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六鎮之亂到金國契丹起義，為何少數民族政權一遷都就打內戰？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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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北魏與金國，這兩個相差數百年的少數民族政權，卻經歷了同一個困境，那就是一遷都就都爆發了叛亂，從而影響了之后的國運。那么，從六鎮之變到金代契丹之亂，遷都為什么會成為肇亂之源？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三月，沃野鎮破六韓拔陵因與戍主失和，率眾叛亂，自稱真王，改號元年。柔玄鎮等地紛紛響應，不久后，六鎮俱為叛民所占。這場叛亂雖然在第二年就被北魏和柔然聯合鎮壓，但此后不久，河北三州又接連遭受水旱之災，被遷至此地衣食無著的六鎮軍民再次起事。

自此，原先起自六鎮的反叛之火延燒至河北、關隴等腹心之地，徹底改變了北魏的政治走向。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六鎮之變的起因或許可以追溯到孝文帝遷都一事，這次遷都之舉雖然有利于北魏的漢化之路，但卻為幾十年后六鎮的離心埋下了伏筆。

無獨有偶，同樣是因為遷都，金國也失去了“北境”。金海陵王完顏亮于貞元元年（1153年）將都城從上京會寧府遷至燕京，改稱中都。正隆元年（1156年），又遷葬始祖以下諸帝至大房山。

正隆二年（1157年），毀上京舊宮殿和貴族府第及儲慶寺。通過這一舉動，完顏亮徹底將金國的政治核心從會寧轉至中都。燕京處于金國疆域中軸偏南位置，遷都此地不僅能減少西夏和韃靼的軍事壓力，更能繼續調動各路猛安謀克部眾加大對南宋的軍事壓力，似乎是百利而無一害之舉。

然而最終結果卻事與愿違，正隆五年，西北路契丹聚眾叛亂，推西北路招討司譯史契丹人撒八為首領，撒八殺金簽軍使及招討使，奪兵甲三千副，史稱撒八-窩斡之亂。雖然此次叛亂或者說起義自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隨著移刺窩斡被俘便已宣告失敗，但它帶來的影響卻徹底改變了女真北境的軍事格局。

此后，為避免契丹再次作亂，大批契丹裔猛安謀克部眾被女真裁撤，原先在西北被充作第一道防護屏障的乣軍與群牧部落們也宣告失效。

從北魏六鎮之變到金代的契丹撒八-窩斡之亂，原本被視為邊境藩籬的六鎮和契丹為何都因為遷都一事而大亂，轉而成為其統治者最為頭疼的亂源？

先來說說六鎮之變。六鎮是北魏時期北疆系列軍鎮的泛稱，又被籠統稱作“北鎮”，是北魏用于防備和征討柔然等游牧勢力的軍事節點。胡三省認為，北鎮“即魏主破降高車所置六鎮也。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鎮”。也有人認為，北鎮為設置于長城沿線，包括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赤城、沃野、御夷等諸多軍鎮的統稱。

六鎮社會構成分為兩類，一類是由軍鎮官吏、遷徙而來的代人、以及各族豪酋和當地豪強組成的六鎮統治階層，后者則主要是被北魏征服的各族部落民和一些遷徙而來的居民，其族裔成分極為復雜，如拓跋鮮卑、漢人、柔然、敕勒、匈奴、南蠻等均在此列，在遷徙至此后，這些人統稱“鎮民”。

鎮民們地位低下，形同奴隸，《魏書》稱其“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他們不僅要在軍鎮管理下進行農業和畜牧業的生產，更要承擔北鎮特有的兵役和賦稅征發。

與之相反的是，六鎮統治階層人數雖少，但卻控制了六鎮經濟、政治、軍事資源命脈。六鎮軍事官員中以鎮都大將一職地位最為煊赫，地位同于刺史，同時，由于這些大將均為朝廷所派，有著較好的轉遷和流動性，中層官員如如僚佐、諸曹參軍、函使、軍主、戍主等則不同，主要由世代定居于六鎮的本地豪族或遷徙代人組成，他們與六鎮鎮民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聲息相通。

北魏建立六鎮以來，當地就形成了鎮民-本地豪族-軍鎮高級官吏三個層級的金字塔結構，六鎮在這樣的統治結構下，一邊持續不斷的維系對于柔然等勢力的軍事壓力，一邊為北魏提供豐富的畜牧業資源。

當地部落民主要由高車人組成，他們依然保持著游牧經濟模式，在被北魏所征服遷至六鎮后，他們繼續“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后，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氈皮委積”。

如果這種統制結構和經濟模式能一直延續下去，或許六鎮之變就不會發生。但在歷史上，這種珍貴的“恒常”幾乎是不存在的。“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或許是出于對于征服南梁政權的野望，公元494年，孝文帝遷國都于洛陽。

國都得遷移意味著北魏戰略重心的南移，北魏開始于漢水、淮河一線與南梁對峙。然而，漢水、淮河一線不同于中原，水網交錯、地形復雜，并不利于北魏騎兵的馳突。從遷都到六鎮之變的三十年間，北魏雖屢屢南下卻并無多少斬獲。

相反，連綿不斷的戰事卻讓這個北方勢力陷入戰爭的泥潭無法掙脫。“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

與之相反的是，此時柔然與北魏的矛盾卻趨于緩和，尤其是在敕勒人十萬余落在西域建立“高車政權”，脫離柔然統治后，柔然轉而對高車用兵，無暇南顧后，六鎮的軍事價值也就有所降低了。在北魏陷入與南梁政權無盡的消耗戰爭后，曾經被視為國之爪牙的六鎮開始被忽略和邊緣化。

這種邊緣化的狀態體現在各方面，此前，北魏諸帝對于六鎮將官的任命極為重視，對于鎮將的提拔更是優于其他地區，史載“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

遷都之后，由于陰山防線不再是關乎國都安危的核心，六鎮將領升遷之路亦受拖延，專事聚斂充塞其中。就連六鎮都成為囚徒發配流放之地。底層鎮民們被視為“北人”，飽受欺凌，而即使是鮮卑族裔和鎮將軍官們，也因為“六鎮鮮卑”的身份被“近洛鮮卑”們視為不開化的邊鄙之眾。

這種政治上的孤立導致六鎮內部各階級自我認同的產生。“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六鎮起義失敗后，高歡、宇文泰等人正是打著這一旗號才能將大量六鎮降戶聚攏在自己周邊。

另一方面，經濟上的忽視更是成為促成六鎮叛亂的直接導火索。“及蠕蠕（柔然）主阿那瑰叛亂，鎮民固請糧廩，而景不給。鎮民不勝其忿，遂反叛”。

雖然六鎮之變的直接導火索是鎮將于景措置不當，未能及時處置鎮民糧廩不足的問題，最終釀成潑天大禍。但“而景不給”的背后，或許還有著更為深層的原因。

農耕文明相較于游牧文明最大的優勢或許不是產量，而在于穩定性。從《魏書·靈征志》的記載來看，牛、羊等牲長的旺季是5月至7月，但此時卻也是六鎮“大雨雪”、“寒雪”、“隕霜”、“大霜”頻發的時段，這些對于六鎮畜牧業無疑是滅頂之災。

畜生

《靈征志》同卷有載：“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鎮官馬為蟲入耳，死者十四五。蟲似螝，長五寸已下，大如箸”。與相對穩定的農耕經濟不同，畜牧業幾乎無法抵抗極端天氣所帶來的影響。為維系六鎮的軍事作用，北魏長期通過“租輸三等九品制”由幽、定、安等州向六鎮輸送糧食。

但這種運輸之消耗不可謂不大，以沃野鎮為例，根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資料計算，其軍糧由薄古律等鎮運往，其中運輸壓力最小的薄骨律鎮距離沃野360公里。而距離最長的安定鎮距離沃野為794公里，可謂貨真價實的千里饋糧。

在舉國征討柔然的大形勢下，運輸壓力所產生的爭議自然會被暫時擱置，然而一旦六鎮成為實打實的邊鎮，不復之前的關鍵，千里饋糧自然就成了一筆必須要算一算的經濟賬，而在這種衡量的天平之下，邊緣化的六鎮與烽火連天的漢水、淮河戰場，孰重孰輕自不必說。

《魏書帝紀卷九》所載，正光五年北魏改州為鎮的詔書曾經委婉提到：“以其誠效既亮,方加酬錫,會宛郢馳烽,朐泗告警,軍旗頻動,兵連積歲,茲恩仍寢,用迄于今。怨叛之興,頗由于此”。顯然當時的朝廷也十分清楚，六鎮之叛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因為對六鎮供給的失序。

這種失序導致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物資的短缺引發了劇烈的社會動蕩，六鎮再難充當抵御柔然時的物資征發中心，因此，北魏采納源懷的建議，在六鎮要害處修筑城防，期望以此節約軍資、集中軍事力量。

但漠南地區東西橫亙兩千里土地，如此大規模的修筑工程，其徭役皆需要由鎮民們承擔，本就因糧食不足而日益窘迫的鎮民們自然備受其害，此舉無疑進一步激發了鎮將群體和鎮民之間的矛盾。

正光五年時叛亂鎮民幾乎不約而同對豪帥、軍吏所居住的鎮城進行圍攻，一方面是為了宣泄不滿，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只有這些鎮城才有能夠活命的充足糧餉。從這一點上來講，若只是將六鎮之亂視為一場反對漢化政策的暴動，確實是有失偏頗的。

金代契丹之亂其實也是同理。雖然完顏亮遷與契丹之亂不無關聯，然而實際上，金自立國以來就持續執行這向南的戰略部署，根據余蔚《完顏亮遷都燕京與金朝的北境危機——金代遷都所涉之政治地理問題》的說法。

“它（金國）在東、西、北三面之“謙退”，是因為它有一個固定的發展方向，一個在本政權盛時始終傾盡全力對抗、打擊的對象，即宋政權。”而完顏亮的政策，只是“有力推動而非扭轉這一戰略傾向。”

到了完顏亮時期，在女真猛安謀克們已經中心轉南的前提下，為了繼續支撐北境防線，只能繼續以當地的契丹猛安謀克以及汪古、塔塔兒等歸降部落作為防御力量。

這些軍隊按照構成可以分為簽軍和招討司屬部兩大類，前者為本身就駐扎在西北邊疆的簽軍部隊，包括永屯軍分番屯戍軍，后者則是遼滅亡后西北邊地的契丹等部族，這些部族會根據不同規模和實力分為猛安謀克、乣和部族三類。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種部隊，相比于簽軍，這些招討司屬部更加類似于金代版本的六鎮部落民，軍事色彩更加單薄一些。為方便管理和安撫，金人在屬部設立勘事官處理其內部獄訟，并在災時進行賑濟，非戰時，則同樣會向其征收糧餉馬駝等物資。

通過這種間接管理的方式，金國可以以較為低廉的維持成本在西北布置一條人數相對密集的軍事縱深，以實現對草原部落的防御和預警。對于部落民而言，通過提供糧餉馬駝和人力資源，他們也能得到金朝的庇護，減少因兵禍天災而遭受滅頂之災的可能。

然而，這種相對公平的合作模式在完顏亮時代被徹底打破了，“正隆五年，海陵征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楊葛盡征西北契丹丁壯。”所謂“盡征”是一個什么概念？按照《金史簡編》的說法，在當時，“凡是二十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都在被簽發充軍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文網上所說簽軍，多指遼金時期兩國強行簽發漢人為軍，尤其是金人征宋時強迫征發兩河等地漢人平民充軍為炮灰的劣跡。但從《宋會要》《金史》等文獻記載來看，“簽軍”一詞的含義相當廣泛，并不局限于漢人，也包括契丹、渤海民等部族。

如《金史》記載：“契丹入戶，累經簽軍立功者，官賞恩利與女真同”，根據《漢兒、簽軍與金朝的民族等級》的分析，簽軍的性質和待遇會因為所簽之人的族別和地域有所不同，其中契丹地位次于女真、渤海人，雖強于漢兒（指北地漢人）和南人（南方漢人），卻依舊屬于三等族群。

從之后的結果來看，這次大規模的軍事征發，其調度和規劃幾乎是一地雞毛。其簽軍方式之粗糙，讓這場軍事動員徹底成為一場鬧劇。

可以說，正隆中傾盡國力、盡起“西北路契丹丁壯”南下，無疑進一步激化契丹與女真之間的矛盾。金制“十七為丁，六十為老”，“每有征伐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動。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或即盡揀取無遺。號泣怨嗟,闔家以為苦”，或許因為其氏族制度殘余的影響，金國的軍事動員政策相對粗暴，很少考慮對于日常生產的兜底保護。

更為關鍵的是，北境契丹本就與更北方的鄰居連年征戰，雙方已然結下生死血仇，他們如果被調往南方，其部落將長期處于毫無軍事保護的境地之下。如此，即使他們僥幸得免于戰陣，當他們從南方歸來，面對的也極有可能是已經被燒成白地的家園。

截止此時，事情也并非沒有轉機，契丹人曾向海陵王派來的燥合、楊葛兩位使者陳情，訴說厲害。然而或許是因為了解海陵王對于揮軍南下的執念，擔心被海陵王怪罪，燥合不僅沒有轉述契丹所請，而是繼續強征契丹為兵，楊葛雖預見此事可能釀成大亂，卻同樣未敢上奏，最終在惶恐不安中憂懼而死。

就這樣，金國失去了消弭叛亂的最后機會，《金史·世宗紀》記載：“海陵南伐，天下騷動。是時，籍契丹部人丁狀為兵，部人不愿行，以告使者，使者燥合畏海陵不以告，部人遂反。”

在這種情況下，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一稱薩巴）等殺死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等人，推舉都監老和尚為招討使，率領契丹人發動起義。起義雖然起自西北路，但很快引動上京烏古敵烈部、信州、濟州、山后四群牧、山前諸群牧，以及東北各地契丹民群起響應。

從表面看，六鎮之變和金代契丹之亂都是因遷都而引發的軍事動亂。但這種歸因卻有些失于寬泛，尤其是六鎮之變，人們常將這次變亂歸結于漢化鮮卑和六鎮鮮卑的離心和割裂。

然而實際上，遷都之后軍事和經濟上的長期忽略或許才是致使六鎮之民盡皆反叛的直接根源。災害頻發、兵禍不斷、腐敗橫生，被漠視的鎮民已然失去安身立命之基，只能在野心家的裹挾下死中求活，就像薛海波所說，六鎮暴動不過是鎮民們“為生存而反抗”。

至于金代的契丹之亂同樣如此，當朝野上下都在有意無意的忽略北境契丹的哀告和騷動后，后者的倒戈相向就已經變得不可避免。

參考文獻：

1、薛海波《“為生存而反抗”--論北魏六鎮經濟與六鎮暴動的原因》

2、喬桂英《六鎮起義的氣候因素探析》

3、郁沖聰《論北魏六鎮的軍糧問題》

4、彭豐文《碰撞、交融與認同：北魏六鎮社會與六鎮起義的再認識》

5、余蔚《完顏亮遷都燕京與金朝的北境--金代遷都所涉之政治地理問題》

6、孫文政《金代上京路軍事研究與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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