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嘲諷毛主席的文章，毛主席卻為他親書碑文，并關照其遺孀20年

眾所周知毛主席除了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在文學領域也獲得了相當成就。

身為“敵人”的蔣介石，也心甘情愿地稱贊毛主席“嬉笑怒罵皆文章”。

其文膽陳方評，更聲稱是：“非我等碌碌之輩所能為。”

但就是這樣令“敵人”都盛贊的文筆，卻一度遭人嘲諷是“老孤禪”。

然毛主席不但沒生氣，反而對其敬重有加，還在他過世后，特意關照其遺孀20年，并親筆為他撰寫了碑文。

這個人是誰？他和主席之間發生過什么？

“偉人之師”

提到毛主席的老師，很多人首先映入腦海的，想必都是楊昌濟這個名字。

但實際上，在毛主席艱苦的求學生涯中，遇見的可以稱之為“恩師”的人，又豈止一兩位。

而我們今天所講述的歷史中的主人公——袁吉六先生，也是對毛主席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老師之一。

1913年春，湖南創辦省立第四師范學校預科，決定重回學校讀書的毛主席，成功以第一名的成績被四師錄取。

而剛剛攜妻歸鄉的袁吉六，也恰巧受同鄉校長陳潤霖所邀，到四師擔任國文教員。

次年3月，四師被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

毛主席與袁吉六也又再次在一師續上了師生情緣。

從1913年春到主席1918年夏從一師畢業，整整5年半的時間里，毛主席的國文一課，皆由袁吉六所授。

而在這幾年里，兩人也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大家都知道，青年時期的毛主席，曾經非常崇拜梁啟超。

對于其所著文章，亦十分推崇。

早年在東山小學就讀時，主席就經常從表兄那里借讀梁啟超創辦的《新民時報》，并模仿其文風寫作。

實際上當時也正值康（有為）、梁（啟超）半文半白的文體風靡一時之際，學生中仿效之人不知凡幾。

但袁吉六卻十分看慣這種風格。

當毛主席“沾沾自喜”自己終于能夠寫出頗似康梁文體的政論文時，袁吉六卻給他潑了盆冷水。

說他這種文體是“老狐禪”，稱其走錯了門徑，并極力勸他學習韓愈一下的古文。

袁吉六的言傳身教，對毛主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36年，已經身在延安的毛主席，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回憶起當年在一師的求學生活。

特意提到了這位被稱為“袁大胡子”的國文老師，回憶當年被其嘲笑文章是“新聞記者手筆”，而自己被迫改變文風的經歷。

言談中滿是感激之情：

“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時仍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文言文。”

所以多年以后，在袁吉六已經過世的情況下，毛主席不僅親筆寫下 “袁吉六先生之墓”作為碑文。

1950年又在得知其遺孀生活困難時，去信湖南省長，請他“酌給津貼米若干“，使其晚年20年的生活有了些許保障。

毛主席題字

“鍋粑秀才”艱求學

毛主席在一師求學時，正值封建王朝硝煙散盡，但軍閥混戰統治下的革命風潮風起云涌。

而在湖南一師中，相比其他老師，袁吉六又稍微特殊了一點。

他生于清同治年間，且是舉人出身，在當時的教員中是年紀最后的一位。

況且他還留了一嘴的胡須，所以就有了個外號——“袁大胡子”。

不過相比于一派“老學究”的外貌，他的學識是真的淵博，授課方式也以講解精辟著稱，故而受到很多學生的推崇。

作為一名老師，學識當然是基本。

但對袁吉六來說，知識的積累過程著實不易。

袁吉六自小家境貧寒，且三歲喪母備受凍餒之苦。

自年少時便跟著身為秀才的父親浪跡苗鄉。

但盡管貧寒交迫，袁父也一直堅持讓兒子入學讀書。

在苗鄉時，他先是跟著本寨羅芳城讀了四年私塾，又在12歲因天資聰穎，得前來葫蘆寨設館的石明山看重，免其學費授課。

天資聰慧再加上勤奮好學，袁吉六長進很快，不久便熟悉掌握了詩詞歌賦的要領。

為了更好地培養他的才能，其恩師石明山又將他推薦給了鄰縣的名師許光治先生，讓其在許家寄住深造。

結束求學后，袁吉六返回葫蘆寨，一半教書一邊準備科考。

及至光緒年間（1883年），15歲的袁吉六得到消息，永順府要督考秀才。

滿心準備大展身手的袁吉六欣然前往。

但由于家貧，只能在鄰里鄉親中借了些糧食，熬制成鍋粑，作為趕考的干糧。

沒成想吃了一路的干糧，卻在考場里給他造成了“大麻煩”。

原來為了防止考場饑餓，他便在進考場前在袖子里塞了幾塊鍋粑，卻被監考官誤認為是“夾帶”作弊。

直到他坦然將鍋粑抖落在桌面上，才解開誤會。

后來袁吉六成功中舉，當時在考場上的這個小誤會，也成為了一個美談。他也因此得了一個“鍋粑秀才”的諢號。

再后來他又赴省院參加鄉試，考中丁酉科舉人，成了真正身負功名的讀書人。

但其中舉后，卻不似旁人入仕做官，反而矢志從教，半生致力于苗族、土家族和漢族鄉親子弟的教育事業，造就了不少人才。

脾氣古怪的“拔貢老子”

除了“袁大胡子”、“鍋粑秀才”這些戲稱的諢號，袁吉六還有一個被受贊譽的尊稱——“拔貢老子”。

所謂拔貢，就是科舉制度中選拔貢入國子監的生員，指經朝考合格后，可授予小京官、知縣或教職的人，算是一種身份象征。

但袁吉六這個人，從小苦讀又千辛萬苦考取功名，卻始終不入官場，晚年還以未入仕途為幸。

公元1916年（民國5年），譚延闿任湖南省長兼督軍，曾誠信延請袁吉六出任省政府機要秘書。

但時年僅48歲的袁公，卻以年邁力衰、難負重任而拒絕。

譚延闿以為他只是不想入官場，又提出請他出任國史館總編修，卻還是被推拒。

譚延闿

或許也是因為他這種“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性子，也讓他總顯得脾氣古怪。

晚年時袁吉六回鄉卜居，集中精力著書立說。

某次他再上廁所時，突然想到了一個字，就再廁所里琢磨起了它的源流。

家人見他半天不出來，怕出意外，便到廁所門口去喊他。結果卻挨了他一頓罵。

另外在教育子女方面，袁吉六一向以嚴格著稱。不過一般情況下，倒也不像其他傳統父母一樣喜歡動粗。

偶有動鞭子的情況，也要達到“打一教眾”的目的。

某次有個兒子犯了錯，他硬是把所有子女都叫過來教育，讓他們以此為戒。

最后拿起家法，狠狠在犯錯的孩子身上打了三下，邊動手還邊氣呼呼地說：

“氣死老子！氣死老子！”

其他子女看著自己老爹的架勢，嚇得在一邊誠惶誠恐地站著。

而袁吉六教育子女的這個故事，如今在當地還流傳著一個歇后語，“拔貢老子教崽———打一個教一堂”。

回顧袁吉六一生，教子課徒、著書立說。偶有余財也不置田地，而是購書興學。

成天里的他，讀書寫字日無閑暇，雖寫的一手好字，但有達官貴人重金求墨寶，卻都遭拒絕。

反倒是遇到貧苦人有婚喪喜慶，高興時就會很樂意執筆揮毫。

“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

永志紀念袁吉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