就業人口失業，被迫重新回到大都市尋找工作。2001年，東京的人口凈流入回到12萬人以上，2007年更是突破了16萬人。

這個時間節點，日本剛剛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破產潮的洗禮，城市里擠滿了因企業破產而失業的人員，大學和研究生在九十年代擴招后又帶來了大量畢業生，此時又加上如此巨量的人口從鄉村返城，疊加之下，日本的失業率直接突破5%。這一段時期后來被日本人稱為超級就業冰河時期。

看看我們自己的數據

1986年，日本頒布實施了《男女雇傭均等法》、《勞動者派遣法》。派遣勞動者身份工種有13種。主要從事軟件開發、翻譯、秘書、廣播節目制作、乘務員、合約文件制作、建筑清洗、機械設計等，勞動期限不超過1年。

1996年，日本政府為應對大學研究生擴招后的首輪畢業潮，對《勞動者派遣法》進行了大幅修改，工種由13種擴大到26種，增加了書籍制作、編輯、廣告設計、室內裝修、播音員、電話營銷等，俗稱政令26業務。

1999年再次修改了法案，勞動者派遣業務領域逐步擴大，派遣對象業務原則上實現了自由化。

2000年，日本《介紹預定派遣法》實施，所謂的介紹預定可以理解為勞動中介，中介公司給價紹工作可以明碼標價收取傭金。介紹預定的勞動期限不超過6個月至1年。

勞務派遣制下，日本企業雇傭的勞務派遣員工數量占總員工比迅速攀升至30%。此后該法案不斷進行了小的修改，如將最高派遣期限由1年提高至3年。直至2015年，派遣法做了大幅修訂，廢止了政令26業務，派遣業務全部變更為“許可制”，旨在強化派遣勞動者的職位晉升、待遇改善，安定雇傭措施等方面的推進。

藍色部分為正式雇傭，黃色部分為非正式雇傭（派遣勞動者、小時工、臨時工等）

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數據統計（截至2022年1月），日本企業的正社員、職員人數為3554萬，非正社員的人數2067萬，包括派遣社員在內，還有小時工、兼職、臨時工等各種靈活用工，靈活用工占總體雇傭者人數比例超過35%。

說回到那批返回大都市的年輕人，他們已經不再年輕，開始步入35歲危機，而之前的履歷也都是鄉村工作的經驗，對于大城市的工作屬于職場小白。在求職市場，他們面對的是與那些因企業倒閉而失業的技術熟練的精英和剛剛畢業充滿活力的小師弟小師妹的同臺競爭，就業市場又是那么低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完全處于能力最弱最不適合培養的一個群體。無疑，他們只能從事低薪且不穩定的勞務派遣工作，只能不斷的打臨工維持生計。

根據日本產經新聞2002年的報道，平成大合并后的返城者，部分甚至在從事便利店員工這樣的低薪工作。要知道，他們很多人曾經都是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生，可如今的他們，卻只能從事這樣低薪且沒有前途的工作。

他們這個群體，老家回不去，在陌生的大都市疲于奔命，從事著一個又一個底層工作，被迫放棄婚姻、生育與房產，最后面對的是不斷失去的人生！

2006年，隨著NHK紀錄片《窮忙族》的播出，以這群人為原型創作的《中年漂流:無法逃離的就業困境》成為了日本的暢銷書系列，引發了日本民眾的大討論。

他們這個群體，據調查有超過一半的人曾經有過自殺念頭，他們發出了令人心碎的靈魂拷問——我這么拼命工作，為什么還這么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