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與道行

郭熙行旅圖局部

行 道 與 道 行

柯小剛（無竟寓）

中國歷代正史采用司馬遷創始的紀傳體，很能體現中國文化的個體本位特點。史撰的目的自然是要構建歷史，但歷史之為歷史的本質，在紀傳體的史撰傳統中卻不是被理解為一個連續的過程，而是被理解為一個一個從生到死的具體個人的經歷。一個人是有生死的，一個朝代也是有生死的。要想了解一個朝代的生死歷程，必須通過一個一個具體人物的生死行狀來疊加形成一個時代的印象。在紀傳體史撰中，同一個大歷史事件，會從不同傳主的角度分別側顯出來。至于這個歷史事件的終始本末，卻需要綜合許多人的傳記而構建起來。這意味著，中國歷史的主流撰述傳統是以個人為本位的，而不是以大寫的歷史元敘事為出發點的。所以，中國歷史的時間性是具身性的生命存在的時間性，其空間則是具身性的有情境和視角的空間性。

道亦如是。為什么中國思想自始就取象于道，以道為終極實在的命名？因為道與人、道與器有著極強的相即性。道總是為人之道、治國之道、翰墨之道、烹飪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庸》），“道可道也，非常道也”（《老子》首章）。離開具體的人、物、行動和事情而言道，則道恰恰成為對象性的物，而不再是道。莊子曰：“道行之而成”（《齊物論》），簡潔地概括了道的具身性和實踐性本質。甚至魯迅的名言“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鄉》），也揭示了同樣的道理。宋儒喜談天理，而又自稱道學。實際上后者是比前者更本質的命名。理之本義是玉石文理，則天理之所以然仍在天道之行跡。

《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系辭上》）被現代人割裂出來，用以翻譯Metaphysics，使道成為eidos或logos一樣超越形器之上的終極實在，實在是對道的嚴重誤解。在《易傳》原文語境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與“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并列，構成一個完整的論述。根據互文見義的語感可知，“形”“上”“下”等字眼既與“化”“裁”“推”“行”“舉”“錯（措）”等動詞出現在相應的位置，則“形”“上”“下”也是動詞，指氣化成形的過程中，上焉者謂之道，下焉者謂之器。上焉者并非無形，而是形而未已，氣化未央；下焉者并非一形永形，而是客形暫駐。無論道、器，都在“形而上”“形而下”的“而上”“而下”中而上而下，而道而器，即上即下，即道即器。所以，“道”“器”二字亦如其所對應的“變”“通”“事業”一樣，同樣也都是動詞。

莊子云：“行于萬物者，道也”（《莊子·天地》）。這意味著道不只是所行，更是能行。“行”本來就是“道”字中內在固有的構字部件，如金文《散氏盤》中的“道”字寫做：

就是一個腦袋和一只腳趾處在象征十字路口的“行”字之中。“行”本身亦如“道”，既是所行（xíng）之行（háng），也是能行（xíng）于行（háng）的行（xíng）之能力。從能行之義出發，再思“道行之而成”，或許另有一層深意，即“行之而成”之“行”可能不只是行道之行，而且首先更是道行之行，即道自身的能動性本原。道不只是被行走而后成道，而是“道自道” （《中庸》） 或海德格爾所謂Be-wegung （道路開辟） 方才使道成其為道路，然后才使行道成為可能。道路作為行道之具，與道之為能行于萬物之中的能動性本原，就這樣結合在道的簡單命名之中。也就是說，無須道外之器，就道自身而言就已經是道器相即的。道行與行道，或道之為能行之本與道之為可行之器，不可分割地共存于一道之中。莊子云：“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莊子·在宥》） 。本原的道之為一之所以“不可不易”而為萬事萬物，是因為道本身就是變易不居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